巴黎圣母院大火，所幸，修复与破坏总是交替发生

　　风格式修复

　　勒-杜克一生修复了百余处历史建筑，主要为教堂、城堡和古镇，如维泽莱的圣玛德琳教堂、巴黎圣丹尼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巴黎圣礼拜堂、亚眠大教堂，图卢兹的圣塞南教堂、卡尔卡松城堡、皮埃尔丰城堡，等等。第一项修复可谓勒-杜克的修复业起点，也是他建筑修复理念的成型处。虽说早在1835年他即认识到哥特式建筑的理性逻辑，但直到接触圣玛德琳教堂，通过考察该教堂所体现的罗曼式建筑向哥特式建筑的转变，以及其间各种或拙劣或用于加固的修复和增建，才真正认知哥特式结构的理性逻辑，其风格式修复观正是基于在该教堂修复实践中的点滴积累。而有关后三项修复的画作则成为法国历史建筑展览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图片。

　　经他修复的历史建筑，大都经受住了自然和人为的侵蚀，并被镀上层层时光之魅，成为法国建筑艺术之瑰宝。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修复之父”的修复作品在完成之时及在后来的修复界，并非一边倒全都得到赞扬。相反，却是备受谴责，原因之一在于太多的改动或者说对原作过于大胆的干预。圣玛德琳教堂几乎被推倒重建，他接手圣丹尼大教堂修复时的第一件事便是拆除北塔楼。若将他对圣丹尼大教堂修复后的不对称西立面与原有的圣丹尼修道院模型对比，则不难理解人们的谴责。然而，因为北塔楼近乎完全倒塌，不如此大动干戈，这座巴黎最早的大教堂将面临消失的危险。即便是大教堂内部也遭到很多改动，至少到1875年，这所修道院大教堂在历经70年荒废之后，终于恢复其神圣之位。今日所见大教堂的西立面虽有缺憾，内部依然令人震撼，给后人留下观摩学习早期哥特式结构的良机。

　　对照19世纪30年代有关巴黎的专著里所附的巴黎圣母院插图，可以看出经勒-杜克修复后的圣母院大体保持了原样，但细节上却因变化多多而遭到谴责。但即便遭谴责，他仍继续在法国各地修复再修复，因为如果不及时修复，这些建筑物可能会永久消失。正如1843年勒-杜克与拉叙在巴黎圣母院修复竞赛提案里所言，巴黎圣母院需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修复，而不可能采取像修复奥朗日罗马凯旋门时所采取的那种保守方法。那种古迹可以合法地被保留为废墟，而对于一座仍保持实用和象征功能的建筑，修复者有义务恢复其昔日荣耀。另一个原因是其强势地位，还有，如萧伊在比较英国与法国时所言，对法国人来说，“不应触动”的古迹很少……事实上，在法国，一处历史古迹既不被认为是遗迹，也不被认为是涉及情感记忆的圣物，它首先是一件历史确定的并能接受理性分析的物品，然后才是一件艺术品……修复必定是维护的另一面，是必要的。事实上，当以雨果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注重大教堂的历史价值之时，那些生活在教堂的神职人员(使用者)更在乎保证教堂的世俗性使用功能，修复也就势在必行。

　　随着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败落和梅里美的谢世，勒-杜克逐渐淡出公众视野。1874年，他迁居瑞士洛桑，1879年于洛桑去世。1914年，他从前的学生古(P. Gout，1852—1923)出版第一本勒-杜克传记。随后的大半个世纪，勒-杜克及其代表的风格式修复在法国依然被效仿，有关他的展览和研究不断，他的建筑理念也广受现代建筑大师仰慕。需要指出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勒-杜克有关哥特式建筑理性的阐释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此后的理论家对勒-杜克的修复多持否定态度，如雷奥将勒-杜克的修复等同于对历史建筑的毁坏。邓斯莱根认为哥特式建筑的建造虽具有伟大的创造力且看上去“理性”，却也与经验、直觉，尤其是建筑师的表现力相关。勒-杜克对哥特式建筑构造的阐释同样具有创造力，但那是来自他自己的19世纪的创造力(一种对哥特式建筑的理解而非哥特式建筑的现实)。正是他的这种理解使他不适合作为见证人(见证古往今来的实际建造、工艺，包括其中的错误)来保护这些历史建筑。我们认为邓斯莱根的批评较为中肯，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在批评勒-杜克的修复时，都提到其修复后的作品缺乏诗意或生气(如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1882年拜访卡尔卡松城堡时即如是说)，却又不得不佩服其精湛的修复技艺。

　　1965年，勒-杜克于1845—1879年间修复改造过的图卢兹圣塞南教堂因为破败急需修复。负责修复的建筑师珀帕(S.Stym-Popper，1906—1969)在开始修复教堂中心塔楼时，提出将教堂重建成勒-杜克修复之前的式样。珀帕提案得到历史建筑常驻代表团(Délégation permanente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的同意。教堂中心塔楼的一期修复于1970年完工，此后的修复工作由建筑师布瓦雷(Y. Boiret，1926— )接手。虽然大多数图卢兹当地人希望保留勒-杜克修复时添加的新罗马风元素，但布瓦雷提议将教堂修复到勒-杜克修复之前的模样。这种所谓的“解修复”(Dérestauration)提案引起巨大争议，但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最终于1979年接受了布瓦雷提案。其原因众多，最主要在于，勒-杜克修复时的更改并非基于不可辩驳的考古证据，而是基于风格统一的原则让建筑变得全新。布瓦雷的解修复于1992年完工。这种对勒-杜克修复作品的“解修复”既可看作对勒-杜克修复的批判和矫正，也可看作对1964年《威尼斯宪章》的呼应：恢复原真。当然，正如对勒-杜克的修复评价见仁见智，对这种解修复的理解亦是见仁见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修复保护理念的重新发掘以及日益增多的建筑改造实践，引发了对勒-杜克的重新评估。令人感慨的是，那些曾遭谴责的随意移动被认为展示了建筑的变革，表现了新旧之痕，而非静止地僵化处理历史建筑。勒-杜克修复时注入的现代性也再次被挖掘，如对中世纪有精湛研究的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卡米耶(M. Camille，1958—2002)，在他去世7年后出版的巨著《巴黎圣母院的石像鬼：中世纪主义与现代性怪兽》中认为，勒-杜克1843—1864年对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将这座13世纪的标志性建筑成功转型为现代性纪念建筑。盘踞于巴黎圣母院檐壁间形态各异的、并非中世纪原件的上百尊石像鬼怪兽不再被非议为无厘头添加，而是勒-杜克的历史性再创造，象征了一个富于想象的往昔，体现了他将历史建筑修复到“时光永驻”的修复观。

　　*文章节选自《时光之魅：欧洲四国的建筑与城镇保护》 (何晓昕 罗隽 著 三联书店2018)。

　　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史上最为激荡的事件之一。合乎现实需求，也是历史必然：废除了若干世纪以来的封建王权。“自由、平等、博爱”替代传统君主制统领下的阶层等级观，贵族和天主教会把持的宗教特权被推翻，现代社会的大幕由此拉开。然而，大革命攻击几乎所有现存的权力机构，祛除种种传统、习俗乃至更改日历，强行粗暴地将现代与传统一刀斩断，对艺术品和历史建筑的毁坏可谓惨烈。一般认为，1789年7月14日巴黎巴士底狱被攻陷并捣毁，是为“大破坏”之开端。随之而来的破坏从两层展开：一是言辞：更改诸多城市、广场、教堂之名，因这些名称体现封建制王权意识形态或宗教印记，有悖于新时代，需要代以象征“自由、博爱、平等”的名称;二是物件：国王、贵族的私有财产被没收充公，他们的宫殿、城堡、雕像，乃至墓穴均遭捣毁和拆除。

　　两个层面相辅相成，易名使这些名称的载体失去原有的品质和地位而遭进一步毁坏，大批历史建筑被捣毁，艺术品流失。中世纪教堂和修道院多遭灭顶之灾，其内的圣坛、墓碑乃至雕像均难以幸免。作为大革命爆发地，巴黎遭受的破坏尤为惨烈，原有的300多座教堂仅剩1/4。巴黎圣母院伤痕累累，竟于1794年沦为葡萄酒仓库。说大革命带来的破坏超过此前200年来因文艺复兴及巴洛克时代建造所累积的所有破坏，毫不夸张。

　　所幸，修复与破坏总是交替发生。意大利如此，法国亦如此。大革命导致的大破坏随即遭到谴责，这谴责带来对古迹的关怀乃至修复保护，如古物学者米林(A-L Millin，1759—1818)1790年开始出版六卷本《国家历史性纪念建筑文集》，第一卷即提出“历史性纪念建筑”(monumenthistorique)概念，它包括古代城堡(châteaux)、大修道院(abbayes)、修道院(monastères)以及所有能再现法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物件或建筑。萧伊认为米林的工作仍停留在古物学者角度，意在通过提供(历史建筑的)图像及相应的描述来拯救那些将遭破坏的物件。即便如此，米林提出的新概念还是唤醒了法国人的保护意识。

　　具有特别意义的是，这次大革命跟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因为这一次，国王、贵族、教会的私有财产不仅仅被破坏，还被没收充公为国家财产。

　　大革命政府本打算出售这些被没收的财产以充金库，但遭到革命委员会一些成员反对。这些人提议另立一个委员会专门照看这些物品。反对派领头人米森­-胡基(F. P. de Maison-Rouge，1757—1820)还从国家遗产和国家财产两个层面提出“国家遗产”(patrimoine national)概念。若卖掉，这些财产会再次落入私囊，变成私人遗产而非国家遗产，失去让大部分民众接触的机会。反之，人们可从对家族遗产(patrimoine de famille)的自豪转为对国家遗产的自豪，从而获得一种新型爱国观和国家意识。该想法得到大革命政府的认同。于是，国家有责任照料保护国家遗产。新一轮保护便有了两个质的飞跃：一是把保护提升到国家层面，二是把保护落实到行动，保护从上述古物学者米林倡导的对“历史性纪念建筑”的文献或刻印图板保护走向实物保护。

　　大革命后不久，法国立法命令各市、州政府将国家财产列出清单并建立监管体系，如1790年10月，国民制宪议会(L’Assemblée nationaleconstituante，即前国民议会)颁布律令，要求有关部门“尽其所能评估并保护属于国有财产的古迹、教堂及其他宗教建筑”。之后，历史建筑委员会成立，对应受保护的建筑列出清单并落实保护措施。随后的几年，委员会名称和构成虽屡有变更，却一直致力于保护，并推动了1810年开始的法国第一次大规模历史性纪念建筑普查。

　　与罗马教皇一样，大革命政府亦具有强烈的两面性：在基于平等、爱国等原则发布保护法令的同时，又觉得必须清除那些封建遗产而颁布法律让圣像破坏运动合法化。关键时刻，是一些睿智的个体或“孤独英雄”发挥作用，将大革命的法国从“破坏的缩影扭转为保护的诞生地”，如1793年，政治家拉卡纳尔(J. Lakanal，1762—1845)及数学家罗梅(C.Romme，1750—1795)呼吁保护历史古迹及艺术品，并催生了政府于同年颁布对历史古迹及艺术品毁坏者实施惩罚的相关法律。布卢瓦主教H.格里高利神父(H.Grégoire，1750—1831)自1794年1月始，连续向国民制宪议会递交了多份报告，谴责破坏行为。其中一份报告借用公元5世纪旺达尔人洗劫罗马的典故，将破坏文化艺术的野蛮行为定义为——旺达尔主义(Vandalism)。

　　因为“破坏”与“反破坏”的不断较量，即便破坏行为远没有完全停止，大革命仍孕育出前所未有的保护理念、法律及相关举措：如“国家历史古迹”概念、“国家遗产的科学和艺术”概念及其教育功能、国家管理遗产的职责、将国家遗产列出清单并进行分类的做法等，都具有划时代意义，并对欧洲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从此，国家认同(NationalIdentity)抑或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成为保护各自国家遗产的重要动力，亦让各国的保护行为上升为“运动”(Movement)。“国家遗产”及“历史古迹”等概念，比以往古物学上任何一个类似概念所涵盖的意义都更为广阔，可谓历史建筑保护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此外，法国人还开始关注国家遗产及其周边的环境。

　　1830年，自由主义君主路易·菲利浦一世(L.Philippe I，在位期1830—1848)登基，开启了法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同年，设立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历史性纪念建筑保护总督导(Inspecteur général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职位，维泰(L. Vitet，1802—1873)担任总督导。法国的建筑保护从此走上“正轨”，上述大革命时期所有关于保护的理念、法律和举措都被成功植入国家法规和政策性文件。这些法规、文件极大地推进了法国历史古迹保护，也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乃至全球。

　　历史和文学的旁枝侧叶

　　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呈现自由竞争新局势。然而，战争频繁，社会纷乱，政治黑暗。历经憧憬和失望的历程之后，人们发现大革命所确定的资产阶级制度远非启蒙思想家所描绘的那么美好，社会各阶层尤其知识分子对启蒙思想家的“理性王国”深感失望，于是努力寻找新寄托，浪漫主义思潮应运而生。该思潮始于德国，并迅速波及英、法，且在后两国达到高潮。一般认为，此高潮分三波延伸：第一波大约始于1805年，以英国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及骚塞)、法国夏多布里昂及史达尔夫人为代表;第二波发端于英国诗人拜伦(其1815—1825年的作品风靡欧洲)，随之是雪莱、济慈等诗人;第三波高潮大约于1827—1848年回归法国，以法国历史文学之父雨果为顶梁柱。

　　浪漫主义的文学地位早有定论，这里无意奢谈，仅对其在法国的旁枝侧叶略做梳理：法国浪漫主义如何推动了历史建筑(尤其是中世纪城堡和哥特式教堂)的保护，乃至法国的国家层面保护体系。

　　我们先说第一波高潮的法国先驱夏多布里昂(F-R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此君一生矛盾而激烈，开创了新文风乃至新流派，写作手法却是新瓶装老酒;关于革命及宗教的观念骤然兴变，出任拿破仑政权要职不久又追捧路易十六王朝;留恋旧社会秩序又向往新兴资产阶级的自由;笃信宗教又追求自由并且极端崇尚个人主义……这与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密不可分，也是1789—1830年法国社会思潮动荡不宁的产物，体现了世纪末启蒙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迷茫一代”和“世纪病”心态。

　　通常来说，夏多布里昂的作品以其去世后于1848—1850年出版的《墓外回忆录》最有成就，但他于1802年出版的《基督教的真谛》也颇值得一提。这不仅在于该书轰动了当时几乎整个法国，并促进大革命之后法国天主教的复兴乃至19世纪之后欧洲文化和宗教的发展，更在于其对保护中世纪艺术及哥特式教堂的贡献。该书写于18世纪90年代作者流亡英国之际，目的是为了维护受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及法国大革命期间政客们攻击的天主教。1802年，该书于法国面世，首版包括抒情散文集以及之前发表的两本畅销小说《勒内》和《阿达拉》。散文集从基督教教义教条、基督教诗歌、基督教艺术与文学、基督教风俗礼仪四个层面颂扬基督教的真善美。看似宣教之作，却非空洞说教，而将基督教与古代及异教文明相比较，论述基督教对艺术的贡献，让读者理解中世纪及其历史和艺术价值，创造了一种基于历史比较的文学批评方法。书中对兰斯大教堂等哥特式教堂及巴黎圣母院的抒情式推崇，对大革命期间惨遭重创的中世纪哥特式教堂无疑是一顶极为有效的保护伞。

　　如果说夏多布里昂所做的是一种间接启示，雨果则开始了直接宣战。针对19世纪20年代因捣毁大量古代城堡和修道院而被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们称作“黑帮”(La Bande Noire)的团伙，雨果1823年以《黑帮》为题作诗，发出强烈的“保护”呼吁。一年后，雨果撰文《对破坏者的斗争》，再次呼吁保留中世纪教会建筑。他认为“中世纪值得珍爱的古迹”是“古老民族光荣的证据，其上记录着有关国王以及民族传统的记忆”。因此，保皇派及共和派都要尊重古迹。针对拉昂(Laon)市政府的破坏行为，雨果将《对破坏者的斗争》拓展发表于1832年的《两个世界评论》(La Revue des Deux Mondes)。文章认为来自国王时代的建筑不应该由于其与压迫势力有关就要被砸毁。这些建筑同样讲述了法国历史。保护旧王朝的历史建筑是进步表现而非反革命行为。雨果与格里高利神父的思路一致，为政府机构的保护政策奠定了广泛的民间基础。

　　1831年，雨果发表了自己第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并在第三卷专辟两章描述巴黎圣母院的建筑艺术以及对巴黎城市建筑的鸟瞰，让尘封已久的巴黎圣母院得以重振，并上升到振兴整个民族的高度。在雨果看来，巴黎圣母院既不属于纯罗马血统也不属于纯阿拉伯血统，它反映的是从罗马风建筑到哥特式建筑的过渡，其价值绝不亚于任何一类纯风格建筑。因为如此过渡显示了艺术渐变中的某种微妙之处，若没有遗留下来的巴黎圣母院，如此将尖拱嫁接到开阔穹顶的微妙渐变也就荡然无存了……这些建筑绝非单纯个人的创造，而是社会的结晶……是整个民族的积累，是时代的积累。在谴责破坏的同时，雨果还对破坏进行归类比较：

　　查看巴黎圣母院这座古老教堂……时间施加的破坏远少于人为破坏，尤其是职业艺术人士的破坏……从这座艺术废墟上，我们可发现不同程度的三种破坏：首先是光阴，在这里那里撕开裂口然后弄得到处锈迹斑斑;其次是革命，政治的或宗教的革命，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盲目狂暴，闹哄哄冲击艺术古迹……再就是时髦风尚，越来越愚蠢荒唐，从文艺复兴时期种种杂乱堂皇的风尚开始，层出不穷，导致了建筑的衰落。事实上，时尚比革命带来的坏处更多……

　　夏多布里昂和雨果对法国历史建筑保护的贡献，得到法国第一任历史性纪念建筑保护总督导维泰的肯定。在维泰看来，如此文学魅力比那些保护学者的文字更能说服大众热爱保护古迹。维泰自己也是剧作家和历史学家，他对法国北方诸省历史建筑所做的考察报告，以及对中世纪艺术的研究和鉴赏，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法国历史建筑的保护，并为法国古迹保护领域带来一种批判和分析精神。

　　1834年，接替维泰职位的第二任总督导是作品具有浪漫主义艺术特征的现实主义作家梅里美(P. Mérimée，1803—1870)。梅里美的父亲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从事古建保护研究，他也算是子承父业。梅里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该行业中的里程碑。作为总督导的梅里美，强烈建议政府参与保护古迹(如说服议会提供保护资金)并致力发展国家层面的保护政策。他还向各省长发布命令，要求各省编制古代文物清单。1837年9月，在他的积极倡议下，法国内政部成立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Commission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研究普查清单中的历史建筑，创立“列级”(classér)体系。梅里美认为，原则上所有时期所有风格的历史建筑都值得保护，但最终把重点放到中世纪建筑上，是因为这些建筑更能体现法国传统，足见其为提升国家形象不遗余力。正是梅里美为勒-杜克的风格式修复铺平了道路，后者与法国国家层面的立法体系一起被当代保护专家誉为法国对保护领域的两大贡献。显然，梅里美是这两大贡献的重要推手。

　　风格式修复

　　勒-杜克一生修复了百余处历史建筑，主要为教堂、城堡和古镇，如维泽莱的圣玛德琳教堂、巴黎圣丹尼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巴黎圣礼拜堂、亚眠大教堂，图卢兹的圣塞南教堂、卡尔卡松城堡、皮埃尔丰城堡，等等。第一项修复可谓勒-杜克的修复业起点，也是他建筑修复理念的成型处。虽说早在1835年他即认识到哥特式建筑的理性逻辑，但直到接触圣玛德琳教堂，通过考察该教堂所体现的罗曼式建筑向哥特式建筑的转变，以及其间各种或拙劣或用于加固的修复和增建，才真正认知哥特式结构的理性逻辑，其风格式修复观正是基于在该教堂修复实践中的点滴积累。而有关后三项修复的画作则成为法国历史建筑展览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图片。

　　经他修复的历史建筑，大都经受住了自然和人为的侵蚀，并被镀上层层时光之魅，成为法国建筑艺术之瑰宝。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修复之父”的修复作品在完成之时及在后来的修复界，并非一边倒全都得到赞扬。相反，却是备受谴责，原因之一在于太多的改动或者说对原作过于大胆的干预。圣玛德琳教堂几乎被推倒重建，他接手圣丹尼大教堂修复时的第一件事便是拆除北塔楼。若将他对圣丹尼大教堂修复后的不对称西立面与原有的圣丹尼修道院模型对比，则不难理解人们的谴责。然而，因为北塔楼近乎完全倒塌，不如此大动干戈，这座巴黎最早的大教堂将面临消失的危险。即便是大教堂内部也遭到很多改动，至少到1875年，这所修道院大教堂在历经70年荒废之后，终于恢复其神圣之位。今日所见大教堂的西立面虽有缺憾，内部依然令人震撼，给后人留下观摩学习早期哥特式结构的良机。

　　对照19世纪30年代有关巴黎的专著里所附的巴黎圣母院插图，可以看出经勒-杜克修复后的圣母院大体保持了原样，但细节上却因变化多多而遭到谴责。但即便遭谴责，他仍继续在法国各地修复再修复，因为如果不及时修复，这些建筑物可能会永久消失。正如1843年勒-杜克与拉叙在巴黎圣母院修复竞赛提案里所言，巴黎圣母院需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修复，而不可能采取像修复奥朗日罗马凯旋门时所采取的那种保守方法。那种古迹可以合法地被保留为废墟，而对于一座仍保持实用和象征功能的建筑，修复者有义务恢复其昔日荣耀。另一个原因是其强势地位，还有，如萧伊在比较英国与法国时所言，对法国人来说，“不应触动”的古迹很少……事实上，在法国，一处历史古迹既不被认为是遗迹，也不被认为是涉及情感记忆的圣物，它首先是一件历史确定的并能接受理性分析的物品，然后才是一件艺术品……修复必定是维护的另一面，是必要的。事实上，当以雨果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注重大教堂的历史价值之时，那些生活在教堂的神职人员(使用者)更在乎保证教堂的世俗性使用功能，修复也就势在必行。

　　随着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败落和梅里美的谢世，勒-杜克逐渐淡出公众视野。1874年，他迁居瑞士洛桑，1879年于洛桑去世。1914年，他从前的学生古(P. Gout，1852—1923)出版第一本勒-杜克传记。随后的大半个世纪，勒-杜克及其代表的风格式修复在法国依然被效仿，有关他的展览和研究不断，他的建筑理念也广受现代建筑大师仰慕。需要指出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勒-杜克有关哥特式建筑理性的阐释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此后的理论家对勒-杜克的修复多持否定态度，如雷奥将勒-杜克的修复等同于对历史建筑的毁坏。邓斯莱根认为哥特式建筑的建造虽具有伟大的创造力且看上去“理性”，却也与经验、直觉，尤其是建筑师的表现力相关。勒-杜克对哥特式建筑构造的阐释同样具有创造力，但那是来自他自己的19世纪的创造力(一种对哥特式建筑的理解而非哥特式建筑的现实)。正是他的这种理解使他不适合作为见证人(见证古往今来的实际建造、工艺，包括其中的错误)来保护这些历史建筑。我们认为邓斯莱根的批评较为中肯，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在批评勒-杜克的修复时，都提到其修复后的作品缺乏诗意或生气(如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1882年拜访卡尔卡松城堡时即如是说)，却又不得不佩服其精湛的修复技艺。

　　1965年，勒-杜克于1845—1879年间修复改造过的图卢兹圣塞南教堂因为破败急需修复。负责修复的建筑师珀帕(S.Stym-Popper，1906—1969)在开始修复教堂中心塔楼时，提出将教堂重建成勒-杜克修复之前的式样。珀帕提案得到历史建筑常驻代表团(Délégation permanente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的同意。教堂中心塔楼的一期修复于1970年完工，此后的修复工作由建筑师布瓦雷(Y. Boiret，1926— )接手。虽然大多数图卢兹当地人希望保留勒-杜克修复时添加的新罗马风元素，但布瓦雷提议将教堂修复到勒-杜克修复之前的模样。这种所谓的“解修复”(Dérestauration)提案引起巨大争议，但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最终于1979年接受了布瓦雷提案。其原因众多，最主要在于，勒-杜克修复时的更改并非基于不可辩驳的考古证据，而是基于风格统一的原则让建筑变得全新。布瓦雷的解修复于1992年完工。这种对勒-杜克修复作品的“解修复”既可看作对勒-杜克修复的批判和矫正，也可看作对1964年《威尼斯宪章》的呼应：恢复原真。当然，正如对勒-杜克的修复评价见仁见智，对这种解修复的理解亦是见仁见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修复保护理念的重新发掘以及日益增多的建筑改造实践，引发了对勒-杜克的重新评估。令人感慨的是，那些曾遭谴责的随意移动被认为展示了建筑的变革，表现了新旧之痕，而非静止地僵化处理历史建筑。勒-杜克修复时注入的现代性也再次被挖掘，如对中世纪有精湛研究的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卡米耶(M. Camille，1958—2002)，在他去世7年后出版的巨著《巴黎圣母院的石像鬼：中世纪主义与现代性怪兽》中认为，勒-杜克1843—1864年对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将这座13世纪的标志性建筑成功转型为现代性纪念建筑。盘踞于巴黎圣母院檐壁间形态各异的、并非中世纪原件的上百尊石像鬼怪兽不再被非议为无厘头添加，而是勒-杜克的历史性再创造，象征了一个富于想象的往昔，体现了他将历史建筑修复到“时光永驻”的修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