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的文明化》：文明安全工程是个政治实践问题，民主国家需要发挥更多作用

　　尼尔·沃克、伊恩·路德;张熹珂、任勇/译

　　伊恩·路德 牛津大学犯罪学教授、牛津大学犯罪研究中心主任。曾先后出版了《英国的警务和国情状况》(合作)(with A.Mulcahy，2003)、《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犯罪与社会变迁》(合作)(with E.Girling and R.Sparks，2000)等专著，同时还担任《英国犯罪学杂志》的编辑，是当代警务与安全改革领域中的权威学者。

　　尼尔·沃克 欧洲大学学院(佛罗伦萨)法律系的欧洲法教授，并在2007年成为爱丁堡大学三百周年荣誉法学教授。他在跨国宪法理论、警务与安全研究等领域卓有建树，主编出版了《欧洲的自由、安全与正义》(2004)和《重新定位主权》(2006)等著作。

　　内容简介

　　安全是当代公共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话题，安全问题也已成为当今时代最重要、也最亟待解决的议题。本书的作者伊恩·路德和尼尔·沃克认为，安全是十分重要的公共物品，而国家应该在“安全”这一公共物品的提供和保障方面承担首要责任，并因此成为安全文明化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作者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犯罪等多重视角，为我们全方位解读了安全的文明化问题。如果想要加深对于当代安全问题的理解，相信一定能从本书中有所收获。

　　精彩篇章

　　西方国家的公民把他们现在享有的相对文明的政治环境视为理所应当，然而忽略了在大多数年代和地区这种政治权利是被彻底剥夺的。实现一种几乎不被剥夺、符合公共利益的政治模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容易的，并且在缺乏某些特定前提条件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其中一个先决条件似乎是依靠神话来延续、拥有产生和控制政治权力的人类共同体。

　　在社会调查的任何一个领域的历史发展中，或者至少在个人关于自身思想的形成时期，为了能在这个领域产生持续影响以及考虑到理论和基础之间的关系，回到根本、挖掘基础是件很有必要的事情，而且在研究项目中这也从整体上被认为是合情合理、无需论证的。我们相信关于安全的社会、政治分析以及它与现代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时机已经到来。

　　这一判断欺骗了我们今天的所有人，包括似乎影响了这个国家作为市民安全首要保证的能力的深远而复杂的改革和他们原有的竞争性反应。一方面，似乎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现代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安全功能的地位在下降，它的新自由主义化促使商人、无政府主义者在文明或者不文明、在当代和以后的社会承诺和提供安全保障中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JohnstonandShearing2003;Krahmann 2005)。反过来，这已经产生了一些反应，包括从开始的赞扬到后来的小心认可、轻微的困惑、再到对极不平等的、狭隘的结果的关注和呼吁。另一方面，在“911事件”、巴厘岛、马德里和伦敦的爆炸事件后，面对跨国政治暴力带来的社会危险，人们找不到任何——从表面看起来矛盾的——证据可以证明政府当局在许可的条件下致力于重申自身权威、重新立法。一场争议在政府和评论家之间产生。评论家认为自由民主制面临来自“伊斯兰恐怖主义”前所未有的威胁，为了保护它，国家应采取紧急、具有决定性的措施去做他们认为必要的事情，然而政府在披着“反恐战争”的外衣下，声称将以牺牲来之不易的民主权利和原则的方式来动员和选择性地应对威胁。正是在安全问题已成为日常政治话语和交流的措辞的对立背景下，重新审视现代性最深刻的难题之一进而从根本上思考安全问题，考虑享有和感到安全对于人们意味着什么，探求在安全问题和现代国家的实践之间存在的复杂、矛盾的交叉，这些问题对我们很有价值。这本书由此而生。

　　关于这个难题思考的结果很快就会浮出水面，事先把我们还没有实现的讲清楚可能是比较好的——准确地定位了书本的内容、避免给读者提供错误的观点。首先，我们还没能提供一个关于大量的研究人员和从事当今世界安全研究或者理论范式“超前”研究、全力了解它们实践活动的政府的详细的实证调研。被广泛接受而且经常被人们谈到的是探讨当代安全问题不仅仅要围绕着国家、警察、军队和相关的安全特工。私人安保行业遍及国内外，从小型本土企业到跨国公司，形式多样，在国内外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他们从事”国内”安保、跨国经济利益的保护和军事行动的开展和支持。我们有必要将私人安保添加到“基层”治安和由非国家行动人员在公民社会内部从事的保护性的活动中——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贫困社区，但不限于此。我们应从欧盟扮演国内外安全角色的角度来考虑它的发展，我们也要进一步思考各政府、欧盟、联合国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战后监管活动和社会重建中发挥的作用等等。面对这样多元化、分散化、市场化且非国家主导的环境，新的安全角色能否运作并产生效果，或者他们能否在安全网络内与“老”的保护机构保持联系，又或者主导性的制度能否在不同的管辖区域、跨越领土界线的区域发挥作用，坦白来讲，我们需要更好的经验性的知识。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多元化的安全使我们面临的任务不是仅作叙述性的描写，同样，它也不是我们在本书要解决的唯一的问题。

　　其次，这不是一本关于“反恐战争”的书。自911事件以来，西方世界各地的书店里涌现了很多被迅速组织出版的关于“恐怖主义”的专项研究，且一个接一个地声称分析出自由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利益面临由基地组织及其分支造成的极大威胁的因素，这些书或赞扬或谴责美国或其他政府界定、回应此种威胁的方式。对于这个严肃的话题，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很多文本是有治学严谨的记者和学者认真写出来的，在他们当中，比如本杰明·巴伯(2003)、贾森·伯克(2004)、约翰·格雷(2003)、叶礼庭(2004)和大卫·罗斯(2004)，他们近来的努力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出版行业已经有个明显的威胁围绕着“反恐战争”的作者形成。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竭力提醒我们的一样，这些作者以一种迫在眉睫的方式追赶事件，根本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这不利于社会科学知识的建构和理解。正如书中呈现的一样，对于这种方式，我们有必要对所谓的“反恐战争”正在渗透当代政治和安全活动的看法发表一些意见， 正如我们将从多个角度探求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安全环境的政媒介及其政府一样，表明当前对更加准确的研究和更完整的解释的需要。但是，我们想强调的是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相反，接下来是一篇关于安全理念及其与政治共同体关系的文章。对我们而言，为了更好地理解前面的问题和深入探讨未来的观点，本文试图从当前写作的及时性和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中后退一步。如果有人希望涉及多个学科的内容及使用应用性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很多方式是通过相关的研究和在犯罪学、治安与社会管理学、政治科学、公共法律与国际安全研究的思考中掌握的，我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我们得出与之前思考和描述关于当前的安保实践及其与国家实践的关系问题不一样的结果。在一些实质性的内容上，我们将列出大纲、保留安全——在社会学上它被认为代表“深厚”的公共利益——是任何良好的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我们认为民主国家有必要和责任在努力实现良好的安全环境方面发挥作用，用我们的标题说就是在实现安保文明化和释放开化潜力方面发挥作用。 我们相信这一想法不仅在有着强大社会传统的早期民主国家有应用价值，而且在那些通常以不利于公民自由的方式施政的威权主义国家的机构中也是有应用价值的，在那些缺乏一种强化安全的政治权威能力的弱小或失败国家也一样有价值。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完善这个观点通过考察如何更好地使其体系化和促进安全作为全球公共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正在写的(包括已经写的)且适度践行的是一个对民主、平等和我们想要去描写和酝酿的团结的安全文化非常冷漠的世界，这其中正如约翰·邓恩(1993：122)，他认为“任何合理和相对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希望”已被“打破”，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由主义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多地以破坏公民的民主自由的方式加入民粹主义和排外的规定。当今世界，新自由主义和它所拥护的利己主义秩序已经占据上风，它以多种方式来确保治安和安全资源是被那些具有最多经济和社会资源且远离危险的群体所掌控，因此它被人们所需要。那是一个充满独裁统治、战后分裂的社会，在那里，不安全、不平等与民主政体的缺乏齐头并进。总之，那是一个这样的社会——认可舆论、努力协调所有公民的安全利益的统治阶级政治思想意识显得遥远，而且变得越来越触不可及。

　　面对这样不利的条件，人们很容易陷入宿命论的绝望中，于是就任由事物按照其意愿发展，或者寻求对证券投资进行批判所提供的安慰式的避难，这是一些批评家在刑法和安全研究中已经发现的一种非常具有蛊惑性的方式。正如我们已经做的，或者像一些人会用艰苦的、向上的、辛勤的工作去充实社会批判，这些工作致力于弄清楚和安全风险牢牢绑在一起对于公民意味着什么;还思考如何使这种可能性有更多可能的社会和政治安排，此外，人们可能会去从事集体性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仅被逃亡的市场力量或者不文明的社会的角色所塑造，而是包容的、民主的政治在发挥作用。

　　分析犯罪和安全的社会学家已达成高度的一致并且反复地警告在安全和政治共同体之间狭隘的、排外的联系的影响。应该说他们还没有理由这样做，其原因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书中有所展开。但是这种通过公有社会写照来考虑存于安全中的风险隐患的高度敏感是要付出代价的。也就是说，未经过重视和充分推理的美德和社会效益容易导致具有共同表达和追求安全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的流失。在我们看来，未能留心所有公民与安全利害关系的影响;未能认识到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更加紧密的联盟以至于我们被迫出席现场确认，正如康德所说，逃不掉的捆绑且个人同时构成和威胁对方的安全;记录强调安全的重要意义和政治共同体依赖、表达和维持的信任的情感纽带和抽象团结的价值，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安全提供了一个渠道，也许这里有最好的渠道，对于公益理念可以给予实践性的意义对于公益理念、可以重塑社会民主政治、甚至可以根本性地更新政治活动。

　　当然，这些可能是天真的想法，不过是在寒冷和敌对的冷风中徒劳地呐喊罢了。此外，文明安全的工程最终不止是一个社会理论的问题而是政治实践的问题。但是如果这样一个工程注定被转化为政治需要，或者至少被某种形式的清晰的理论进一步推动;某种东西提醒了我们，正如C.L.R.James曾经说的，那些仅仅了解安全的人其实一无所知。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已经按照当前所了解的安全的方式去写。

　　尼尔·沃克、伊恩·路德;张熹珂、任勇/译

　　伊恩·路德 牛津大学犯罪学教授、牛津大学犯罪研究中心主任。曾先后出版了《英国的警务和国情状况》(合作)(with A.Mulcahy，2003)、《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犯罪与社会变迁》(合作)(with E.Girling and R.Sparks，2000)等专著，同时还担任《英国犯罪学杂志》的编辑，是当代警务与安全改革领域中的权威学者。

　　尼尔·沃克 欧洲大学学院(佛罗伦萨)法律系的欧洲法教授，并在2007年成为爱丁堡大学三百周年荣誉法学教授。他在跨国宪法理论、警务与安全研究等领域卓有建树，主编出版了《欧洲的自由、安全与正义》(2004)和《重新定位主权》(2006)等著作。

　　内容简介

　　安全是当代公共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话题，安全问题也已成为当今时代最重要、也最亟待解决的议题。本书的作者伊恩·路德和尼尔·沃克认为，安全是十分重要的公共物品，而国家应该在“安全”这一公共物品的提供和保障方面承担首要责任，并因此成为安全文明化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作者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犯罪等多重视角，为我们全方位解读了安全的文明化问题。如果想要加深对于当代安全问题的理解，相信一定能从本书中有所收获。

　　精彩篇章

　　西方国家的公民把他们现在享有的相对文明的政治环境视为理所应当，然而忽略了在大多数年代和地区这种政治权利是被彻底剥夺的。实现一种几乎不被剥夺、符合公共利益的政治模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容易的，并且在缺乏某些特定前提条件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其中一个先决条件似乎是依靠神话来延续、拥有产生和控制政治权力的人类共同体。

　　在社会调查的任何一个领域的历史发展中，或者至少在个人关于自身思想的形成时期，为了能在这个领域产生持续影响以及考虑到理论和基础之间的关系，回到根本、挖掘基础是件很有必要的事情，而且在研究项目中这也从整体上被认为是合情合理、无需论证的。我们相信关于安全的社会、政治分析以及它与现代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时机已经到来。

　　这一判断欺骗了我们今天的所有人，包括似乎影响了这个国家作为市民安全首要保证的能力的深远而复杂的改革和他们原有的竞争性反应。一方面，似乎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现代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安全功能的地位在下降，它的新自由主义化促使商人、无政府主义者在文明或者不文明、在当代和以后的社会承诺和提供安全保障中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JohnstonandShearing2003;Krahmann 2005)。反过来，这已经产生了一些反应，包括从开始的赞扬到后来的小心认可、轻微的困惑、再到对极不平等的、狭隘的结果的关注和呼吁。另一方面，在“911事件”、巴厘岛、马德里和伦敦的爆炸事件后，面对跨国政治暴力带来的社会危险，人们找不到任何——从表面看起来矛盾的——证据可以证明政府当局在许可的条件下致力于重申自身权威、重新立法。一场争议在政府和评论家之间产生。评论家认为自由民主制面临来自“伊斯兰恐怖主义”前所未有的威胁，为了保护它，国家应采取紧急、具有决定性的措施去做他们认为必要的事情，然而政府在披着“反恐战争”的外衣下，声称将以牺牲来之不易的民主权利和原则的方式来动员和选择性地应对威胁。正是在安全问题已成为日常政治话语和交流的措辞的对立背景下，重新审视现代性最深刻的难题之一进而从根本上思考安全问题，考虑享有和感到安全对于人们意味着什么，探求在安全问题和现代国家的实践之间存在的复杂、矛盾的交叉，这些问题对我们很有价值。这本书由此而生。

　　关于这个难题思考的结果很快就会浮出水面，事先把我们还没有实现的讲清楚可能是比较好的——准确地定位了书本的内容、避免给读者提供错误的观点。首先，我们还没能提供一个关于大量的研究人员和从事当今世界安全研究或者理论范式“超前”研究、全力了解它们实践活动的政府的详细的实证调研。被广泛接受而且经常被人们谈到的是探讨当代安全问题不仅仅要围绕着国家、警察、军队和相关的安全特工。私人安保行业遍及国内外，从小型本土企业到跨国公司，形式多样，在国内外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他们从事”国内”安保、跨国经济利益的保护和军事行动的开展和支持。我们有必要将私人安保添加到“基层”治安和由非国家行动人员在公民社会内部从事的保护性的活动中——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贫困社区，但不限于此。我们应从欧盟扮演国内外安全角色的角度来考虑它的发展，我们也要进一步思考各政府、欧盟、联合国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战后监管活动和社会重建中发挥的作用等等。面对这样多元化、分散化、市场化且非国家主导的环境，新的安全角色能否运作并产生效果，或者他们能否在安全网络内与“老”的保护机构保持联系，又或者主导性的制度能否在不同的管辖区域、跨越领土界线的区域发挥作用，坦白来讲，我们需要更好的经验性的知识。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多元化的安全使我们面临的任务不是仅作叙述性的描写，同样，它也不是我们在本书要解决的唯一的问题。

　　其次，这不是一本关于“反恐战争”的书。自911事件以来，西方世界各地的书店里涌现了很多被迅速组织出版的关于“恐怖主义”的专项研究，且一个接一个地声称分析出自由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利益面临由基地组织及其分支造成的极大威胁的因素，这些书或赞扬或谴责美国或其他政府界定、回应此种威胁的方式。对于这个严肃的话题，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很多文本是有治学严谨的记者和学者认真写出来的，在他们当中，比如本杰明·巴伯(2003)、贾森·伯克(2004)、约翰·格雷(2003)、叶礼庭(2004)和大卫·罗斯(2004)，他们近来的努力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出版行业已经有个明显的威胁围绕着“反恐战争”的作者形成。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竭力提醒我们的一样，这些作者以一种迫在眉睫的方式追赶事件，根本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这不利于社会科学知识的建构和理解。正如书中呈现的一样，对于这种方式，我们有必要对所谓的“反恐战争”正在渗透当代政治和安全活动的看法发表一些意见， 正如我们将从多个角度探求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安全环境的政媒介及其政府一样，表明当前对更加准确的研究和更完整的解释的需要。但是，我们想强调的是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相反，接下来是一篇关于安全理念及其与政治共同体关系的文章。对我们而言，为了更好地理解前面的问题和深入探讨未来的观点，本文试图从当前写作的及时性和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中后退一步。如果有人希望涉及多个学科的内容及使用应用性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很多方式是通过相关的研究和在犯罪学、治安与社会管理学、政治科学、公共法律与国际安全研究的思考中掌握的，我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我们得出与之前思考和描述关于当前的安保实践及其与国家实践的关系问题不一样的结果。在一些实质性的内容上，我们将列出大纲、保留安全——在社会学上它被认为代表“深厚”的公共利益——是任何良好的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我们认为民主国家有必要和责任在努力实现良好的安全环境方面发挥作用，用我们的标题说就是在实现安保文明化和释放开化潜力方面发挥作用。 我们相信这一想法不仅在有着强大社会传统的早期民主国家有应用价值，而且在那些通常以不利于公民自由的方式施政的威权主义国家的机构中也是有应用价值的，在那些缺乏一种强化安全的政治权威能力的弱小或失败国家也一样有价值。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完善这个观点通过考察如何更好地使其体系化和促进安全作为全球公共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正在写的(包括已经写的)且适度践行的是一个对民主、平等和我们想要去描写和酝酿的团结的安全文化非常冷漠的世界，这其中正如约翰·邓恩(1993：122)，他认为“任何合理和相对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希望”已被“打破”，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由主义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多地以破坏公民的民主自由的方式加入民粹主义和排外的规定。当今世界，新自由主义和它所拥护的利己主义秩序已经占据上风，它以多种方式来确保治安和安全资源是被那些具有最多经济和社会资源且远离危险的群体所掌控，因此它被人们所需要。那是一个充满独裁统治、战后分裂的社会，在那里，不安全、不平等与民主政体的缺乏齐头并进。总之，那是一个这样的社会——认可舆论、努力协调所有公民的安全利益的统治阶级政治思想意识显得遥远，而且变得越来越触不可及。

　　面对这样不利的条件，人们很容易陷入宿命论的绝望中，于是就任由事物按照其意愿发展，或者寻求对证券投资进行批判所提供的安慰式的避难，这是一些批评家在刑法和安全研究中已经发现的一种非常具有蛊惑性的方式。正如我们已经做的，或者像一些人会用艰苦的、向上的、辛勤的工作去充实社会批判，这些工作致力于弄清楚和安全风险牢牢绑在一起对于公民意味着什么;还思考如何使这种可能性有更多可能的社会和政治安排，此外，人们可能会去从事集体性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仅被逃亡的市场力量或者不文明的社会的角色所塑造，而是包容的、民主的政治在发挥作用。

　　分析犯罪和安全的社会学家已达成高度的一致并且反复地警告在安全和政治共同体之间狭隘的、排外的联系的影响。应该说他们还没有理由这样做，其原因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书中有所展开。但是这种通过公有社会写照来考虑存于安全中的风险隐患的高度敏感是要付出代价的。也就是说，未经过重视和充分推理的美德和社会效益容易导致具有共同表达和追求安全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的流失。在我们看来，未能留心所有公民与安全利害关系的影响;未能认识到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更加紧密的联盟以至于我们被迫出席现场确认，正如康德所说，逃不掉的捆绑且个人同时构成和威胁对方的安全;记录强调安全的重要意义和政治共同体依赖、表达和维持的信任的情感纽带和抽象团结的价值，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安全提供了一个渠道，也许这里有最好的渠道，对于公益理念可以给予实践性的意义对于公益理念、可以重塑社会民主政治、甚至可以根本性地更新政治活动。

　　当然，这些可能是天真的想法，不过是在寒冷和敌对的冷风中徒劳地呐喊罢了。此外，文明安全的工程最终不止是一个社会理论的问题而是政治实践的问题。但是如果这样一个工程注定被转化为政治需要，或者至少被某种形式的清晰的理论进一步推动;某种东西提醒了我们，正如C.L.R.James曾经说的，那些仅仅了解安全的人其实一无所知。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已经按照当前所了解的安全的方式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