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钦斯基 ： 一个超级帝国的轰然崩解

　　俄罗斯的未来方向

　　俄罗斯人在争论，该怎么做?有人说该回到根本，回到旧俄罗斯，索尔仁尼琴主张沙皇俄罗斯是个辉煌的国度，“富裕且繁荣”(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如何重建俄罗斯?》);不幸，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进入毁掉了一切。不过之前世纪的见证人已为俄罗斯描绘出没那么田园风的景象。

　　多年后我再度横越你的道路，

　　我发现你完全一样都没变!

　　你的死寂、静止和麻木。

　　你休耕的土地

　　以及没有屋顶的农舍和腐朽的墙壁。

　　你肮脏、恶臭的空气，无聊，跟以前一样的烂泥，

　　还有同样的卑微眼光，一会儿放肆，一会儿又沮丧。

　　虽然你已经从奴役当中获得自由，

　　你却不知道该拿自由怎么办——

　　你，以及百姓……

　　一切都一如以往。

　　(伊凡·屠格涅夫，〈梦〉〔The Dream〕)

　　安东·契诃夫在一八九〇年写道：

　　……我们让几百万人在监狱里腐朽，漫不经心、毫不体贴、野蛮的毁灭掉他们;我们用链子拖着人穿过几千哩的冰天雪地，让他们感染上梅毒，腐败他们，增加罪犯，然后把过错全部推到这些红鼻子的狱卒身上。所有欧洲文明人士都知道该怪罪的不是狱卒，而是我们所有的人，但这不关我们的事，所以我们没有兴趣。(《书信集》〔Letters〕，第一集。)

　　回归旧文化?但俄罗斯的文化指的是贵族或农民，然而现在已经没有贵族或农民，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这里又从来不算多数，而且经常格格不入。

　　必须面对这个社会，尤其是面对知识分子、民主主义者的问题与困境。

　　比如说，社会和国家，一个人要如何参与管理国家的团体?一个国家又要如何民主化?

　　俄罗斯大地的特性和资源对国家政府的势力有利，但俄罗斯当地的土壤是贫瘠的，气候冷冽，一年当中大部分都是短昼的,在这样的天然条件下，大地的生产收成不多，有重复不断出现的饥荒，农人穷到没有办法独立;领导人或国家对他总是拥有莫大的权力，被债务所淹没的农民却没有东西可吃，沦为奴隶。

　　同时这又是一片石油、瓦斯和铁矿天然资源丰富的大地，但天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益在一个强盛的官僚独裁国家尤其容易被独占，土地的贫瘠和丰富就这样逐渐伤害人民，撑起了政权，那是俄罗斯很大的一项自相矛盾。

　　但这个国家的未来还是可以乐观看待，大社会有着强大的内部力量，他们有充分的生命力，有各式各样、无穷无尽的力量补给，可以让他们从最严重的挫折当中提升自己，并从最严重的危机当中出头。

　　我们南部的邻国可以从羞辱和饥饿的深处自我提升，并开始独立成功的发展起来，印度也是，巴西和印尼亦然。即便是在困难的环境下，这些国家广大的人口，错综复杂的文化，忍耐的能力和创造的野心，还是能够创造出惊人的成果，这个人类发展的通则当然也适用于俄罗斯。

　　还有一件事：只要是居于自身和平的利益上，让俄罗斯既着迷又充满恐惧的西方总是准备好提供援助。西方会拒绝别人，却永远会帮忙俄罗斯。

　　在冬天的俄罗斯大地上，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的尼可拉斯驾着他的三匹马马车：

　　尼可拉斯再检查一次马，看一下四周，他们依旧沐浴在月光下，依旧在星光闪耀的神奇草原中。

　　“萨哈尔大叫着我应该向左转，但为什么要往左?”尼可拉斯心想：

　　“难道我们要去梅留科夫家吗?难道这就是梅留科夫的庄园吗?天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只有老天爷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只有老天爷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

　　本文选自《帝国：俄罗斯五十年》(台版)。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波兰新闻和文学界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在四十余年驻外记者的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及六十多个国家，特别是深入拉美、非洲、中东等人迹罕至的蛮荒地带，他更亲临火线，发回大量弥漫着硝烟的真实报道和照片。他一生亲历二十七场革命和政变，四次被判死刑，四十余次被关押。作为作家，他创作了二十余部文学作品，六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誉为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主要著作有《生命中的另一天》(1976)、《皇帝》(1978)、《伊朗王中王》(1982)、《帝国》(1993)、《太阳的影子》(1998)、《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2004)等。

　　俄罗斯以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开启了它二十世纪的历史，并以导致一九九一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解体的那场革命做结。

　　这个国家的历史是座活火山，不断骚动，而且至今仍不见有想要平静下来，想要休眠的迹象。

　　俄罗斯作家眼中的苏维埃

　　俄罗斯作家犹里·擘利夫(Yurii Boriev)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历史比喻成行进中的火车：

　　火车朝光辉的未来前进，列宁主导，突然间车停了，轨道没了，列宁叫人来加长，周六加班，轨道铺好了，火车继续走，现在是史达林在开，轨道又没了，史达林下令射杀一半的车掌和乘客，强迫另一半的人铺设新铁轨，火车再次开动。换赫鲁雪夫取代了史达林，当轨道走到尽头时，他下令把火车行过的轨道拆卸下来，铺到火车头前。接下来是布里兹涅夫取代了赫鲁雪夫的位置，等到铁轨又没了时，布里兹涅夫决定放下百叶窗，摇动车厢，让乘客以为他们的火车还在行进当中。(犹里·擘利夫，《史达林尼亚得》〔Staliniad〕，一九九〇年)

　　然后我们来到了三个葬礼纪元(布里兹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柯)，这段期间火车上的乘客连他们正要开往哪里去的幻象都没了，然而到了一九八五年三月，火车又再度启动，不过这是最后一段旅程了，会持续六年半，这一次由戈尔巴乔夫担任火车司机，标语“开放—重建”就写在火车头上。

　　一个人赋予“俄罗斯”名称的意义越抽象，越容易侃侃而谈，“俄罗斯寻求道路”“俄罗斯说不”“俄罗斯走对路”等等，在这种一般性的高水准上，许多问题都失去了意义，不再重要、消失了，意识形态及国家的大规模化解了困难、烦恼的小规模日常生活，并将其边缘化。俄罗斯还会是个超级力量吗?与如此重大的问题、与重要之事并列的，是诺夫哥罗德的安娜·安卓雅万纳，他们会不会让她正常生活一阵子啊?从大量的媒体，更糟糕的是，从我们的记忆，普遍存在政治言论的语言排除了我们可以表达私人问题、个人事件、个别痛苦的语言，他们头上无屋顶可遮风挡雨?这已经不在我们的关切之列;那是救世军或红十字的问题。

　　可是要避免这种抽象的态度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只可以透过一般、综合性的，对，就是透过抽象的语言和概念来呈现庞大、钜量、坦露在外的事件，而且在这过程中，始终都很清楚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的落入简化及陈述的陷阱，要侵蚀这陷阱又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

　　有作家会用神圣部分意义导入“俄罗斯”概念，归因于神圣事物的神秘部分和深不可测的特质，诗人费多尔·图契夫写着“俄罗斯无法以理性来了解……一个人在俄罗斯只能秉持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对欧洲来说，俄罗斯是难以理解的谜样事物：“对欧洲而言，俄罗斯是史芬克斯的谜语之一，西方会比较快发现永恒的律动或生活的万灵丹，而不是探索出俄罗斯的本质、俄罗斯人的灵魂、俄罗斯的个性和特质。”

　　俄罗斯的信念有时视为宗教色彩，我在莫斯科看到一场示威活动，大批的群众对俄罗斯反覆念着同样的话，投入之程度就像是到光明坡(Jasna Góra)去的朝圣者复颂着对圣母的祷词一样。

　　其他的俄罗斯作家则强调俄罗斯和其他的国家都不一样，别人应该把它当成一个例外看，当成一个独特的现象。“一个人谈到俄罗斯时，”皮欧提·察达耶夫写道：“经常把它当成跟其他国家一样的单一国家看;事实上并不全是那样，俄罗斯是一个完全分散的世界，”康斯坦丁·阿克索夫(Constantine Aksov)同样断言写道，“俄罗斯，是一个没有先例的国家，连跟欧洲城邦和国家一点儿都不像。”

　　接连不断的震撼

　　起先我并没有构思一场大旅程，我只想要到高加索山去，上次去是六〇年代末期，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被俄罗斯征服，强迫并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那个小区域特别吸引我，因为我最着迷于这世上精神及政治上的自治化。而越过了高加索山，就正在呈现这样的过程，二十世纪不只是极权主义和世界大战的世纪，也是史上殖民地自治化的伟大时代：一百多个新国家出现在世界地图上，至少在形式上，整块大陆获得了独立，第三世界诞生，人口统计学上的数字激增，发展贫乏的国家人口以多于富裕国家三倍的速率增加，造成了许多问题，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烦恼。

　　造成英国、法国和葡萄牙殖民帝国破产的第三世界扩张过程，也可以在地球上最后一个殖民帝国，也就是苏联内体会到。到八〇年代末，这国家里非俄罗斯人已经几乎占了人口数的一半，而政府菁英却是由百分之九十五的俄罗斯人，或由国家少数已经俄罗斯化的代表所组成的，这些少数人意识到这个事实后，迟早会展开解放行动。

　　所以一开始我计划如先前做过的那样展开旅程，先从莫斯科到乔治亚，再到亚美尼亚，最后到亚塞拜然，但却被告知这个路线是行不通的，因为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的边界关闭;发生谁也不具影响力的战事。

　　这对我而言，真是个震撼。

　　这里怎么有人可以宣称苏联境内发生了事情，莫斯科竟然无法插手干预?对我而言，是承认帝国势力辖区内居然有办不到的事情的事实，才真正算是革命!我记得二十年前在亚塞拜然，我想要前去拜访斯维尔德洛夫(Svierdlov)集体农场，而不是基洛夫集体农场，却被告知那是不可能的：莫斯科既然给我们如此这般的行程，就没办法再更改。电话往来开始了，经过一番询问与解释，最后，回应来了：同意，就去斯维尔德洛夫吧。这一切实在都显得荒诞、琐碎，可是政权之所以能够维系，就是靠这种小心翼翼抓住每个细节，拚命想要掌控每一件事的系统。犹里·擘利夫写到一些常常盘据在史达林脑海的事情。他会发布像这样的命令：“把一号裁缝店的裁缝机搬到七号工厂。史达林。”

　　结果现在有大事件，相邻的两国打起了仗，还关闭边界，莫斯科对这件事却无能为力!

　　隔天，当我到达耶烈万，经历了第二个震撼。我在街道上散步，突然间遇到满脸胡子的武装分子，看得出来他们并非H军，路人说他们是亚美尼亚独立J放军的支队。我无法理解，在帝国境内竟然会出现不是H军也不是国安会的军队。从早年我对这国家和系统的了解，我等着俄国军队师团抵达亚美尼亚首府，把这些年轻人屠杀殆尽，并把城市里几千个居民移居到西伯利亚去做为惩罚，但类似的事情却没有发生。

　　第三个惊诧，发生在当天傍晚。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最高国会会期的相关报导，其中一个代表正在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争吵，我浑身一僵，跟第一书记吵架?动弹不得。曾有一度，这表示要被处决，而后来，就代表事业全毁。现在这位代表走下台后，却获得了满堂热烈的掌声。

　　总结来说，我认为：苏维埃已经走到末路了!对我而言，帝国是在一九八九年秋天，我从莫斯科到耶烈万那次就瓦解了，之后所发生的事，只不过就像将废土扔到早就有的瓦砾堆中而已。

　　我相信，唯有那些曾经历过史达林主义—布里兹涅夫主义的人，才可以意识和体会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一年间苏联发生的转型及革命后的巨大冲击。在我旅行途中曾遇到一些年轻记者，他们认为他们看到的事只不过是物换星移常理中有趣的一部分而已。但是对我而言，每件事却都是空前与惊异的;我真的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九八五年随记。

　　此时观察共产主义的系统和伴随的苏联危机，以下事件变得越发深刻、清晰、尖锐：

　　跟莫斯科牵连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慢慢式微。

　　西方国家的GCHAND瓦解，失去了意义。

　　尽管有戒严法压迫，波兰的团结联盟(Poland’s Solidarity)造成社会主义系统永久的裂痕。

　　在与西方国家的武器竞争中，莫斯科渐失优势，落伍的科技和低落的劳工生产值，使其在这场掌握世界的比赛中节节败退。

　　随着超级势力的元气大伤，日薄西山，这一整个世代的领导人们也随之瓦解。在历史性的一九八五年前几年间，库拉可夫、拉希多夫、苏斯洛夫、布里兹涅夫、柯西金、乌斯奇纳夫和安德罗波夫相继死亡，这群人的最后一个契尔年柯也在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过世。其他要不是如纵情于酒精里的葛罗米柯和格里新，地位越来越不稳固;不然就是像阿利耶夫陷入恶劣的贪腐中。

　　虽然在改革前，人民表达的方式与西方大不相同，但舆论的力量在这里还是存在的。人民是透过沉默表达意见，而不是用言语，但他们这种无以言喻的表达方式却意义重大，更能充分表达出他们的指控，他们看人或看事情的方式自有他们的说服力。何处该出席，何处该缺席，当被迫参加集会时，他们会慢慢的聚过来，结束时，他们则会快速的瞬间四散。尽管自大的政府鄙视社会，但对于弥漫在社会里的沉默，仍不得不正视以待。在布里兹涅夫时代，共青团会议正在圣彼得堡进行时，我曾碰到一位“负责议事厅气氛”的学生。俄国电影导演史达林斯拉夫·高佛陆金(Stanislav Govoruhin)在八〇年代末期制作的《不能这样活下去》(Tak zyt‘nielzia)这部电影中，把一九八五年的舆论表达得最好。

　　这段时期苏联在国际间和国内所出现的危机，不外乎就是一些举世每日都会发生的事，如老百姓的痛苦、物质的缺乏及对生活的无望。我们不要忘记，在这里所谓的领导菁英特权只是种相对的特权，仅存在于贫穷老百姓的背景衬托下;要是让有钱国家里的特权分子听到的话，大概只是一笑置之。例如乌克兰某个地方爆发了丑闻，其实不过是某个官员开车时后车厢没关好，被路人发现了里头有熏肠。我本身也在乌法目睹过一件丑闻，市场里卖的是烂掉的苹果，但是一些党工却能买到只被虫咬过、可是没烂的苹果!有多少次当我走进各地的公寓时，房东都会在门口说：“Rishard，izvini nashu scvietskuyu nishchetu!(原谅我们苏维埃的悲惨!)”有时候，街头巷尾在傍晚时分的闲聊主题，竟然是富裕国家生活的标准和品质。在我访谈结束时，俄国人会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微笑道：“Eto nie dla nas…(那不是我们想要的……)”

　　一九八五年春天，就在这种情形下，在安德烈·戈托米寇(Andrey Gtomyko)的推荐下，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被选为苏维埃共产党中央委员第一书记。一个月后，在四月的全国代表大会时，戈尔巴乔夫发表演讲，开创了改革和开放的新时代。

　　以某个角度来看，改革和开放就像是两个人工肺脏，让垂死的苏联又多活了六年半的时间。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敌们宣称，当初他接下了全盛时期的苏联，却将它带领至解散，可是事实刚好相反，苏联已分崩离析了好一段时间，是戈尔巴乔夫尽可能的延长了它的寿命。我提这一件事也是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矛盾议题之一)，就在苏联未解体前，许多西方的苏俄政体研究专家，特别是在美国的政治学者当中，普遍认为苏联的体制是世界上最稳定持久的典范国家。这种想法的主要拥护者是杜克大学教授杰利·F.·霍夫(Jerry F. Hough)。席尔多·德垂佩便曾在《纽约书评》(一九九二年六月二期)提到，当时没有一个美国政治学者预测得到苏联将瓦解。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苏联在一九九一年底消失不复存在时，我们会听到世界各地传出错愕惊讶的叫喊声。怎么可能?这么稳固，却倒了?这么不可分割，却分散了?而且是在一夕之间?但这“一夕之间”只适用在最后一幕。事实上，瓦解的过程早在先前就已陆续出现。

　　对我来说，改革是因为两大过程的结合，才使得帝制社会不得不屈服：

　　治疗恐惧的特效药大量出现

　　进入资讯宇宙的旅程蜂拥而出

　　一个不是在普遍的动物性恐惧、不是在没有资讯的世界中长大的人，是很难了解这是什么意思的。

　　苏维埃帝国的基石是暴力，和伴随它而来、难以切断的衍生物——恐惧。因为史达林和贝利亚的过世，克里姆林宫中止了大规模的政治恐怖，可以说他们两位的离去，是帝制衰亡的开始。赫鲁雪夫的缓和作风及接下来几年的不景气，稍微减轻史达林时代骇人的梦魇，但是还没有完全消除，对异议分子的迫害还在持续;人们若怀抱不该拥有的想法，仍会失去工作;审查制度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等等。唯有改革和开放可以进行重大的改变。这是第一次人民开始公开表达他们自己的看法，开始有意见来批评和要求政府当局。当然，他们做得太过火，也太过沉迷，结果终究让人筋疲力尽，因为每个人、每个地方，都在无止境的说、说、说，或者无止境的写、写、写。大量泛滥的言语、无数文字出现在议事厅、在空中、在数百万吨的纸张上。这些过于丰富的言论和激动的辞句，在拜俄文本身的缘故，因为俄文有丰富的辞藻，绵延不绝、无止无尽，就像俄国的领土一样。这里没有笛卡儿的教条，没有禁欲主义的规范，在获得一句有价值的话之前，必须先辛苦听完冗长的演讲或看完长篇大论的文章，想要得到个珍品，还真是辛苦呀!

　　现在不只可以谈，而且还有话题可谈。因为进入资讯世界的旅程已经同时展开。简而言之，前半世纪和后半世纪(特别是最近几年)主要差异之一，就是取得资讯的管道上的完全不同，标示了时代的特性，就这点而言，前半世纪的人(特别是在苏联境内)，跟后半世纪坐在电脑桌前打着键盘即可获得任何想要的资讯的人相比，像极了山顶洞人的时代。一位俄国异议人士，也是作家的李维·寇皮亚里尔夫(Lev Kopieliev)在他的书《我年轻时的偶像》(The Idols of My Youth)里，提到这点不同：就资讯而言，以前的成年人就像小孩子一样，反观今天这个时代，连小孩子都像是大人。在前半世纪的苏联，人们所知真的非常有限。资讯管道还真是一大特权，以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比毁灭性武器的军械库还要戒备森严。有位俄国记者(我忘记他叫什么大名了)回忆说在苏维埃入侵捷克后，他问布里兹涅夫是否允许写出当时有关那个国家的报导，布里兹涅夫冋答：“你什么都可以写，但只能写一份，而且只能把它寄给我。”

　　现在突然间有资料了，有关于卡亭的、有关于库罗帕堤、有关于索洛维茨岛……

　　戈尔巴乔夫的关键一九九一年

　　经过五年的紧绷和努力之后，戈尔巴乔夫渐渐疲惫、紧张又失去了方向。他的初衷和动力也明显渐渐流失。虽然他的政治见解到目前为止还算极富创造力，而且从俄罗斯的状况来说，这些见解也可说是极具创新和不凡，但现在却都变得像例行公事般了无新意、举棋不定、处处让步。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他的外J部部长，也是他的长年战友爱德华·谢瓦纳兹公开警告他，保守势力正准备政变，之后随即递出辞呈，戈尔巴乔夫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几个被他任命高阶职位的心腹中，有人即将要背叛他，他们全是共产党的官僚，也是新斯达林主义的反动成员。

　　最关键的一九九一年来了，由维尔纽(Vilno)和里加的流血事件拉开序幕，苏联国安会的部队用坦克车攻击了维尔纽的和平游行队伍，十几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立陶宛人用水泥路障围住国会大厦，当我进到里面时，内部的人大声叫着要注意加强防守，沙包堆到窗户旁边，到处都有年轻的武装志愿兵在守卫，他们料想敌人随时会攻进来。兰茨贝尔吉斯总统有点紧张，但还是镇静的陪着大家，鼓舞大家。在里加和塔林(Tallinn)，情形就像在维尔纽一样，水泥路障保卫着新成立的国会大厦。最壮观的路障是在塔林，我们必须走过那些盖得像米诺斯迷宫的走廊，才能抵达国会。

　　谁该为维尔纽和里加的流血事件负责呢?在莫斯科的民主人士问着，同时也把矛头指向国安会的首脑克留奇科夫和内政部长普果，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他们解职。是他缺乏勇气吗?还是他不知道该做什么?

　　夏天，他和家人去了克里米亚度假。

　　他所有的心腹，包括站在最前线的副总统亚纳耶夫(Yanayev)都开始展开攻击行动。八月十九日那天，三日政变开始。坦克车包围了所谓的白宫，也就是俄罗斯联邦的政府和国会所在地，以及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办公室。叶利钦谴责那些阴谋策划者，并组织防卫队保护白宫。

　　政变迅速被平定，政变的首脑人物被捕入狱。后来发现被派遣去掌控核子武器的坦克部队已经两天没给食物吃，大多数人甚至没有长靴可穿，只能穿运动鞋。那些帮忙防卫白宫的妇人可怜他们，于是跑回家去拿一些食物给他们吃。防卫的坦克部队向那些慈悲的女士保证，他们绝对不会开火，也信守了承诺。几天以后，莫斯科媒体报导当政变开始时，反叛的主脑亚纳耶夫的母亲正躺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反叛的消息一出，大家认为她的儿子将掌大权，医院里的病人纷纷爬下床到这位老妇人的病榻前，给予最诚挚的贺词。但反叛失败后，亚纳耶夫被捕，同样的，病人又拖着病体下床，但是这次是到医院院长办公室，直接了当的要求驱离这位妇人。

　　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回去，为八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丧生的三位罹难者举行丧礼。百万民众聚集在送葬队伍开始的克里姆林宫，表达他们的敬意。我听到老远有人用扩音器在讲话，但是群众们也在讲话，根本没有人在听。

　　“讲话的那个人是谁?”我问。

　　“戈尔巴乔夫，”有人回答我，然后就继续讲他的话。

　　戈尔巴乔夫已经引不起人们的兴趣，没有人想再听他讲话了。

　　戈尔巴乔夫权势不再

　　每时每刻，历史就在我们眼前搬演，我在葬礼中目击了一个新阶级的诞生。当我站在加里宁大道(Kalinin Prospekt)等着出殡队伍时，一位高高的、穿着破旧油布外套的年轻人走近群众，大声叫着：“白宫的保卫队员，站出来!”

　　起先是一片沉寂，没人行动。但是经过几次恳求后，从外表判断是个学生的人钻出了人群。不一会儿，其他人也站出来。没多久，一大群的保卫队员就成群聚集，穿着油布外套的人很快就明暸自愿者已经开始主动集结成众，遂停止招募。他把那些站出来的人的姓氏抄下来，并请他们下周二来参加集会。他们会组成一个组织，或者进行白宫保卫队员的运动，他们会获得徽章和身分证;几年后，他们就会是部长、将军、大使。

　　八月政变之后，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一职。之后，叶利钦解散共产党，并宣布共产党是非法组织。那时我人在基辅，乌克兰共产党雄伟的大楼显然的失色荒废。两名员警站在大楼的入口，对于任何询问都只以耸肩和沉默回应。制度的支持者到哪里去了?那些党工呢?他们早已设法在政府部门和商业公司找到行政职位，或是朝向联营企业，做初生的资本主义前哨站。

　　戈尔巴乔夫一定觉得越来越孤单。他在西方仍然备受欢迎，西方世界想要和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和谐相处，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得可爱、他们得微笑、他们得穿着得宜、轻松、开心、幽默、有礼。终于，在绝望的等待六百年后，现在这个人出现了：戈尔巴乔夫。伦敦和巴黎、华盛顿和波昂，全都兴高采烈的敞开双臂。多棒的发现!多让人欣慰啊!

　　年长的美国妇女成群结队的组团前往俄罗斯。

　　“我们去莫斯科吧!去和戈尔巴乔夫共进午餐!”

　　俄国人睁大眼睛观察着这一切。

　　在此同时，跟美国妇女观光团同辈的俄国人正在排好几小时的队，只等着要买一块肉或起司，他们对总书记就没有这么高的兴致。

　　他当然也警觉到了这一点，一定感觉得到他的周遭越来越空洞。这制度的支柱之一叫做telefonnoye pravo(电话法令)，也就是位阶较高的官员，以打电话给他部属的方式下达指令，像是将史密诺夫解职，处死科萨科夫等等。较低阶的官员只能依指示执行，不能提出任何疑问。如果拒绝，他自己不是得离职就是被处死。这样的传达系统可以确定的是不会留下任何文件纪录，所以也无从求证是谁下的决定，责任归属无从查证。电话法令也可以由反方向来传达。低阶官员在做任何决定前，会先打电话给长官征求他的同意，因此，下属电话打的多寡、电话内容的种类与重要性，都能够让高阶长宫拿来确认自己是否依然重要。许多之前的党部主管在写回忆录时，会总结说，他们会开始准备下台，就是出现了办公桌上电话铃响次数越来越少的征兆，到最后是完全沉默。这表示他的职业生涯已到尽头，紧接而来就是降级、解职，然后是无法避免的终结。

　　到了一九九一年年底，戈尔巴乔夫桌上的电话铃响次数越来越少。中央的力量已经分散到其他地方：像是六月十二日叶利钦当选了俄罗斯联盟的总统，正逐渐掌握帝制时期较大一部分领土的统治权。

　　是叶利钦在十一月中止了(当时有将近二千万党员的)共产党的执政权，并宣布它为非法机构。他在戈尔巴乔夫并不知情(或至少没有征求他同意)的情况下，倡议与俄罗斯联邦的领袖，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和国的领导人，于十二月初在比亚罗维札(Bialowieza)森林召开会议，决议成立新的联盟，也就是独立国协。两周后，五个中亚的共和国也加入，一个新的帝国雏形开始浮现。

　　戈尔巴乔夫依旧孤立。

　　十月二十五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位，克里姆林宫那榔头和镰刀的红旗也被撤换。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复存在。

　　我同时追着看荧幕上改革的命运和帝制陨落的过程：

　　电视机荧幕上的画面(或者说是在数十台电视机的荧幕上，因为我不断换到各个城市、车站、旅馆和公寓去)。

　　在我旅游期间，乡间一般日常生活的画面。

　　有两个场所非比寻常的冲突：

　　高层政治的场所(电视数小时连续不断播放最高会议、各阶层代表大会及联盟的审议)。

　　行人的场所：在又黑又冷的清晨排队的队伍、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公寓里的夜晚、在听到食堂已经开放的消息，大家欢声雷动，因为可以喝到一碗热汤了。

　　这在两方面精神分裂似的感受，将我的注意力导向存在于我们这时代物质文化时期(或称为每日生活)和政治斗争时期之间，那一道基本的，甚至是无法跨越的鸿沟。在中古时期，这两种年代或多或少都能互相交集，产生和谐的节奏：城市发展了好几世纪，朝代也延续了好几世纪。

　　今日已经不同了：就算过了数十载，城市仍然会继续发展;但是做为统治者，则是过了几年或甚至几个月就会被汰换掉。政治舞台比日常生活舞台的旋转还来得快上好几倍。政权一替换，执政党和他们的领导人也跟着换，可是人民的生活却一如往常，依旧没有寓所，没有工作;房子依旧破破烂烂，马路依旧坑坑洞洞;从早到晚依旧忙忙碌碌，只求收支平衡。

　　或许，那就是许多人之所以远离政治的原因：对他们而言，那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模拟而生的节奏，和加注在一般人生活上的节奏是完全不同的。

　　媒体与帝国崩解

　　对于帝国的崩解，电视也帮了很大的忙。只要秀出政治领导人也像一般人一样，只要让人们就近看看他们，看看他们如何吵架、如何紧张、如何犯错、如何辛劳、如何赢，以及如何输，借着拉开布幔，让人们得而一窥这最高及最隐密的殿堂;有益及解放的去神秘化过程于焉展开。

　　一直以来，权力的部分神化都是俄国政治文化的信条之一，晚近到了十九世纪中期，被视为圣人的沙皇画像高挂在教堂里。布尔什维克党欣然乐意的采用了这个传统，领导人的生活被包装得极端神化。领导人类似法老/木乃伊，走路僵硬、不太微笑、保持静默，目光定在空中某个点上。研究苏俄政治的学者，常常以出现在各类公报上人名的先后顺序，来研判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力结构。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因为这样详细严密的操作掌握着先后顺序、出现的次数，还有出现在报纸的哪个版面，甚至刊印出来的领导人名字大小。负责党务草案的官员会吹毛求疵地监控着。看!米高扬在乌斯奇纳夫之前先上讲台，一定有什么涵义!而所有的莫斯科人民都会因流言和臆测而乱哄哄。

　　电视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的事，让所有政变的策划者改变了策略：以前，他们会先攻击总统府、政府机关和国会大厦;现在则会先掌控电视台大楼。最近在维尔纽和提弗利司的战争、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和利马(Lima)的战争，被攻击的都是电视台，而不是总统府。近来有关政变的电影剧情也会这样演：坦克车在破晓时分出动占领电视台，这时总统还安稳地睡着，国会大厦一片漆黑;一个人也没有。策划者会前往真正的权力所在地。

　　任何一个大转变，不论是政权交替或是社会革命，都会分为三个时期：

　　破坏旧系统时期

　　转型时期

　　新秩序建立时期

　　前苏联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旧制度的元素和新秩序的预兆混杂在一起。“转型时期”的观念是今日一切问题的答案。事情进行得不顺利?太糟了，这是转型时期。供应品不够?可以谅解;这是转型时期。旧老板仍然大权在握?别担心;这只是转型时期。

　　想想这个国家的领土如此广大，还有悠久深远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推想“转型时期”还会再持续好几年。

　　转型时期的主要任务、要旨和想法是要推行大规模的经济和Z治改革，要改变旧政权，要创造新品质的生活。

　　俄国改革是尚未结束的革命

　　两位历史学家，一位是俄罗斯人纳坦·艾德曼(Natan Eydelman)，另一位是美国人理查·皮佩斯，为俄国所有的改革下了两个基本观点的定义。

　　艾德曼：俄罗斯的改革一直都是从上而下。这个召唤一定得从最上层开始，逐渐传到底下，然后实现。由于改革受限于这样的模式，一阵子之后，改革的动力就会减弱，整个情况陷入胶着，然后停摆。

　　皮佩斯：俄罗斯的改革由外在的情况和事件所支配，这种际遇有可能是俄罗斯在国际的竞争场合上遭受挫败，或在掌握世界的竞争中遭受到过度的排斥。俄罗斯国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重要，这一直是改革阵营的痛处，使得保守派和其他的对手更相信俄罗斯应该成为有效率及现代化的国家，才能重新获得国际地位。

　　这就是截至目前为止的情况。至于将来会变得如何，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如我先前曾提过的，苏联学者并没有预见苏联一夕瓦解，但即便那些相信、甚或预测总有一天这个超级政权会跨台的人，也忧心在布尔什维克交出政权和灭亡前，他们会先放一把火烧掉整个国家，让全国陷入血海之中。

　　这样的事都没有发生。

　　国家的共产党垮台相对而言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连在种族上的俄罗斯也没有，伟大的乌克兰宣布独立时，连一发子弹也没开射，白俄罗斯的情形也一样。

　　我们目睹了当代世界正在发生的丝绒革命，又称不流血革命的现象，或如以萨·达尤却尔所形容的，是尚未结束的革命。

　　这些革命中都有一些典型的特色，就是虽然旧势力正在灭亡，但是并未完全灭亡，所以在适应新旧之间的过程中，因各种适应问题同时伴随而来的战争，便常会在对峙的两边发生。有效的原则是避免侵略、嗜血的冲突。

　　有趣的是，今日流血冲突只发生在那些盲目的国家主义、种族主义或宗教的基本教义乘战争之际而入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三块黑云是可使二十一世纪的天空风云变色。有些地方是由于社会结构转型才产生伴随而来的各种阶级斗争，那样的过程就比较温和，也比较不会流血。

　　回到俄罗斯：一九九四年的今天，旧体制还留下什么?前苏联还留下什么?留下来的有：

　　旧官僚体系。它仍然具有影响力，在政府机关、经济事业、军事机构和警察单位。据俄罗斯社会学家们估计，总人数约有一千八百万人。目前旧官僚体系仍无他物可替代，反对党从未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力量。留在国内的异议人士数目不多，反正大部分都已经离境出国了。新政治阶级的产生需要些时日，而这段过程总得等上好几年。

　　两个庞大军队：俄罗斯军队(之前称红军)和国内军队，包括边境部队和铁路部队、空军和海军。据说有数百万人。

　　权力很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民兵。

　　所有的中型、重型工业仍然是国营的，包括高度发展的军事工业集团，这是超大的武器战备机构，生产和研究机构共有一千六百万名雇员，这类工业的主管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及活跃的角色。

　　国营的大地主。在农业部分，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占主导地位。

　　旧思想、旧社会行为的领域，还有灌输给人民几十年的愚昧观点。

　　旧的合法体制。

　　除了旧政权的机构之外，还有一个共产党既大且悲的遗产，一个恐惧与压抑的觉醒：他们醒悟到一九一七年以来，延续了数十年以来，在特定的几年间便会实行具备大灭绝特性的迫害。历史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对于这种规模屠杀的估计，呈现出差异极大的看法。人口统计学家塞尔吉·马桑杜瓦(Siergei Maksundov)估算的数量最少，根据他的估算，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三年间，有五千四百万苏联公民死于非自然死亡(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I.库加诺瓦(I.Kurganov)教授估算的数目则是最多的，根据他的估算，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八年间，在集中营、监狱、两次世界大战的前线，约有一兆一千零七十万的苏联公民失去性命。(《旗帜报》〔Znamia〕，一九九〇年一月)

　　极权主义系统下的另外一个遗产，就是社会上普遍性的贫穷，公寓的贫乏、厨房的贫乏、生活的贫乏。

　　第三个遗产是社会上惊人的道德败坏程度。各式各类的帮派窜起，武装集团运作恐怖活动，犯罪集团进行不法勾当。此外，类型互异的犯罪集团四处横行，魔爪甚至深入到权力高层。武器黑市猖狂放肆，连飞弹都可买卖。还有明目张胆到令人发指的窃盗行为，蔓延的贪污腐败、酗酒、强暴、讥笑嘲讽，以及无所不在、处处可见的粗暴行为。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遗产是生态的蹂躏。烟雾弥漫的城市，工作场所普遍通风不良，受污染的河川和湖泊，核废料到处倾倒。最可怕的是，还有五十六座既陈旧又过度装载的核能电厂，五十六个潜在的车诺比，偏偏这些电厂又不能关闭，因为提供了大城市照明，供应许多工厂电力。

　　帝国的改革步骤

　　帝国发现自己现在的转型时期，实际上是从一九九一年开始的，而且还会延续许多年。在这个过程中，物质文化时期和政治斗争时期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明显。无疑的，政治发展会更趋热烈，物质进展则明显的会较少。

　　政治舞台上正在上演什么呢?凶残的权力斗争正在各势力团体中进行。反叶利钦阵营想要推翻总统和他的政权。现在很难清楚的界定这些团体分站的两边阵营，哪边是改革派，哪边又是保守派，也难以说就一般的情况而言，这样的标准在这里是否有任何意义，或者是否适用?官方的说法是，叶利钦阵营想要改革，而反对阵营(最主要是活跃在国会里)并不想要改革。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在时间和时势的催促下，改革的需求有其客观的必要性。任何执政的团队都必须在支离破碎的经济上做某种程度的改革与变化，因为如果不这样，国家将毁灭，执政团队也会随之灭亡。

　　当然还有改革节奏的问题。但是又有谁能测量或界定呢?专家们坚持，俄罗斯在一九九二年是向前踏了一步，但是这一步应该可以再大步些，甚至可以大更多。换句话说，当国家已经很显然的往前踏一步，会不会实际上只是留在原地不动呢?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疲倦了，也不再抱持幻想。或许大家会省悟是因为叶利钦和他的西方专家顾问们对于改革的预估都太过于乐观，忘记了改革就是意谓着改变现实，而现实就是块用血和钢铁琢磨七十年而成的花岗大圆石!必须花费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才能弄碎这颗政治大顽石!我认为这个国家的倒退、贫困、疏忽与毁灭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期望在一年内就能有明显进步，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让我们再等个十年、二十年吧!

　　不过幻想破灭的这一年，倒是足以让这个国家的政治气氛，稍微降一下热度。

　　每个人都已遗忘了改革和开放。

　　曾经在与共产党的抗争中那样积极主动的民主阵营，已经在政治舞台上被边缘化，他们发现自己不是迷失了方向，就是被遗忘了。一般而言，民主这个字眼在俄罗斯已经越来越少被提及。

　　整个社会充斥着等待的心情和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人们极端的厌恶政治。

　　主张强化权力(特别是中央权力)和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国家的阵营开始占上风，这种气氛助长了政府的威权，鼓吹了各式各样的独裁体制。

　　未来呢?

　　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当代世界所做的各项预测几乎都不会成真，未来学陷身危机，已经失去了威信。几千年来微小、简单和统计世界所塑造出来的人类想像力，今天已经捉不住也赶不上周遭的现实，现实正在快速的膨胀(尤其是拜电子的进步和消息的扩大所赐)，比一切都增加的更多，数百万个的细节、要素、单位和生物都在持续活动、战斗、全新结构、安排及组合当中，再也无法让人掌握、阻止或者形容。

　　撇开这些困难不论，倒是可以认定有三个过程会主宰俄罗斯人的生活。

　　首先是整合与瓦解的民族主义力量战斗着，俄罗斯人会想要维持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超级帝国;反之，各个少数的非俄罗斯人则想要追求越来越明确，属于他们自己、自治的目标，这些少数人口现在只占苏联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或者说一亿两千万人是俄罗斯人)，但非俄罗斯人的人口是以俄罗斯人五倍的速率在成长，意味着俄罗斯人的百分比正在迅速缩减，俄罗斯语的优势也在锐减当中，前苏联领土内讲俄语的人民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少人学俄语了。在我的旅途当中，在某些地方想用俄语沟通都有困难，尤其是和年轻人攀谈时，年纪大一些的人俄语最棒，年轻的差一些，而小孩子几乎就一无所知了。

　　(关于按兵不动的俄罗斯人：两千六百万住在俄罗斯联邦之外，主要是在乌克兰和哈萨克，他们的未来则不确定。)

　　非俄罗斯人人口的急遽增加所形成的苏联“亚洲化”过程，拜德国人，尤其是大量犹太人的移出所赐，又加快了些速度，后者是因为感受到了日益增强的反闪族主义威胁，那是新迫害和集体暴乱的幽灵。

　　力量的整合与瓦解战斗可能也会发生在各共和国间的边界问题上，曾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土边界的相关问题，是个潜在的定时炸弹。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八〇年间，当时联盟各个共和国经历了九十几处的领土改变和边界修正，光是一九九〇年，他们境内就发生五十多次的边界冲突，今日的次数甚至更高，这些边界有多处就如非洲一样，横过许多相同族群居住的土地。(这样的情况就发生在塔吉克和乌兹别克的边界上。)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对抗可能会成为边界冲突的另一个来源，伊斯兰正在经历一次剧烈的重生。那就是在前苏联领土内，约有六千万说土耳其语的人信奉伊斯兰。

　　在力量的整合与瓦解之外，第二个过程将是根据生活物质状况而起的社会累进对立，一端会聚集有钱人(然后变得更有钱)，另一端则是穷人(而且变得更穷)，尽管每个社会都有生活低标，可是俄罗斯的对比特别尖锐、显著、刺激，这是最原始、无情形式的资本主义，或者是伪资本主义。

　　第三个过程是自我发展，我用一个笨拙的术语来界定这项发展的天性，叫做飞地发展。在高度发展的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和瑞士，周遭的物质环境多少都以相似的水准发展：房子漆得工整，窗户上有嵌画玻璃，路上的柏油平滑，交通动线区分得很好，各处商店皆有充足的存货，餐厅温暖干净，街灯明亮，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但在飞地发展的国家里，景象看来就不同了。一间优雅的银行矗立在破烂的公寓建筑间;一间奢华的旅馆被贫民区包围;一个人从照明光亮的机场走进一个阴森、污秽城市的黑暗之中;在迪奥精品店光辉灿烂的展示橱窗旁，是当地肮脏、空荡、没有开灯的商店;

　　在壮观的车旁是老旧、发臭拥挤的城市公车，首府(大部分都是外来的)构建了它芳香和发光的圣堂，发展出这些棒极了的飞地，却没有意愿，也不想要发展国家的其他部分。

　　俄罗斯的未来方向

　　俄罗斯人在争论，该怎么做?有人说该回到根本，回到旧俄罗斯，索尔仁尼琴主张沙皇俄罗斯是个辉煌的国度，“富裕且繁荣”(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如何重建俄罗斯?》);不幸，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进入毁掉了一切。不过之前世纪的见证人已为俄罗斯描绘出没那么田园风的景象。

　　多年后我再度横越你的道路，

　　我发现你完全一样都没变!

　　你的死寂、静止和麻木。

　　你休耕的土地

　　以及没有屋顶的农舍和腐朽的墙壁。

　　你肮脏、恶臭的空气，无聊，跟以前一样的烂泥，

　　还有同样的卑微眼光，一会儿放肆，一会儿又沮丧。

　　虽然你已经从奴役当中获得自由，

　　你却不知道该拿自由怎么办——

　　你，以及百姓……

　　一切都一如以往。

　　(伊凡·屠格涅夫，〈梦〉〔The Dream〕)

　　安东·契诃夫在一八九〇年写道：

　　……我们让几百万人在监狱里腐朽，漫不经心、毫不体贴、野蛮的毁灭掉他们;我们用链子拖着人穿过几千哩的冰天雪地，让他们感染上梅毒，腐败他们，增加罪犯，然后把过错全部推到这些红鼻子的狱卒身上。所有欧洲文明人士都知道该怪罪的不是狱卒，而是我们所有的人，但这不关我们的事，所以我们没有兴趣。(《书信集》〔Letters〕，第一集。)

　　回归旧文化?但俄罗斯的文化指的是贵族或农民，然而现在已经没有贵族或农民，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这里又从来不算多数，而且经常格格不入。

　　必须面对这个社会，尤其是面对知识分子、民主主义者的问题与困境。

　　比如说，社会和国家，一个人要如何参与管理国家的团体?一个国家又要如何民主化?

　　俄罗斯大地的特性和资源对国家政府的势力有利，但俄罗斯当地的土壤是贫瘠的，气候冷冽，一年当中大部分都是短昼的,在这样的天然条件下，大地的生产收成不多，有重复不断出现的饥荒，农人穷到没有办法独立;领导人或国家对他总是拥有莫大的权力，被债务所淹没的农民却没有东西可吃，沦为奴隶。

　　同时这又是一片石油、瓦斯和铁矿天然资源丰富的大地，但天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益在一个强盛的官僚独裁国家尤其容易被独占，土地的贫瘠和丰富就这样逐渐伤害人民，撑起了政权，那是俄罗斯很大的一项自相矛盾。

　　但这个国家的未来还是可以乐观看待，大社会有着强大的内部力量，他们有充分的生命力，有各式各样、无穷无尽的力量补给，可以让他们从最严重的挫折当中提升自己，并从最严重的危机当中出头。

　　我们南部的邻国可以从羞辱和饥饿的深处自我提升，并开始独立成功的发展起来，印度也是，巴西和印尼亦然。即便是在困难的环境下，这些国家广大的人口，错综复杂的文化，忍耐的能力和创造的野心，还是能够创造出惊人的成果，这个人类发展的通则当然也适用于俄罗斯。

　　还有一件事：只要是居于自身和平的利益上，让俄罗斯既着迷又充满恐惧的西方总是准备好提供援助。西方会拒绝别人，却永远会帮忙俄罗斯。

　　在冬天的俄罗斯大地上，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的尼可拉斯驾着他的三匹马马车：

　　尼可拉斯再检查一次马，看一下四周，他们依旧沐浴在月光下，依旧在星光闪耀的神奇草原中。

　　“萨哈尔大叫着我应该向左转，但为什么要往左?”尼可拉斯心想：

　　“难道我们要去梅留科夫家吗?难道这就是梅留科夫的庄园吗?天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只有老天爷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只有老天爷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

　　本文选自《帝国：俄罗斯五十年》(台版)。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波兰新闻和文学界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在四十余年驻外记者的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及六十多个国家，特别是深入拉美、非洲、中东等人迹罕至的蛮荒地带，他更亲临火线，发回大量弥漫着硝烟的真实报道和照片。他一生亲历二十七场革命和政变，四次被判死刑，四十余次被关押。作为作家，他创作了二十余部文学作品，六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誉为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主要著作有《生命中的另一天》(1976)、《皇帝》(1978)、《伊朗王中王》(1982)、《帝国》(1993)、《太阳的影子》(1998)、《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200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