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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曾经世界文明的中心,欧洲的历史一直是学界研究、大众渴望探究一二的热点。从严肃细致的学院派风格到引人入胜的叙事风格,从煌煌数十卷的通史到薄薄一本跨度五千年的简史,从满篇蝇头小字的单调纸页到图文并茂的全彩画册,题材繁多的书籍铺天盖地,均被纳入欧洲史范畴,然而真正被冠以“欧洲史”的朴素标题的却不算太多,毕竟欧洲向来有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亦非经短短数年便形成今日面貌。即便在欧美,优秀的欧洲史正史普及读本也为数不多,传世多年、历久弥新的经典更是寥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编写的《现代欧洲史》则是一套别具一格、体量适中、体例紧凑,在学界深受认可,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欧洲史编写范本的作品。
《现代欧洲史》系列不是简单地以一个世纪为跨度,而是着眼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及不同阶段的相关性,划分出欧洲现代文明的六个阶段:过渡积累阶段(《早期现代欧洲的建立》,卷一)、竞争对抗阶段(《宗教战争的年代》,卷二)、稳定发展阶段(《18世纪的欧洲》,卷三)、破旧立新阶段(《革命的年代》,卷四)、新的繁荣阶段(《民族主义与改革的年代》,卷五)、衰弱重构阶段(《欧洲时代的终结》,卷六)。好的史书绝不能只是事实和数据的罗列,还应给读者以启示,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虽然如同其他无法简单界定体例的史书一样,这一系列丛书兼具依照时间顺序,较多介绍主要国家和主要人物的特点,但其在纵横交织的论述结构中努力突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因素:利益之争和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个欧洲史编写体系中,我们会发现,在每一个的特定的时期,应用层面的科学发展会加速新的主要矛盾形成,直至爆发,比如印刷术的发明加速了世俗世界与宗教精神世界的分离,将欧洲带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宗教战争年代(卷一);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却也加深了阶段矛盾,带来了对旧制度的冲击,积蓄了革命的力量(卷四);第二次工业革命将欧洲各国的争夺引向了世界舞台,造成各国发展的不均衡,民族主义抬头,在俾斯麦体系达成的新稳态之下欧洲大陆“静海愈危”(卷五、卷六)。而且各卷对于科技发展前因后果的介绍十分详细,不吝笔墨,这对于读者加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知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文化思潮和科学理论的繁荣则相对缓慢地为大的变革进行思想准备:在科学革命和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黄金年代,数位哲学家开始批判宗教斗争,讽刺教会的虚伪,质疑君权神授及上帝的存在——某些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牛顿科学的影响,然而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多少显得孤独叛逆(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令读者反感,蒙田、帕斯卡、斯宾诺莎未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卷二);而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公共领域形成,阅读革命使大众也加入思想解放的大潮,天主教会受到又一轮猛烈抨击,一切似乎都在静待大革命风雨俱来(卷三)。
历史著者到底要不要加入自己的观点和情感,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而这一系列丛书的作者尽管克制地流露自己的情感,但某些情绪真切可感,有时是对弱势群体和受迫害者的悲闵,有时是对人类乐此不疲的残杀游戏的无奈。例如,在卷一中,作者借助门诺·西门斯的文章对宗教迫害者进行了控诉和抨击:“正如基督所说,任何冤枉和迫害基督徒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文章的诗歌韵律令悲悯的情感变得更加深沉。又如,我们可以发现,在贵族乐此不彼地争夺土地和权力时,底层农民的生活则日复一日数代不变,有时土地产出增加了,他们的生活却更加艰难,一切似乎陷入了完全的绝望之中,卷三作者即认为奥地利土地改革的失败是“一个时代的失败”。卷六则写道:“整整一代人都逝去了……”“ 那些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成为领袖的年轻人再也没有从战场上归来。”这些平实的语句给人无以名状的忧伤。
作者的评价尽可能地建立在丰富资料来源和剖析人类心理的基础上,不做绝对论断。如卷四中对拿破仑的评价:“这样一种氛围(压制民众)显然违背了《人权宣言》的精神,而且令拿破仑所说的他是真正的‘大革命之子’的论调变得不那么令人信服。”又如针对《凡尔赛和约》中超过德国偿付能力范围的条款使德国陷入绝境,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这类观点,作者详述了德国实际上规避了大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赔偿,“《凡尔赛和约》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折中,它对德国既不宽容大度,又没有对其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丛书的每一卷都关注女性生活状态和女性权利。尽管曾经不乏伊丽莎白一世、玛丽娅·特蕾莎、叶卡捷琳娜大帝、维多利亚女王等执掌大权的女性君主,后来也有如安吉拉·默克尔这样的女性政治家,但欧洲现代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女性都是地位低下、备受歧视的。关于女性的叙述多出现在对于婚姻状况、生育率、女性作家的介绍中。在介绍16世纪和17世纪对巫师的迫害时,特别说明了大部分被处死的巫师都是老迈而无力反抗的女性,因为宗教原罪和鬼神学都将矛头指向女性。“我们对巫师的满脸皱纹的丑老太婆印象无疑来源于16 世纪”,我们今天似乎很少意识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后另有渊源。到了18世纪,“未婚母亲们向法院起诉时,在强调她们自己遵守道德、单纯无知的同时,一般并不会控告男方强暴”,她们似乎已经全然把自己当作附属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人力匮乏,女性得以外出工作,各方面才逐渐获得解放,但直至1918年英国女性才获得选举权,而且女性薪资低于男性如今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正史中即便保证严肃也无可厚非,但是不经意出现的幽默感确实也是意外的惊喜。在卷二中,通过帕斯卡的经历,作者向读者展示了什么叫作“有保留地做忏悔的技巧” ——“在我大声说‘我发誓’没有做过这件事之后,低声加上一个‘今天’……”这种绘声绘色的描述似乎比直接的评价更能揶揄教会的虚伪。卷四中,“两位年轻的皇帝(拿破仑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他们看上去像均分欧洲世界的一代人。也许是为了增加戏剧性,倒霉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 威廉被留在了岸上,他就在岸边来回踱步,等待着谈话的结果,这一结果将决定他国家的命运” 。卷六中,慕尼黑会议期间,“在所有决定都做好之后,打着哈欠的张伯伦和焦虑的达拉第才将达成的协议告知最重要的当事方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巨大的反差感跃然纸上,体现的是国与国之间地位的不对等。“他(叶利钦)试图通过停在外面的装甲车播放劲爆的摇滚乐驱散反对者。这辆播放音乐的卡叽布顶蓬的汽车后来被命名为‘黄色戈培尔’”。可谓哑然失笑的读者也懂得叶利钦的郁闷。
《现代欧洲史》自初版至今,已过去五十余年,经过十余次再版修订。就在中文版出版的同一年,曾经奉行“光荣独立”的英国通过全民公投脱离了欧盟,似乎还是欧洲诸国中那个不太合群的孩子。尽管近几年的许多重要事件还未通过修订加入书中,但是这套丛书所呈现的发展脉络无疑让我们觉得如今发生的事情有迹可循。一些问题仍在延续,如难民问题和恐怖袭击,如欧盟对相对贫穷国家入欧申请的拖沓处理,如部分欧盟国家国内法律与欧盟规则存在冲突,如某些国家的政治缺乏连续性或是混乱不堪,如曾经的“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的对峙,如气候变化和全球化的挑战等等。以后我们会陆续看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那段已经在时光中沉淀凝固的历史,留给我们很多时间去追溯和回味,让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有自己的预期,也有追根溯源的能力。
作为曾经世界文明的中心,欧洲的历史一直是学界研究、大众渴望探究一二的热点。从严肃细致的学院派风格到引人入胜的叙事风格,从煌煌数十卷的通史到薄薄一本跨度五千年的简史,从满篇蝇头小字的单调纸页到图文并茂的全彩画册,题材繁多的书籍铺天盖地,均被纳入欧洲史范畴,然而真正被冠以“欧洲史”的朴素标题的却不算太多,毕竟欧洲向来有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亦非经短短数年便形成今日面貌。即便在欧美,优秀的欧洲史正史普及读本也为数不多,传世多年、历久弥新的经典更是寥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编写的《现代欧洲史》则是一套别具一格、体量适中、体例紧凑,在学界深受认可,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欧洲史编写范本的作品。
《现代欧洲史》系列不是简单地以一个世纪为跨度,而是着眼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及不同阶段的相关性,划分出欧洲现代文明的六个阶段:过渡积累阶段(《早期现代欧洲的建立》,卷一)、竞争对抗阶段(《宗教战争的年代》,卷二)、稳定发展阶段(《18世纪的欧洲》,卷三)、破旧立新阶段(《革命的年代》,卷四)、新的繁荣阶段(《民族主义与改革的年代》,卷五)、衰弱重构阶段(《欧洲时代的终结》,卷六)。好的史书绝不能只是事实和数据的罗列,还应给读者以启示,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虽然如同其他无法简单界定体例的史书一样,这一系列丛书兼具依照时间顺序,较多介绍主要国家和主要人物的特点,但其在纵横交织的论述结构中努力突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因素:利益之争和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个欧洲史编写体系中,我们会发现,在每一个的特定的时期,应用层面的科学发展会加速新的主要矛盾形成,直至爆发,比如印刷术的发明加速了世俗世界与宗教精神世界的分离,将欧洲带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宗教战争年代(卷一);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却也加深了阶段矛盾,带来了对旧制度的冲击,积蓄了革命的力量(卷四);第二次工业革命将欧洲各国的争夺引向了世界舞台,造成各国发展的不均衡,民族主义抬头,在俾斯麦体系达成的新稳态之下欧洲大陆“静海愈危”(卷五、卷六)。而且各卷对于科技发展前因后果的介绍十分详细,不吝笔墨,这对于读者加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知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文化思潮和科学理论的繁荣则相对缓慢地为大的变革进行思想准备:在科学革命和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黄金年代,数位哲学家开始批判宗教斗争,讽刺教会的虚伪,质疑君权神授及上帝的存在——某些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牛顿科学的影响,然而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多少显得孤独叛逆(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令读者反感,蒙田、帕斯卡、斯宾诺莎未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卷二);而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公共领域形成,阅读革命使大众也加入思想解放的大潮,天主教会受到又一轮猛烈抨击,一切似乎都在静待大革命风雨俱来(卷三)。
历史著者到底要不要加入自己的观点和情感,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而这一系列丛书的作者尽管克制地流露自己的情感,但某些情绪真切可感,有时是对弱势群体和受迫害者的悲闵,有时是对人类乐此不疲的残杀游戏的无奈。例如,在卷一中,作者借助门诺·西门斯的文章对宗教迫害者进行了控诉和抨击:“正如基督所说,任何冤枉和迫害基督徒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文章的诗歌韵律令悲悯的情感变得更加深沉。又如,我们可以发现,在贵族乐此不彼地争夺土地和权力时,底层农民的生活则日复一日数代不变,有时土地产出增加了,他们的生活却更加艰难,一切似乎陷入了完全的绝望之中,卷三作者即认为奥地利土地改革的失败是“一个时代的失败”。卷六则写道:“整整一代人都逝去了……”“ 那些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成为领袖的年轻人再也没有从战场上归来。”这些平实的语句给人无以名状的忧伤。
作者的评价尽可能地建立在丰富资料来源和剖析人类心理的基础上,不做绝对论断。如卷四中对拿破仑的评价:“这样一种氛围(压制民众)显然违背了《人权宣言》的精神,而且令拿破仑所说的他是真正的‘大革命之子’的论调变得不那么令人信服。”又如针对《凡尔赛和约》中超过德国偿付能力范围的条款使德国陷入绝境,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这类观点,作者详述了德国实际上规避了大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赔偿,“《凡尔赛和约》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折中,它对德国既不宽容大度,又没有对其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丛书的每一卷都关注女性生活状态和女性权利。尽管曾经不乏伊丽莎白一世、玛丽娅·特蕾莎、叶卡捷琳娜大帝、维多利亚女王等执掌大权的女性君主,后来也有如安吉拉·默克尔这样的女性政治家,但欧洲现代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女性都是地位低下、备受歧视的。关于女性的叙述多出现在对于婚姻状况、生育率、女性作家的介绍中。在介绍16世纪和17世纪对巫师的迫害时,特别说明了大部分被处死的巫师都是老迈而无力反抗的女性,因为宗教原罪和鬼神学都将矛头指向女性。“我们对巫师的满脸皱纹的丑老太婆印象无疑来源于16 世纪”,我们今天似乎很少意识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后另有渊源。到了18世纪,“未婚母亲们向法院起诉时,在强调她们自己遵守道德、单纯无知的同时,一般并不会控告男方强暴”,她们似乎已经全然把自己当作附属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人力匮乏,女性得以外出工作,各方面才逐渐获得解放,但直至1918年英国女性才获得选举权,而且女性薪资低于男性如今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正史中即便保证严肃也无可厚非,但是不经意出现的幽默感确实也是意外的惊喜。在卷二中,通过帕斯卡的经历,作者向读者展示了什么叫作“有保留地做忏悔的技巧” ——“在我大声说‘我发誓’没有做过这件事之后,低声加上一个‘今天’……”这种绘声绘色的描述似乎比直接的评价更能揶揄教会的虚伪。卷四中,“两位年轻的皇帝(拿破仑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他们看上去像均分欧洲世界的一代人。也许是为了增加戏剧性,倒霉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 威廉被留在了岸上,他就在岸边来回踱步,等待着谈话的结果,这一结果将决定他国家的命运” 。卷六中,慕尼黑会议期间,“在所有决定都做好之后,打着哈欠的张伯伦和焦虑的达拉第才将达成的协议告知最重要的当事方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巨大的反差感跃然纸上,体现的是国与国之间地位的不对等。“他(叶利钦)试图通过停在外面的装甲车播放劲爆的摇滚乐驱散反对者。这辆播放音乐的卡叽布顶蓬的汽车后来被命名为‘黄色戈培尔’”。可谓哑然失笑的读者也懂得叶利钦的郁闷。
《现代欧洲史》自初版至今,已过去五十余年,经过十余次再版修订。就在中文版出版的同一年,曾经奉行“光荣独立”的英国通过全民公投脱离了欧盟,似乎还是欧洲诸国中那个不太合群的孩子。尽管近几年的许多重要事件还未通过修订加入书中,但是这套丛书所呈现的发展脉络无疑让我们觉得如今发生的事情有迹可循。一些问题仍在延续,如难民问题和恐怖袭击,如欧盟对相对贫穷国家入欧申请的拖沓处理,如部分欧盟国家国内法律与欧盟规则存在冲突,如某些国家的政治缺乏连续性或是混乱不堪,如曾经的“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的对峙,如气候变化和全球化的挑战等等。以后我们会陆续看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那段已经在时光中沉淀凝固的历史,留给我们很多时间去追溯和回味,让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有自己的预期,也有追根溯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