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中叶的移民浪潮：时代变革之力把人们从故乡推进一个未知世界

　　然而，你是否想过——穿越国境和大洋的移民造成了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这些问题根本不是由于他们移入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所引起的。事实上，移民中最大的一部分来自英伦三岛，他们没有严重的语言障碍问题，不像某些国家(例如中欧和东欧的多民族帝国)的移民容易在新移居地遇到语言困难。不过，暂且撇开语言问题不谈，移居国外的侨民带来一个尖锐的问题：他们的国籍归属。侨民如留居在新国家，他们是否要割断与祖国的关系，如要割断，移民愿意吗?侨民如居住在本国的殖民地，这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例如住在新西兰的英国人或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们只是把原来的国当作“家”。问题最尖锐的地方是美国。

　　美国欢迎移民，但又对移民施加压力，要他们尽快变成使用英语的美国公民，理由是任何一个理智的公民都希望成为美国人。事实上多数移民也的确如此。改变国籍当然并不意味着与原先国家一刀两断。恰恰相反，移民们典型的例子是，当他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后，便很自然地与命运相同的人抱成一团，原因是新环境对他们太冷淡了。

　　19 世纪 50 年代，美国当地人对如潮水般涌来、饥肠辘辘、“愚昧无知”的爱尔兰人的反应，就是仇视和排斥。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退到他们的同胞当中，同胞是他们唯一熟悉的、能够给予帮助的群体。

　　美国对移民而言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挣钱的地方。它教给移民的第一句正式英语是：“我听到笛声响，必须赶快进工厂”。

　　大致说来，移民中介人的活动是控制不了的，顶多只能对海运条件进行某些检查，这项工作还是因为 19 世纪 40 年代末发生了可怕的流行性传染病后才开始进行的。中介人的背后通常有大人物支持。19 世纪的资产阶级仍然认为，欧洲大陆人口过剩是因为穷人太多，穷人输出越多，对资产阶级越有利(因为他们可以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对留下的人也越有利(因为劳工市场上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可获纾缓)。慈善机构，甚至工会组织对付贫穷和失业的唯一可行办法，就是帮助那些向他们求援的穷人或是工会会员移居到国外去。在本书所述时期，工业化进展最快的国家也就是那些对外移民的大户，如英国和德国。这项事实证明，慈善机构和工会组织的做法似乎不无道理。

　　人们为何要移居国外?

　　绝大部分人是出于经济原因，也就是说因为他们贫穷。尽管 1848 年后加上了政治迫害因素，但在庞杂的移民大军中，政治和意识形态难民只占很小一部分，甚至在 1849—1854 年间也是如此，虽然移民中的激进分子一度控制了美国的半数德文报刊，利用报刊控诉自己国家对难民的迫害。激进分子中的基本群众，像大多数不带意识形态的移民一样，很快便在国外定居下来，其革命热情也转移到反奴运动上。出于宗教原因而到美国寻求更大自由并进行相当古怪的宗教活动的移民不能说没有，但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也许不太突出，如果其原因是在于维多利亚政府对正统的看法不像以前那么严厉就好了。不过对于国内摩门教教徒的逃往国外，英国和丹麦政府倒是挺高兴的，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为它们带来不少麻烦。东欧的反犹太人运动也是后来的事，该运动造就了大规模犹太移民。

　　人们移居国外是为逃避国内的贫穷境况，还是为了到国外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个问题争论已久，意义不大。毫无疑问，穷人移居国外的可能性比富人出走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他们的传统生活难以维持或根本无法维持时，移居国外的可能性就更大。

　　因而在挪威，工匠移居国外的可能性比工厂工人大;船民、渔民在他们的小帆船无法与新问世的汽船匹敌之后，便准备一走了之。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一时期，任何抛弃祖辈居住地方的想法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因而要想把人们从故乡推进一个未知的世界，就需要有某种变革的力量才行。

　　由于交通领域的革命，劳工市场终于扩大到囊括整个工业世界。特别是对有技术的男性工人而言。以英国行业工会的领袖为例，他们可能在美国和国外某地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可能在纽卡斯尔和巴罗(Barrow-in-Furness)工作过一段时间。事实上，对意大利和爱尔兰那些随季节移居他国的农民和铁路工人而言，在这个阶段，利用农闲淡季前往大西洋对岸工作，已经是可能的事了。实际上，在这场大幅度增加的移民浪潮中，也有相当数量的非永久性活动 — 临时的、季节性的或仅仅是流浪性的活动。这种活动本身并无新鲜之处。

　　在工业革命之前，收完庄稼的农民、流浪汉、走街串巷的修补匠、沿街叫卖的小贩、运货的马车夫以及牲畜贩子，早已屡见不鲜。

　　新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向全世界的辐射，肯定需要，因此也产生了这些“行踪不定之人”。

　　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移民浪潮始于 19 世纪中叶。

　　移民的具体情况无法确知，因为那时的官方统计数字反映不出男女老幼在国内乃至在国际之间流动的全部情况。从农村涌向城市，跨地区以及跨城市的人口流动，漂洋过海的移民，前往边远地区定居的人们，如此等等，川流不息。

　　至于流动的方法，现在更难以说清楚。

　　尽管如此，有关这次移民的大致轮廓还是可以勾画出来。1846—1875 年间，约有 900 多万人离开欧洲，其中大部分到了美国。这个数字等于是 1851 年伦敦人口的四倍。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里，离开欧洲的总人数不超过 100 万。人口流动与工业化形影相随。现代世界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流动人口，而新式改良的交通条件又使人口流动更加容易、更加便宜。

　　当然，现代经济发展又使世界能够养活更多人口,发生的大规模迁徙并非突如其来，没有征兆。早在 19 世纪 30 和 40 年代，就已有人预测到不久必定会有大迁徙爆发(见《革命的年代》第九章)，然而预测毕竟是预测。原本还是潺潺流动的小溪，如今一下子似乎突然变成了滔滔不息的急流。

《见识丛书·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光是 1900—1910 这 10年间移居美国的人数，就惊人的很!你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对移民最明显的限制因素是地理条件。暂且撇开因贩卖非洲奴隶而造成的移民不谈，我们可以说国际上的移民主体是欧洲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西欧人和德国人。当然中国人此时也在流动当中，流向中国北部边境，流向中央帝国的边缘地区，流入汉族故乡以外的地区;住在南方沿海地区的人则移入了东南亚的半岛和岛屿上，但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还说不准。也许人数不是很多。

　　1871 年在海峡殖民地(即马来亚)大约有 12 万人。印度人在 1852 年后开始向邻国缅甸移民，不过数目不大。因禁止奴隶贸易而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在某种程度上由主要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契约劳工”填补了，他们的状况比起奴隶实在也好不了多少。

　　1853—1874 年，约有 12. 5 万中国人移居古巴。他们在印度洋群岛以及太平洋地区与印度人组成少数民族的杂居区，与古巴、秘鲁和英属加勒比海的华人组成规模较小的华人区。一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华人已为美国太平洋沿岸最早开拓的地区所吸引，他们为当地报纸提供了不少有关洗衣工和厨师的笑料, 旧金山的中国餐馆是他们在淘金潮期间开创的。

　　波士顿《银行家杂志》说：“此地最好的餐馆是从中国来的冒险家开设的。”

　　在经济萧条时期，他们又成为政客们进行种族排外的宣传材料。国际贸易使得世界性的商船队发展神速，商船队船员大部分是“东印度水手”，他们在世界各大港口都滞留和储备了一批数量不多的有色人种。

　　在殖民地招募军队又使一部分有色人种首次踏上欧洲土地。这时期英国的殖民部队绝大部分是从印度招募来的，并用于印度，或用于英印政府统治范围之内、伦敦英国政府统治范围之外的一些地区。征召殖民军的国家主要是法国。法国希望借由此举抵消德国在人口上的优势，这是 19 世纪 60年代的热门话题。

　　就欧洲移民而言，大规模漂洋过海的洲际移民仅局限于少数国家，在本书所述时期，绝大部分移民是英国人、爱尔兰人和日耳曼人，从19 世纪 60 年代起，还有挪威人和瑞典人，丹麦人从未达到类似的移民高潮。

　　由于挪威、瑞典移民的绝对数字不大，从而掩盖了它们在其总人口中实际所占的巨大比重。在挪威新增的人口当中，约有 2/3 跑到了美国，超过其比例的只有不幸的爱尔兰。爱尔兰移居国外的人数已超过其人口增长总额。

　　自 1846—1847 年的大饥荒之后，爱尔兰每一个 10年的人口均呈下降趋势。英国和日耳曼的移民虽没超过其人口增长部分的 10%，但从绝对数字上看，这仍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

　　南欧的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很快也会像潮水般涌向美洲大城市，但此刻他们尚未从其土生土长的贫穷农村向外挪动。东欧人，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徒，基本上也稳坐不动，只有犹太人渐渐渗入或蜂拥奔向省城，此后又进入大一点儿的城市，匈牙利城市直到 1840 年才对犹太定居者开放，在此之前，犹太人从未能在大城市定居。

　　俄国农民在 1880 年前尚未移入西伯利亚的广阔天地，但他们已大批流入俄国欧洲部分的大草原，到 19 世纪 80 年代基本上完成了在草原定居的过程。1890 年前鲁尔矿区几乎还见不到波兰移民，不过此时捷克人已向南移入维也纳。斯拉夫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向美洲移民的热潮约始于 19世纪 80 代。

　　大致说来，英国人、日耳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构成了国际移民的主力军，此外便是自由自在的加利西亚人、巴斯克人等少数民族，他们在拉丁美洲世界无所不在。由于大多数欧洲人是乡下人，所以大多数移民也是乡下人。

　　19 世纪是一部清除乡下人的庞大机器。

　　多数乡下人都进了城，至少是离开了乡下传统的饭碗，尽其所能地在陌生的、可怕的，但也充满无限希望的新天地里寻找生计，在据说遍地是黄金的城里寻找出路，不过这些新来的移居者充其量只能偶尔捡到几块铜片。

　　有人认为乡下人的蜂拥进城与都市化是同一回事，这话不完全正确。

　　因为有几批移民是从较糟糕的农业环境离开，迁移到较好的农业环境定居，这些人主要是在美国大湖区定居的日耳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稍早来到加拿大定居的苏格兰人。1880 年前往美国定居的外国移民当中，只有 10%从事农业。一位观察家说，“从购买和装备一个农场所需的资金来衡量”，他们“或许”还称不上是农场主。

　　19 世纪 70 年代初期，仅农场设备一项就要花费 900 美元。乡下人从地球表面的这一边跑到了另一边，如果说这种人口重新安置的现象已不容忽视，那么乡下人成群结队脱离农业的情况就更令人吃惊了。

　　人口流动与都市化形影相随，19 世纪下半叶处于都市化过程中的主要国家(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其城市人口集中的速度超过了除英、德工业区以外的任何地方(1890 年人口数量排名前 20 的西方城市中，有五个在美国，一个在澳大利亚)。

　　男男女女不断拥进城市，虽然其中有越来越多人也许是(在英国则一定是)来自其他城市。如果他们只是在国内移动，那么他们并不需要借助新技术和新发明。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都走不远，如果要远行，那么那条连接其居住地和城市之间的小路一定早已被亲朋邻居踩平了，就像法国中部的叫卖小贩和农闲季节去巴黎充当建筑工的人们早已走惯的路一样。随着巴黎建筑业的兴盛，这类季节性雇工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直到1870 年后他们才在巴黎永久定居。

　　新的路线有时会因新技术，例如铁路的问世而开辟。铁路把布列塔尼人带到巴黎，他们在抵达巴黎蒙帕纳斯(Montparnasse)火车站出入口时便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便把最具姿色的女孩儿提供给巴黎妓院。布列塔尼姑娘们从此替代了洛林姑娘，成了巴黎烟花巷里人所皆知的妓女。在国内流动的妇女绝大部分成了家庭女佣。她们的女佣生活通常要到她们与同乡结婚后，或找到其他的城市职业后方告结束。举家出走或夫妇同行的例子并不常见。

　　男人在城里从事的职业，有的是他们家乡世代相传的传统职业，像威尔士人不管跑到哪儿都是卖牛奶、奶油、干酪;有的干自己的老本行，如果他们有一技之长的话;有的去做买卖，开个小铺子，经营食品和饮料。

　　除此之外，其他人就在建筑和运输两大部门就业。这两种行业不需要乡下人具备他们所不熟悉的技术。以 1885 年的柏林为例，计有 81% 的食品供应人员，以及 83. 5% 的建筑工人和 85% 的运输工人是外地移民。

　　虽然他们很少有机会能从事技术性较强的体力劳动(除非他们在家乡学过某种手艺)，他们的生活还是比最穷的柏林本地人略好一些。

　　最低工资阶层和接受临时救济的贫困大军更可能是由当地人，而不是外来移民所组成。

　　然而，你是否想过——穿越国境和大洋的移民造成了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这些问题根本不是由于他们移入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所引起的。事实上，移民中最大的一部分来自英伦三岛，他们没有严重的语言障碍问题，不像某些国家(例如中欧和东欧的多民族帝国)的移民容易在新移居地遇到语言困难。不过，暂且撇开语言问题不谈，移居国外的侨民带来一个尖锐的问题：他们的国籍归属。侨民如留居在新国家，他们是否要割断与祖国的关系，如要割断，移民愿意吗?侨民如居住在本国的殖民地，这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例如住在新西兰的英国人或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们只是把原来的国当作“家”。问题最尖锐的地方是美国。

　　美国欢迎移民，但又对移民施加压力，要他们尽快变成使用英语的美国公民，理由是任何一个理智的公民都希望成为美国人。事实上多数移民也的确如此。改变国籍当然并不意味着与原先国家一刀两断。恰恰相反，移民们典型的例子是，当他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后，便很自然地与命运相同的人抱成一团，原因是新环境对他们太冷淡了。

　　19 世纪 50 年代，美国当地人对如潮水般涌来、饥肠辘辘、“愚昧无知”的爱尔兰人的反应，就是仇视和排斥。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退到他们的同胞当中，同胞是他们唯一熟悉的、能够给予帮助的群体。

　　美国对移民而言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挣钱的地方。它教给移民的第一句正式英语是：“我听到笛声响，必须赶快进工厂”。

　　大致说来，移民中介人的活动是控制不了的，顶多只能对海运条件进行某些检查，这项工作还是因为 19 世纪 40 年代末发生了可怕的流行性传染病后才开始进行的。中介人的背后通常有大人物支持。19 世纪的资产阶级仍然认为，欧洲大陆人口过剩是因为穷人太多，穷人输出越多，对资产阶级越有利(因为他们可以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对留下的人也越有利(因为劳工市场上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可获纾缓)。慈善机构，甚至工会组织对付贫穷和失业的唯一可行办法，就是帮助那些向他们求援的穷人或是工会会员移居到国外去。在本书所述时期，工业化进展最快的国家也就是那些对外移民的大户，如英国和德国。这项事实证明，慈善机构和工会组织的做法似乎不无道理。

　　人们为何要移居国外?

　　绝大部分人是出于经济原因，也就是说因为他们贫穷。尽管 1848 年后加上了政治迫害因素，但在庞杂的移民大军中，政治和意识形态难民只占很小一部分，甚至在 1849—1854 年间也是如此，虽然移民中的激进分子一度控制了美国的半数德文报刊，利用报刊控诉自己国家对难民的迫害。激进分子中的基本群众，像大多数不带意识形态的移民一样，很快便在国外定居下来，其革命热情也转移到反奴运动上。出于宗教原因而到美国寻求更大自由并进行相当古怪的宗教活动的移民不能说没有，但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也许不太突出，如果其原因是在于维多利亚政府对正统的看法不像以前那么严厉就好了。不过对于国内摩门教教徒的逃往国外，英国和丹麦政府倒是挺高兴的，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为它们带来不少麻烦。东欧的反犹太人运动也是后来的事，该运动造就了大规模犹太移民。

　　人们移居国外是为逃避国内的贫穷境况，还是为了到国外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个问题争论已久，意义不大。毫无疑问，穷人移居国外的可能性比富人出走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他们的传统生活难以维持或根本无法维持时，移居国外的可能性就更大。

　　因而在挪威，工匠移居国外的可能性比工厂工人大;船民、渔民在他们的小帆船无法与新问世的汽船匹敌之后，便准备一走了之。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一时期，任何抛弃祖辈居住地方的想法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因而要想把人们从故乡推进一个未知的世界，就需要有某种变革的力量才行。

　　由于交通领域的革命，劳工市场终于扩大到囊括整个工业世界。特别是对有技术的男性工人而言。以英国行业工会的领袖为例，他们可能在美国和国外某地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可能在纽卡斯尔和巴罗(Barrow-in-Furness)工作过一段时间。事实上，对意大利和爱尔兰那些随季节移居他国的农民和铁路工人而言，在这个阶段，利用农闲淡季前往大西洋对岸工作，已经是可能的事了。实际上，在这场大幅度增加的移民浪潮中，也有相当数量的非永久性活动 — 临时的、季节性的或仅仅是流浪性的活动。这种活动本身并无新鲜之处。

　　在工业革命之前，收完庄稼的农民、流浪汉、走街串巷的修补匠、沿街叫卖的小贩、运货的马车夫以及牲畜贩子，早已屡见不鲜。

　　新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向全世界的辐射，肯定需要，因此也产生了这些“行踪不定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