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鹏：日本“葬礼外交”盛况未现

　　9月27日，日本政府为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举办国葬仪式。来自日本国内与海外的各界人士共4183人出席，包括210多个国家、地区与国际机构的海外相关人士约700人，其中各国首脑级人士约50位。应日本政府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出席此次国葬仪式，并参加日本政府及安倍遗属致谢仪式。围绕这次“国葬”，日本舆论褒贬不一，其中不乏激烈反对的声音。这是一场“姗姗来迟”、争议不断、但又不得不隆重举办的葬礼，岸田文雄内阁原计划借此场合遍邀各国政要来访，凸显“岸田外交”的特色与政绩，但所谓的“葬礼外交”并未出现“冠盖云集”的盛况。

　　岸田寄望“葬礼外交”的用意

　　安倍国葬仪式迟至他去世后将近三个月方才举办，原因之一就是在岸田内阁看来，时间越长，越可以给各国政要留出充足的准备时间，使尽可能多的各国政要到访日本，让这场“葬礼外交”尽显“岸田外交”的能力与水平。

　　岸田内阁是年轻的内阁。尽管在安倍去世后，岸田率领的自民党赢得了7月的参议院选举，但岸田本人及其派系在自民党内根基较弱，不敌安倍派系的影响力。安倍的猝然离世使自民党内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在此重大转折关口，岸田非常期望通过为安倍举行国葬，搭建一个“葬礼外交”的平台与跳板，展示自己的施政能力，向国内外证明自己是后安倍时代日本的“有力掌舵者”，以此凝聚执政向心力，提升自己的形象，为长期执政打好基础。岸田文雄曾经长期在安倍内阁中担任外相，并且将此作为辉煌的人生履历。他在安倍葬礼上所致悼词中就自豪地宣称：“我能够以外务大臣的身份，也作为在同一片天空下一起打拼的盟友加入您的内阁，全心致力于推进日本外交，是我这一辈子的荣幸。”他在就任首相后的施政长处自然应是在外交领域。那么，通过风风光光大办“安倍葬礼”，邀请重量级外国政要、更多数量的外国嘉宾，不仅能在国内提升影响力，更会让他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人物。安倍在任时的最大“功绩”之一就在外交领域，以其“俯瞰地球仪”的口号给国际社会留下了“安倍外交”的深刻印象，岸田明言要继承安倍外交的“遗志”。要巩固“安倍外交”的成果并树立自己的外交形象，花费大量时间出访海外就将是难以避免的任务，但这种方式漫长而复杂，且不一定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安倍的去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举办“葬礼外交”，无形中就暗示了岸田内阁是要继承安倍外交“衣钵”的，并且这种方式简单快捷、直观易懂，也更能触动各国要人的内心，凸显日本国际影响力，提升日本外交话语权。权衡利弊，岸田顶住国内的巨大压力，坚持举办了这次国葬仪式。

　　留下了巨大遗憾

　　但这场“葬礼外交”的效果却显然打了折扣，未能达到先前计划的目的。参加安倍葬礼的外国政要，可以说难言“高规格”，只能说是“勉勉强强”。

　　邀请西方大国首脑云集日本的梦想落了空。举办安倍“国葬”，主打的就是“西方大国外交”这张牌。作为西方阵营标志的七国集团(G7)，成立伊始就以集体“出镜”而闻名世界，以此凸显西方阵营的“团结”。但其他六个成员国的现职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均“齐刷刷”地集体缺席了安倍葬礼。特别是美国，作为日本最“牢靠”的盟友和“大哥”，却只派出了副总统哈里斯这一象征性的人物，着实让人感到意外，让人不免联想到日美同盟关系的“脆弱”或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其他五国出席葬礼的分别是法国前总统、德国前总统、英国前首相、意大利前总理以及加拿大的部长级代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最后一刻突然以国内原因(需要应对特大飓风灾害)取消了参加安倍葬礼的日程安排。西方大国的“集体缺席”，既打乱了岸田内阁的外交计划，又着实打击了岸田本人的外交雄心。巩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的计划未必能如愿。印度总理莫迪出席葬礼，算是给岸田内阁的最大“安慰”。印度是世界人口大国，且近年来日印关系颇为热络，但岸田邀请莫迪出席安倍葬礼的目的之一是巩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由于美国总统拜登的缺席，这个目的显然也没有达到，该机制的主导力与凝聚力也大为减色。该机制是安倍生前最热衷的外交手笔，是他的“外交遗产”之一，如今却有点“人走茶凉”的凄凉感。打开东北亚外交僵局的目的也没有实现。韩国方面派出了总理韩德洙出席安倍葬礼，岸田也与他举行了简短会面，这给近年来一直处于僵局的日韩关系带来了一点“亮色”。但是韩国总理毕竟不是总统，代表性与权威性不足。“葬礼外交”也未能给日俄关系带来正面效应。安倍生前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良好私交”而闻名国际社会，两人会面多达2 7次。此次俄罗斯仅派出了前文化部长什维德科伊出席安倍葬礼，这显然改变不了日俄关系踟蹰不前的冷淡局面。在日俄之间旷日持久的岛屿主权争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日本配合西方阵营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背景下，“葬礼外交”掩盖不了日俄之间的深刻分歧。

　　窥出了日本外交的冷暖

　　就在日本此次“葬礼外交”前几天，英国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办了国葬仪式。国际舆论难免对两国的国葬进行对比。日英同是西方大国，同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恰好处于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但这个东西两端却是“冷热两重天”。英国女王国葬全球瞩目、万众参与，各国元首与政府首脑云集伦敦，各方吊唁队伍络绎不绝。对英国政府来说，这也是一场“葬礼外交”，赚足了同情舆论，成功提升了全球民众和舆论对英国的正面关注度。而反观安倍的国葬仪式，却显得有点“冷清”，不仅各国代表的政治级别参差不齐、普遍不高，未能实现“葬礼外交”的目标，就在国内也不能引起民众和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民众的抗议示威接连不断，遑论引发全球民众和舆论的正面关注了。

　　当然，伊丽莎白二世去世时是在任的国家元首，安倍是已经卸任的政府首脑，身份不同。但显然这不是两场“葬礼外交”冷热不同的主要原因。毕竟安倍生前就是一位充满争议的政治人物，去世后也争议不断。日本外交形象在国际社会仍旧处于待提升状态，其对二战侵略历史的顽固错误态度是一个重要原因。岸田内阁年轻又不成熟，执政根基尚不是非常稳固，且缺乏应对重大突发事变的能力。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岸田内阁举办的这次“葬礼外交”只能是差强人意，难言成功圆满。

　　庞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9月27日，日本政府为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举办国葬仪式。来自日本国内与海外的各界人士共4183人出席，包括210多个国家、地区与国际机构的海外相关人士约700人，其中各国首脑级人士约50位。应日本政府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出席此次国葬仪式，并参加日本政府及安倍遗属致谢仪式。围绕这次“国葬”，日本舆论褒贬不一，其中不乏激烈反对的声音。这是一场“姗姗来迟”、争议不断、但又不得不隆重举办的葬礼，岸田文雄内阁原计划借此场合遍邀各国政要来访，凸显“岸田外交”的特色与政绩，但所谓的“葬礼外交”并未出现“冠盖云集”的盛况。

　　岸田寄望“葬礼外交”的用意

　　安倍国葬仪式迟至他去世后将近三个月方才举办，原因之一就是在岸田内阁看来，时间越长，越可以给各国政要留出充足的准备时间，使尽可能多的各国政要到访日本，让这场“葬礼外交”尽显“岸田外交”的能力与水平。

　　岸田内阁是年轻的内阁。尽管在安倍去世后，岸田率领的自民党赢得了7月的参议院选举，但岸田本人及其派系在自民党内根基较弱，不敌安倍派系的影响力。安倍的猝然离世使自民党内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在此重大转折关口，岸田非常期望通过为安倍举行国葬，搭建一个“葬礼外交”的平台与跳板，展示自己的施政能力，向国内外证明自己是后安倍时代日本的“有力掌舵者”，以此凝聚执政向心力，提升自己的形象，为长期执政打好基础。岸田文雄曾经长期在安倍内阁中担任外相，并且将此作为辉煌的人生履历。他在安倍葬礼上所致悼词中就自豪地宣称：“我能够以外务大臣的身份，也作为在同一片天空下一起打拼的盟友加入您的内阁，全心致力于推进日本外交，是我这一辈子的荣幸。”他在就任首相后的施政长处自然应是在外交领域。那么，通过风风光光大办“安倍葬礼”，邀请重量级外国政要、更多数量的外国嘉宾，不仅能在国内提升影响力，更会让他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人物。安倍在任时的最大“功绩”之一就在外交领域，以其“俯瞰地球仪”的口号给国际社会留下了“安倍外交”的深刻印象，岸田明言要继承安倍外交的“遗志”。要巩固“安倍外交”的成果并树立自己的外交形象，花费大量时间出访海外就将是难以避免的任务，但这种方式漫长而复杂，且不一定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安倍的去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举办“葬礼外交”，无形中就暗示了岸田内阁是要继承安倍外交“衣钵”的，并且这种方式简单快捷、直观易懂，也更能触动各国要人的内心，凸显日本国际影响力，提升日本外交话语权。权衡利弊，岸田顶住国内的巨大压力，坚持举办了这次国葬仪式。

　　留下了巨大遗憾

　　但这场“葬礼外交”的效果却显然打了折扣，未能达到先前计划的目的。参加安倍葬礼的外国政要，可以说难言“高规格”，只能说是“勉勉强强”。

　　邀请西方大国首脑云集日本的梦想落了空。举办安倍“国葬”，主打的就是“西方大国外交”这张牌。作为西方阵营标志的七国集团(G7)，成立伊始就以集体“出镜”而闻名世界，以此凸显西方阵营的“团结”。但其他六个成员国的现职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均“齐刷刷”地集体缺席了安倍葬礼。特别是美国，作为日本最“牢靠”的盟友和“大哥”，却只派出了副总统哈里斯这一象征性的人物，着实让人感到意外，让人不免联想到日美同盟关系的“脆弱”或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其他五国出席葬礼的分别是法国前总统、德国前总统、英国前首相、意大利前总理以及加拿大的部长级代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最后一刻突然以国内原因(需要应对特大飓风灾害)取消了参加安倍葬礼的日程安排。西方大国的“集体缺席”，既打乱了岸田内阁的外交计划，又着实打击了岸田本人的外交雄心。巩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的计划未必能如愿。印度总理莫迪出席葬礼，算是给岸田内阁的最大“安慰”。印度是世界人口大国，且近年来日印关系颇为热络，但岸田邀请莫迪出席安倍葬礼的目的之一是巩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由于美国总统拜登的缺席，这个目的显然也没有达到，该机制的主导力与凝聚力也大为减色。该机制是安倍生前最热衷的外交手笔，是他的“外交遗产”之一，如今却有点“人走茶凉”的凄凉感。打开东北亚外交僵局的目的也没有实现。韩国方面派出了总理韩德洙出席安倍葬礼，岸田也与他举行了简短会面，这给近年来一直处于僵局的日韩关系带来了一点“亮色”。但是韩国总理毕竟不是总统，代表性与权威性不足。“葬礼外交”也未能给日俄关系带来正面效应。安倍生前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良好私交”而闻名国际社会，两人会面多达2 7次。此次俄罗斯仅派出了前文化部长什维德科伊出席安倍葬礼，这显然改变不了日俄关系踟蹰不前的冷淡局面。在日俄之间旷日持久的岛屿主权争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日本配合西方阵营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背景下，“葬礼外交”掩盖不了日俄之间的深刻分歧。

　　窥出了日本外交的冷暖

　　就在日本此次“葬礼外交”前几天，英国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办了国葬仪式。国际舆论难免对两国的国葬进行对比。日英同是西方大国，同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恰好处于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但这个东西两端却是“冷热两重天”。英国女王国葬全球瞩目、万众参与，各国元首与政府首脑云集伦敦，各方吊唁队伍络绎不绝。对英国政府来说，这也是一场“葬礼外交”，赚足了同情舆论，成功提升了全球民众和舆论对英国的正面关注度。而反观安倍的国葬仪式，却显得有点“冷清”，不仅各国代表的政治级别参差不齐、普遍不高，未能实现“葬礼外交”的目标，就在国内也不能引起民众和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民众的抗议示威接连不断，遑论引发全球民众和舆论的正面关注了。

　　当然，伊丽莎白二世去世时是在任的国家元首，安倍是已经卸任的政府首脑，身份不同。但显然这不是两场“葬礼外交”冷热不同的主要原因。毕竟安倍生前就是一位充满争议的政治人物，去世后也争议不断。日本外交形象在国际社会仍旧处于待提升状态，其对二战侵略历史的顽固错误态度是一个重要原因。岸田内阁年轻又不成熟，执政根基尚不是非常稳固，且缺乏应对重大突发事变的能力。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岸田内阁举办的这次“葬礼外交”只能是差强人意，难言成功圆满。

　　庞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