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沃尔特：政治精英忽视民族主义是灾难的开始

　　如果一个国家元首或外交部长向我征求意见——不要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可能会说：“尊重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力量。”为什么?因为当我回顾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的历史，并考虑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未能认识到这一现象似乎导致许多领导人(和他们的国家)陷入代价高昂的灾难。我之前已经提出过这一点，但最近的事件表明，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什么?答案有两部分。首先，它认识到世界是由具有重要文化特征(共同的语言、历史、祖先、地理起源等)的社会群体组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些群体逐渐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特的实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其本质特征的主张，从生物学或历史的角度来说，不一定是严格准确的。(事实上，国家叙述通常是对过去的歪曲。)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成员真正相信他们是一个国家。

　　第二，民族主义学说进一步断言，每个国家都有权自治，不应该被外人统治。与此相关，这种观点往往使现有国家对那些不属于自己群体的人保持警惕，包括来自其他文化的移民或难民，他们可能试图进入并居住在他们的领土上。可以肯定的是，移民已经持续了几千年，许多国家包含多个民族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化可能也确实发生了。尽管如此，那些不被视为国家一部分的人的存在往往是一个热点问题，可能成为冲突的强大驱动因素。

　　现在，想想民族主义是如何让那些未能认识到民族主义力量的领导人脱轨的。

　　当然，证据之一就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未能理解，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可能会挫败他通过迅速而成功的军事行动，和普京恢复俄罗斯在乌克兰影响力的努力。俄罗斯的战争努力从一开始就容易出错，但乌克兰出人意料的激烈抵抗一直是俄罗斯前进道路上最重要的障碍。普京和他的同僚们忘记了，国家往往愿意承受巨大的损失，像老虎一样抵抗外国入侵者，而这正是乌克兰人所做的。

　　但普京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方面犯错的世界领导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庞大殖民帝国的统治者们发动了旷日持久、耗资巨大、最终以失败告终的运动，试图将动荡不安的国家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在爱尔兰、印度、东南亚、中东大部分地区和非洲大部分地区，这些努力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失败了，而且付出了惨重的人力代价。1931年后，日本试图征服中国并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的努力也同样失败。

　　说到理解民族主义的含义，美国也没有做得更好。尽管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其他美国官员认识到，民族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强大，对“共产主义大佬”的恐惧被夸大了，但大多数美国官员仍然担心，左翼运动可能会为了意识形态的原因而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听从莫斯科的命令。在越南战争期间，对民族主义力量的类似盲目性，导致美国领导人低估了北越为统一国家愿意付出的代价。苏联也不甘示弱，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时陷入了困境，因为它没有意识到阿富汗人会为击退外国占领者而进行多么激烈的战斗。

　　可悲的是，美国领导人并没有从这些经验中学到很多。2001年9月11日之后，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说服自己，推翻现有政权并以一个崭新的民主政体取而代之是很容易的，因为它认为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渴望自由，会像解放者一样欢迎美国士兵。然而，奥巴马政府得到的却是当地民众顽固的、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抵抗，这些民众不愿听从占领军的命令，也不愿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

　　未能认识到民族主义的力量，并不局限于战争和占领。欧盟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超越国家间的联系，促进共同的欧洲身份认同，减轻导致欧洲不断爆发毁灭性战争的竞争压力。有人可能会说，欧盟起到了安抚作用(尽管我认为其他因素更重要)，但国家认同仍是欧洲政治版图中一个持久的组成部分，并继续扰乱精英们的期望。

　　首先，欧盟本身的结构决定了各国不愿将太多权力交给布鲁塞尔。除此之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盟为制定“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所做的多次努力基本上都是胎死腹中。更重要的是，每当危机发生时，每个国家的第一反应不是求助于布鲁塞尔，而是求助于本国民选官员。2008年欧元区危机和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欧元区明显缺乏团结;相反，每个国家都为自己而战。

　　此外，未能认识到民族主义的持久吸引力，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么多观察人士低估了英国退欧或强硬民族主义政党意外出现的风险。波兰执政的法律与正义党(Law and Justice party)和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领导的青民盟(Fidesz)获胜，主要是因为它们以与欧盟自由价值观直接相悖的方式，首先吸引了各国的民族主义意识。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不太可能的政治生涯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将自己推销成一个热情的美国民族主义者的能力，并将自己与他指责把美国出卖的所谓颓废的全球主义精英进行对比。无论是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口号，还是对(非白人)移民的公开敌意，他的政治纲领和公众形象都将怀旧的民族主义置于首要位置。任何仍然对特朗普的政治吸引力感到困惑的人，必须首先认识到，在当代美国政治中，他比任何人都更有效地利用了民族主义的力量。

　　鉴于民族主义持久重要性的大量证据，为什么那么多聪明的领导人会低估它呢?我不确定，但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类似于软件中的一个bug。各国不仅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往往认为自己比其他国家优越，因此，一旦发生冲突，就注定会取得胜利。这种盲点使得人们更难认识到另一个国家可能与自己平等(或者，上帝保佑，更优越)。一些美国人很难理解越共或塔利班怎么可能打败他们，而普京似乎也很难认识到，他认为不如他们的乌克兰人能够也将会抵抗俄罗斯的入侵。

　　如果精英们一生都生活在一个跨国的、世界性的泡沫中，他们可能也会低估民族主义的力量。如果你去参加每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在世界各地做生意，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志趣相投的人交往，生活在国外就像生活在自己的祖国一样舒适，你很容易忽视社交圈之外的人对地方、当地机构和他们自己对国家的归属感保持着强大的依恋。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他/她/他们的个人权利，这是另一个盲点，因为它把我们的目光从社会纽带和对群体生存的承诺上转移开，而许多群体认为这些社会纽带和承诺比个人自由更重要。

　　因此，如果有政治领袖向我寻求建议，或者想知道我对他们正在考虑的某些外交政策策略的看法，我会问他们是否把民族主义考虑在内，我会提醒他们，当大国忽视民族主义时会发生什么。我可以转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话：你可能对民族主义不感兴趣，但它仍然对你感兴趣。

　　如果一个国家元首或外交部长向我征求意见——不要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可能会说：“尊重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力量。”为什么?因为当我回顾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的历史，并考虑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未能认识到这一现象似乎导致许多领导人(和他们的国家)陷入代价高昂的灾难。我之前已经提出过这一点，但最近的事件表明，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什么?答案有两部分。首先，它认识到世界是由具有重要文化特征(共同的语言、历史、祖先、地理起源等)的社会群体组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些群体逐渐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特的实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其本质特征的主张，从生物学或历史的角度来说，不一定是严格准确的。(事实上，国家叙述通常是对过去的歪曲。)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成员真正相信他们是一个国家。

　　第二，民族主义学说进一步断言，每个国家都有权自治，不应该被外人统治。与此相关，这种观点往往使现有国家对那些不属于自己群体的人保持警惕，包括来自其他文化的移民或难民，他们可能试图进入并居住在他们的领土上。可以肯定的是，移民已经持续了几千年，许多国家包含多个民族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化可能也确实发生了。尽管如此，那些不被视为国家一部分的人的存在往往是一个热点问题，可能成为冲突的强大驱动因素。

　　现在，想想民族主义是如何让那些未能认识到民族主义力量的领导人脱轨的。

　　当然，证据之一就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未能理解，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可能会挫败他通过迅速而成功的军事行动，和普京恢复俄罗斯在乌克兰影响力的努力。俄罗斯的战争努力从一开始就容易出错，但乌克兰出人意料的激烈抵抗一直是俄罗斯前进道路上最重要的障碍。普京和他的同僚们忘记了，国家往往愿意承受巨大的损失，像老虎一样抵抗外国入侵者，而这正是乌克兰人所做的。

　　但普京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方面犯错的世界领导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庞大殖民帝国的统治者们发动了旷日持久、耗资巨大、最终以失败告终的运动，试图将动荡不安的国家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在爱尔兰、印度、东南亚、中东大部分地区和非洲大部分地区，这些努力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失败了，而且付出了惨重的人力代价。1931年后，日本试图征服中国并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的努力也同样失败。

　　说到理解民族主义的含义，美国也没有做得更好。尽管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其他美国官员认识到，民族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强大，对“共产主义大佬”的恐惧被夸大了，但大多数美国官员仍然担心，左翼运动可能会为了意识形态的原因而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听从莫斯科的命令。在越南战争期间，对民族主义力量的类似盲目性，导致美国领导人低估了北越为统一国家愿意付出的代价。苏联也不甘示弱，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时陷入了困境，因为它没有意识到阿富汗人会为击退外国占领者而进行多么激烈的战斗。

　　可悲的是，美国领导人并没有从这些经验中学到很多。2001年9月11日之后，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说服自己，推翻现有政权并以一个崭新的民主政体取而代之是很容易的，因为它认为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渴望自由，会像解放者一样欢迎美国士兵。然而，奥巴马政府得到的却是当地民众顽固的、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抵抗，这些民众不愿听从占领军的命令，也不愿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

　　未能认识到民族主义的力量，并不局限于战争和占领。欧盟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超越国家间的联系，促进共同的欧洲身份认同，减轻导致欧洲不断爆发毁灭性战争的竞争压力。有人可能会说，欧盟起到了安抚作用(尽管我认为其他因素更重要)，但国家认同仍是欧洲政治版图中一个持久的组成部分，并继续扰乱精英们的期望。

　　首先，欧盟本身的结构决定了各国不愿将太多权力交给布鲁塞尔。除此之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盟为制定“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所做的多次努力基本上都是胎死腹中。更重要的是，每当危机发生时，每个国家的第一反应不是求助于布鲁塞尔，而是求助于本国民选官员。2008年欧元区危机和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欧元区明显缺乏团结;相反，每个国家都为自己而战。

　　此外，未能认识到民族主义的持久吸引力，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么多观察人士低估了英国退欧或强硬民族主义政党意外出现的风险。波兰执政的法律与正义党(Law and Justice party)和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领导的青民盟(Fidesz)获胜，主要是因为它们以与欧盟自由价值观直接相悖的方式，首先吸引了各国的民族主义意识。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不太可能的政治生涯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将自己推销成一个热情的美国民族主义者的能力，并将自己与他指责把美国出卖的所谓颓废的全球主义精英进行对比。无论是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口号，还是对(非白人)移民的公开敌意，他的政治纲领和公众形象都将怀旧的民族主义置于首要位置。任何仍然对特朗普的政治吸引力感到困惑的人，必须首先认识到，在当代美国政治中，他比任何人都更有效地利用了民族主义的力量。

　　鉴于民族主义持久重要性的大量证据，为什么那么多聪明的领导人会低估它呢?我不确定，但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类似于软件中的一个bug。各国不仅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往往认为自己比其他国家优越，因此，一旦发生冲突，就注定会取得胜利。这种盲点使得人们更难认识到另一个国家可能与自己平等(或者，上帝保佑，更优越)。一些美国人很难理解越共或塔利班怎么可能打败他们，而普京似乎也很难认识到，他认为不如他们的乌克兰人能够也将会抵抗俄罗斯的入侵。

　　如果精英们一生都生活在一个跨国的、世界性的泡沫中，他们可能也会低估民族主义的力量。如果你去参加每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在世界各地做生意，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志趣相投的人交往，生活在国外就像生活在自己的祖国一样舒适，你很容易忽视社交圈之外的人对地方、当地机构和他们自己对国家的归属感保持着强大的依恋。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他/她/他们的个人权利，这是另一个盲点，因为它把我们的目光从社会纽带和对群体生存的承诺上转移开，而许多群体认为这些社会纽带和承诺比个人自由更重要。

　　因此，如果有政治领袖向我寻求建议，或者想知道我对他们正在考虑的某些外交政策策略的看法，我会问他们是否把民族主义考虑在内，我会提醒他们，当大国忽视民族主义时会发生什么。我可以转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话：你可能对民族主义不感兴趣，但它仍然对你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