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研：日美关系——基于霸权机制的互利

　　一、基于美国争霸以及确立霸权机制的日美“互利关系”

　　1947年3月12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杜鲁门主义”，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的正式破裂，开启了美苏长达半个世纪的全面冷战，也开启了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进程。在这个美国争霸进程中的日美关系，日本在外交上追随美国、政治上受美国控制、安全上受美国保护、经济高速增长;美国则通过对日单独媾和、签订《美日安保条约》和《美日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等一系列外交、军事举措促使日本迅速扩充军备，促使日本更加积极地承担重整军备的义务，将日本作为在远东地区遏制苏联的前哨站和马前卒，从而减轻美国在远东的压力，以便其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在欧洲与苏联的争斗之中。

　3月16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东京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了会谈，这是美国拜登政府与日本菅义伟内阁上台后的首次美日外长防长“2+2”会谈

　　这个过程中的日美“互利关系”，双方都获得了巨大的“冷战红利”。美国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苏联部分资源，为其一系列争霸战略服务;日本则利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实现了战后全面重建，羽翼逐渐丰满，为争当政治大国和“西方一员”以及自主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外交积蓄实力以及思想和舆论准备。

　　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世界格局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忙于建立由其主导的“世界新秩序”，打造单级世界，确立了美国独霸世界的霸权机制。然而，冷战使美苏两败俱伤，美国因国内问题丛生以及军费耗资巨大，实力和影响力下降，无力阻止世界朝着多级格局发展。冷战后，尽管处于美国霸权机制之下，世界格局仍然由单级向多级演变。在这个过程中，日美同盟进一步加强，虽然有摩擦、敲打，但“互利关系”更加紧密，趋向全球性。

　　冷战结束后，苏联这个日美共同的威胁解体了，日美关系也因此受到冲击和挑战，两国长期积累的矛盾、抱怨以及民族主义情绪显现。美国对于经过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实力大增、欲对美国“说不”、威胁美国利益的日本，适时地予以敲打，“经典之作”当属“广场协议”。

　　经过短时间的摩擦和争吵并夹杂少许彷徨，日美很快调整两国关系，将“互利关系”拓展为全球性。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维系霸权机制需要一些帮手，自然不会放过国力不断增强的日本。在美国霸权机制下，日本一方面毫无选择余地地被美国利用，被纳入美国霸权机制之中;另一方面日本也乐于在被利用中践行其争当政治大国的战略抱负，以法律和行政手段不断蚕食和平宪法，通过包括海外派兵和集体自卫权在内的一系列有悖于和平宪法的立法和政令，逐渐突破了和平宪法的约束和限制。在冷战后的日美“互利关系”中，日本获利匪浅。忽略其他“蝇头小利”不计，单就日本在争当政治大国和正常国家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步伐，为修改和平宪法做足各方面的“功课”而言，无疑是最大的战略获利。

　　二、基于美国霸权机制衰弱的日美“互利关系”

　　“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发动反恐战争，陷入反恐泥潭，国力被消耗，形象遭损害，加之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重创，更是雪上加霜。美国独霸全球日渐力不从心，美国霸权机制开始走向衰弱。奥巴马上台后不得不采取收缩战略，重整实力和资源，试图有效利用现有实力和资源集中力量保持重点优势，以维持美国霸权机制。

　　特朗普政府深感国势“江河日下”，怀揣“让美国再次伟大”鸿鹄之志，大行“美国优先”自私之实，非但没能挽回颓势，反而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还把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搞得一团糟。

　　拜登政府接过“乱摊子”后致力于疗伤。国内方面，控制疫情，平复裂痕，发展经济;国际方面，修复基于利己的双边、多边机制，重塑全球领导者的形象，试图举全球可用之力拯救美国霸权机制衰弱之势。

　　从以上简单回顾不难看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霸权机制逐渐衰弱，特朗普执政4年自毁霸权机制于终结。如果说在美国与苏联争霸并确立霸权机制的时期，日美的“互利关系”在霸权机制下是一种“非对称的合作”(《霸权之后—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争斗》罗伯特.基欧汉)，即日本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美国霸权机制需要(被利用)的前提下利用美国霸权机制获利的话，那么，霸权机制后时期的日美关系则是“对称的合作”(同上)，即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表现出更多的自主，更突出日本主体，更加注重追求自身的全球性利益。

　　日本是现实主义色彩很浓的国家，将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作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外交的主要目标。因此，不管是美国霸权机制下，还是美国霸权后机制下，日本都在竭力攫取利益最大化，有时甚至不顾美国的反对。这里简单举两个例子作为佐证。

　　1956年美苏争霸、冷战正酣，日本政府首相鸠山一郎不顾美国的干扰和反对，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并于同年10月19日与苏联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苏联同意在缔结和平条约后将四岛中的齿舞、色丹两岛交还给日本。这个宣言被日本视为与苏联和俄罗斯谈判处理领土争端和缔结和平条约的重要依据。此类案例虽然在美国霸权机制下不多见，但足以验证日本追求国家利益之决心和勇气。

　　2018年11月14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在1956年《苏日共同宣言》基础上加快谈判进程。时隔仅两个月，2019年1月22日安倍访问俄罗斯，与普京再次会谈。双方确认了两国签署和平条约的意愿，寻求两国都能接受的、可行的、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对策，并表示加强经济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密集的重大外交活动是在美国及西方国家因乌克兰事件和克里米亚问题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期间进行的，可谓是美国霸权后机制下日本现实主义自主外交的典范。

　　三、以史为鉴看当前日美“互利关系”

　　拜登执政不到三个月内美国和日本的自动和互动的情况，已经显露出日美“互利关系”的端倪。

　　拜登政府将挽救美国霸权机制、让美国再次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作为首要战略。为此，捏造各种借口给其认定的竞争对手制造麻烦，以达到打压、遏制对手的目的。鉴于美国国力衰落，力不从心，拜登政府一改前任“单打独斗”的作法，试图通过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来实现这个首要战略。因此，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日本自然是被团结、利用的重要对象。

　　日本则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在钓鱼岛问题上大做文章，以中国威胁为借口不断扩充军备，并指望美国用《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为其背书，挟美国拉帮与中国较劲之势掌控钓鱼岛问题的主动权。从近期的日本舆论和朝野不断大肆炒作钓鱼岛问题可以窥见这个企图。这无疑是日本在此轮日美“互利关系”中的最大利益追求。

　　但是，鉴于历史上日本在日美“互利关系”中有“夹带私货”的行为举动，美国历届政府对于日本的信任一直有所保留，并防备、辖制其为一己私利扰乱美国的战略大局。虽然美国霸权机制衰落亦或已经终结，日美“互利关系”进入“对称合作”期，日本也拥有一定的实力来实施其梦寐以求的自主战略。但是，拜登政府的战略首要是竭力维持或挽救美国霸权机制，一旦发现日本的自主行为有悖于甚至破坏美国的这一战略首要，拜登政府必将毫不客气地叫停日本的行为，甚至牺牲日本。日本最担心的，莫过于自己成为美国霸权战略的御用并沦为牺牲品。这类事件在二战后的日美关系史上并非个例。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企图挑战别国国家核心利益底线的“玩火把戏”，非但不能获利，只会自焚。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始终为实现大国梦而不懈地搏争，却始终没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也没能摆脱“傍大国”的宿命。回首历史，面对现实，日本或应从中悟清楚自己该何去何从。

　　作者系大国策智库高级研究员、暖流集团研究部高级研究员。

　　一、基于美国争霸以及确立霸权机制的日美“互利关系”

　　1947年3月12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杜鲁门主义”，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的正式破裂，开启了美苏长达半个世纪的全面冷战，也开启了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进程。在这个美国争霸进程中的日美关系，日本在外交上追随美国、政治上受美国控制、安全上受美国保护、经济高速增长;美国则通过对日单独媾和、签订《美日安保条约》和《美日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等一系列外交、军事举措促使日本迅速扩充军备，促使日本更加积极地承担重整军备的义务，将日本作为在远东地区遏制苏联的前哨站和马前卒，从而减轻美国在远东的压力，以便其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在欧洲与苏联的争斗之中。

　3月16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东京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了会谈，这是美国拜登政府与日本菅义伟内阁上台后的首次美日外长防长“2+2”会谈

　　这个过程中的日美“互利关系”，双方都获得了巨大的“冷战红利”。美国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苏联部分资源，为其一系列争霸战略服务;日本则利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实现了战后全面重建，羽翼逐渐丰满，为争当政治大国和“西方一员”以及自主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外交积蓄实力以及思想和舆论准备。

　　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世界格局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忙于建立由其主导的“世界新秩序”，打造单级世界，确立了美国独霸世界的霸权机制。然而，冷战使美苏两败俱伤，美国因国内问题丛生以及军费耗资巨大，实力和影响力下降，无力阻止世界朝着多级格局发展。冷战后，尽管处于美国霸权机制之下，世界格局仍然由单级向多级演变。在这个过程中，日美同盟进一步加强，虽然有摩擦、敲打，但“互利关系”更加紧密，趋向全球性。

　　冷战结束后，苏联这个日美共同的威胁解体了，日美关系也因此受到冲击和挑战，两国长期积累的矛盾、抱怨以及民族主义情绪显现。美国对于经过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实力大增、欲对美国“说不”、威胁美国利益的日本，适时地予以敲打，“经典之作”当属“广场协议”。

　　经过短时间的摩擦和争吵并夹杂少许彷徨，日美很快调整两国关系，将“互利关系”拓展为全球性。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维系霸权机制需要一些帮手，自然不会放过国力不断增强的日本。在美国霸权机制下，日本一方面毫无选择余地地被美国利用，被纳入美国霸权机制之中;另一方面日本也乐于在被利用中践行其争当政治大国的战略抱负，以法律和行政手段不断蚕食和平宪法，通过包括海外派兵和集体自卫权在内的一系列有悖于和平宪法的立法和政令，逐渐突破了和平宪法的约束和限制。在冷战后的日美“互利关系”中，日本获利匪浅。忽略其他“蝇头小利”不计，单就日本在争当政治大国和正常国家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步伐，为修改和平宪法做足各方面的“功课”而言，无疑是最大的战略获利。

　　二、基于美国霸权机制衰弱的日美“互利关系”

　　“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发动反恐战争，陷入反恐泥潭，国力被消耗，形象遭损害，加之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重创，更是雪上加霜。美国独霸全球日渐力不从心，美国霸权机制开始走向衰弱。奥巴马上台后不得不采取收缩战略，重整实力和资源，试图有效利用现有实力和资源集中力量保持重点优势，以维持美国霸权机制。

　　特朗普政府深感国势“江河日下”，怀揣“让美国再次伟大”鸿鹄之志，大行“美国优先”自私之实，非但没能挽回颓势，反而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还把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搞得一团糟。

　　拜登政府接过“乱摊子”后致力于疗伤。国内方面，控制疫情，平复裂痕，发展经济;国际方面，修复基于利己的双边、多边机制，重塑全球领导者的形象，试图举全球可用之力拯救美国霸权机制衰弱之势。

　　从以上简单回顾不难看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霸权机制逐渐衰弱，特朗普执政4年自毁霸权机制于终结。如果说在美国与苏联争霸并确立霸权机制的时期，日美的“互利关系”在霸权机制下是一种“非对称的合作”(《霸权之后—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争斗》罗伯特.基欧汉)，即日本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美国霸权机制需要(被利用)的前提下利用美国霸权机制获利的话，那么，霸权机制后时期的日美关系则是“对称的合作”(同上)，即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表现出更多的自主，更突出日本主体，更加注重追求自身的全球性利益。

　　日本是现实主义色彩很浓的国家，将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作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外交的主要目标。因此，不管是美国霸权机制下，还是美国霸权后机制下，日本都在竭力攫取利益最大化，有时甚至不顾美国的反对。这里简单举两个例子作为佐证。

　　1956年美苏争霸、冷战正酣，日本政府首相鸠山一郎不顾美国的干扰和反对，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并于同年10月19日与苏联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苏联同意在缔结和平条约后将四岛中的齿舞、色丹两岛交还给日本。这个宣言被日本视为与苏联和俄罗斯谈判处理领土争端和缔结和平条约的重要依据。此类案例虽然在美国霸权机制下不多见，但足以验证日本追求国家利益之决心和勇气。

　　2018年11月14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在1956年《苏日共同宣言》基础上加快谈判进程。时隔仅两个月，2019年1月22日安倍访问俄罗斯，与普京再次会谈。双方确认了两国签署和平条约的意愿，寻求两国都能接受的、可行的、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对策，并表示加强经济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密集的重大外交活动是在美国及西方国家因乌克兰事件和克里米亚问题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期间进行的，可谓是美国霸权后机制下日本现实主义自主外交的典范。

　　三、以史为鉴看当前日美“互利关系”

　　拜登执政不到三个月内美国和日本的自动和互动的情况，已经显露出日美“互利关系”的端倪。

　　拜登政府将挽救美国霸权机制、让美国再次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作为首要战略。为此，捏造各种借口给其认定的竞争对手制造麻烦，以达到打压、遏制对手的目的。鉴于美国国力衰落，力不从心，拜登政府一改前任“单打独斗”的作法，试图通过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来实现这个首要战略。因此，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日本自然是被团结、利用的重要对象。

　　日本则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在钓鱼岛问题上大做文章，以中国威胁为借口不断扩充军备，并指望美国用《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为其背书，挟美国拉帮与中国较劲之势掌控钓鱼岛问题的主动权。从近期的日本舆论和朝野不断大肆炒作钓鱼岛问题可以窥见这个企图。这无疑是日本在此轮日美“互利关系”中的最大利益追求。

　　但是，鉴于历史上日本在日美“互利关系”中有“夹带私货”的行为举动，美国历届政府对于日本的信任一直有所保留，并防备、辖制其为一己私利扰乱美国的战略大局。虽然美国霸权机制衰落亦或已经终结，日美“互利关系”进入“对称合作”期，日本也拥有一定的实力来实施其梦寐以求的自主战略。但是，拜登政府的战略首要是竭力维持或挽救美国霸权机制，一旦发现日本的自主行为有悖于甚至破坏美国的这一战略首要，拜登政府必将毫不客气地叫停日本的行为，甚至牺牲日本。日本最担心的，莫过于自己成为美国霸权战略的御用并沦为牺牲品。这类事件在二战后的日美关系史上并非个例。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企图挑战别国国家核心利益底线的“玩火把戏”，非但不能获利，只会自焚。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始终为实现大国梦而不懈地搏争，却始终没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也没能摆脱“傍大国”的宿命。回首历史，面对现实，日本或应从中悟清楚自己该何去何从。

　　作者系大国策智库高级研究员、暖流集团研究部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