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保姆”默克尔，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即使我们已经习惯了安格拉·默克尔的面孔高频率出现在报纸头条和摄像机镜头前整整15年，要回答“默克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13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期间，执政党基民盟(CDU)曾经贴出过一条著名的宣传标语“您了解我”(Sie kennen mich)，配合默克尔表情和蔼、双手摆成心形姿势的大幅照片，受到广泛好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了解”的仅仅是默克尔愿意呈现在聚光灯和摄像机面前的那些碎片。“她的坚定不移的政治强人形象和呆板、缺乏个性的造型有时出现得过于频繁了，这给公众造成了一些误解”，撰写过《安格拉·默克尔：危机锻造出的首相》一书的美国记者阿兰·克劳福德告诉本刊。

　　在克劳福德看来，青年时代作为科学工作者的经历以及依靠个人奋斗的成长轨迹对默克尔的政治人格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但除此以外，她远比外表来得复杂和老练”。

　　政治学者吴强本世纪初前往汉堡和杜伊斯堡留学，在德国度过了将近十年的学术生涯，并有机会与默克尔做面对面交流。吴强认为，德国社会在2005年之后对默克尔寄予的期待，和此前的科尔—施罗德时代已经有了显著变化：“尽管默克尔在‘冷战’后期的东德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并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科尔的提拔、加入基民盟成为一名政治家，但当她走上政治舞台中心时，‘统一’对德国已经是一种完成时态了。”

　　历经科尔在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与施罗德毁誉参半、但绝非无关紧要的社会改革，德国重新崛起已经成为既成事实。接下来的任务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争取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进一步伸张，并继续完善与之相辅相成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内涵和层次。要胜任这样的职责，德国需要的是一位具备会计师和推销员气质的总理。

　　欧洲联盟的早期缔造者们留下了一张充满理想主义气质、但未曾受过太多现实考验的巴别塔式蓝图，而默克尔需要面对的却是一张由数字组成的陷阱重重的罗网：德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美国大企业与欧洲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对严苛的财政纪律心怀不满的欧盟南方成员国……这样一份求稳、而非求新的工作，要求的是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务实态度和一以贯之的灵活性。默克尔的官方传记执笔人拉尔夫·博尔曼(Ralph Bollmann)指出：“总理相信她的任务是管控层出不穷的危机，并维持德国和欧盟政体的稳定。”

　　德国民众并不掩饰他们对于默克尔这位Mutti(妈咪)的依赖——这个称呼最初是基民盟里的反对者为了讽刺默克尔事无巨细、大包大揽的政策路线而提出的，日后却成为了带有褒奖性质的敬语。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希腊债务困境、克里米亚危机乃至中东难民潮的考验，德国乃至整个欧盟的确需要一位“妈咪”和“保姆”。

　　“你总是可以信任自己的母亲，哪怕你们的见解经常会发生不一致”，最早预言默克尔将在2005年大选中击败施罗德的《纽约时报》资深通讯员杰克·尤因告诉本刊，“一位唠唠叨叨、偶尔还会用严厉的语气呵斥你的母亲，但你永远可以向她求助，这就是默克尔在过去十几年里给德国乃至整个欧盟留下的印象”。“保姆”会向自己的“孩子”们渲染大门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可怕，但她也要给“孩子”分发食物、添置衣服，以此建立起威信。

　　德国特殊的政治传统和历史背景，为默克尔超越同时代其他欧洲政治家、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扮演“欧盟保姆”的角色创造了可能。吴强指出，始于联邦德国(西德)时代的人格化比例选举制度，使得德国的政党制度每每能够保持延续性和稳定性。联邦议院选举实施“两票制”，选民除去要投票给本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外，还有一票是投给各政党的，并且设置了5%的“门槛线”。这使得最终跻身全国立法机关的往往是组织严密、历史悠久的政党的代表，其领导层也会遵循有序的代际更替纪律。

　　因此，战后德国(西德)政治除去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出现短期的剧烈振荡外，大体呈现出总理在职时间普遍偏长的特点。阿登纳、赫尔穆特·施密特、科尔等中右翼政治巨头往往可以领导政府超过8年，默克尔的前任、社民党党魁施罗德也曾经执政7年。默克尔自2005年第一次赢得大选起，长期延续“大联合”的格局，实现了左右翼联合，地位自是更加稳固。

　　但要同时扮演好8300万德国人的“妈咪”和大半个欧洲的“保姆”这两重角色，考验依旧棘手。维持欧盟运转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能否为这个共同体提供稳定增长的财政资源，而财力又与主要成员国的贸易状况息息相关。

　　德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内部最重要的商品和服务出口者，同时还扮演着欧洲以外广阔新兴市场开拓者的角色。在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遭受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沉重打击、消费能力显著下滑的背景下，德国开始更多地向美国和中国出口汽车、机电设备、化工产品等高附加值商品，同时却要求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东南欧各国实行严格的紧缩政策。矛盾由是凸显。“

　　这可能是一个破天荒的历史时刻：身为波兰外交部长，我不担心德国的权势坐大，相反更担忧它的领导人放任不理”，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在2011年底告诉媒体。当时他从华沙专程飞往柏林，恳求默克尔批准购买更多的希腊、意大利和波兰债券，以帮助这些被恐慌笼罩的东南欧国家获得一点喘息时间。默克尔的回答是：“我们认为这(购买更多债券)既不是当务之急，也不是债务国真正需要的。”“没有理由要求德国纳税人为其他成员国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按照德国总理的看法，负债国必须首先确认自己积欠债务的总额，接着向同意提供纾困帮助的国家做出事无巨细的保证，承诺会采取严格的紧缩措施、削减公共支出以增加财政结余和偿还能力，随后才能获得所需的帮助。至于短期流动性，默克尔认为那是“喝海水解渴”。

　　这不是“保姆”唯一一次和她的“孩子”们发生冲突。2015年，默克尔力排众议做出了带头接纳中东外流难民的决定，并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分担这项人道主义任务。德国总理的个人情怀和笼罩在整个欧洲上空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氛围发生直接碰撞，不仅再度暴露了柏林和东南欧国家之间的分歧，也迅速影响到德国的国内政局。

　　2017年9月，默克尔第四次赢得联邦议会选举，然而其所属的老牌中右翼政党基民盟—基社盟的得票率却从41.5%暴跌至32.9%，创造了1953年之后的最差纪录。以平民主义、疑欧主义和反移民、反伊斯兰教作为竞选纲领的德国选择党(AfD)则在创建不过4年半的情况下，豪取12.6%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执政党团的支持率在选举中明显下滑，以往每每出现在经济形势转衰之际。但2017年时的德国经济恰恰处在一个罕见的景气区间内。与默克尔同属基民盟阵营的防务政策专家、国会议员罗德里赫·基泽维特尔认为，执政党在大选中遭遇的挫败，反映的是默克尔作为德国总理的角色和她试图领导的欧盟之间的利益冲突：“总理的国家战略不够清晰，对德国本身的利益彰显得很不够。她必须说服选民，为什么把注意力集中在欧盟事务上对德国是有价值的。”

　　德国选择党恰恰注意到了这一点——工业部门在德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以及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大部分德国产业工人自视为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受益者。但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北部各州以及东部边境地区，流动程度较低的德国农民始终觉得自己被执政党冷落了。在这种背景下，德国选择党喊出“我们关注你们”的口号，从归属感和国民情感上给予这些边缘群体以关心，同时极力渲染中东难民、南欧“懒汉”对德国财政资源乃至就业机会造成的侵蚀，当然会激发出这些本土主义者的愤懑和怨气。

　　在默克尔时代的黄金岁月，频繁出访国外、召集欧盟官员会议曾经是德国优越地位的象征。但2021年的今天，超过1/8的德国人选择不再理解他们的“妈咪”和保姆，相反越来越渴望摆脱这位“家长”设下的条条框框。

　　吴强认为，这是经济全球化陷入僵局的缩影之一：“以2008年南奥塞梯战争以及两年后的阿拉伯政潮作为起点，民族主义重新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大议题，而默克尔倡导的那种欧洲关起门来经营一体化、忽视民族主义影响的政策，显然不足以应对这样的新情况。另外，过去十几年中，欧洲先后经历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南欧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萧条，欧洲各板块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暴露得愈发显著。”当这种不平衡和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浪潮相结合时，即使是女强人默克尔也会变得无所适从。

　　2021年9月下旬，德国将会举行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默克尔已经宣布：无论大选结果如何，她都将就此退出政坛，返回个人生活。届时她将年满67岁，超过德国法定退休年龄一年又五个月，已经可以领取养老金了。

　　作为21世纪前20年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家，默克尔从未像自己的先辈俾斯麦、阿登纳、科尔一样，经历过战争与和平、统一与分裂、核威胁和政权更迭那样跌宕起伏的考验，也很难说她已经为继承者铺就了一条经久有效的政策路线。她只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保姆”：一个凭借“经济优先”的发展逻辑、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以及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在全球化进入深水区之后努力守护德国和欧洲的“本分”政治家。但当风浪骤起时，船上的乘客们总会回想起，他们曾经有过一位多么冷静可靠的舵手。

 　　即使我们已经习惯了安格拉·默克尔的面孔高频率出现在报纸头条和摄像机镜头前整整15年，要回答“默克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13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期间，执政党基民盟(CDU)曾经贴出过一条著名的宣传标语“您了解我”(Sie kennen mich)，配合默克尔表情和蔼、双手摆成心形姿势的大幅照片，受到广泛好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了解”的仅仅是默克尔愿意呈现在聚光灯和摄像机面前的那些碎片。“她的坚定不移的政治强人形象和呆板、缺乏个性的造型有时出现得过于频繁了，这给公众造成了一些误解”，撰写过《安格拉·默克尔：危机锻造出的首相》一书的美国记者阿兰·克劳福德告诉本刊。

　　在克劳福德看来，青年时代作为科学工作者的经历以及依靠个人奋斗的成长轨迹对默克尔的政治人格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但除此以外，她远比外表来得复杂和老练”。

　　政治学者吴强本世纪初前往汉堡和杜伊斯堡留学，在德国度过了将近十年的学术生涯，并有机会与默克尔做面对面交流。吴强认为，德国社会在2005年之后对默克尔寄予的期待，和此前的科尔—施罗德时代已经有了显著变化：“尽管默克尔在‘冷战’后期的东德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并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科尔的提拔、加入基民盟成为一名政治家，但当她走上政治舞台中心时，‘统一’对德国已经是一种完成时态了。”

　　历经科尔在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与施罗德毁誉参半、但绝非无关紧要的社会改革，德国重新崛起已经成为既成事实。接下来的任务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争取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进一步伸张，并继续完善与之相辅相成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内涵和层次。要胜任这样的职责，德国需要的是一位具备会计师和推销员气质的总理。

　　欧洲联盟的早期缔造者们留下了一张充满理想主义气质、但未曾受过太多现实考验的巴别塔式蓝图，而默克尔需要面对的却是一张由数字组成的陷阱重重的罗网：德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美国大企业与欧洲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对严苛的财政纪律心怀不满的欧盟南方成员国……这样一份求稳、而非求新的工作，要求的是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务实态度和一以贯之的灵活性。默克尔的官方传记执笔人拉尔夫·博尔曼(Ralph Bollmann)指出：“总理相信她的任务是管控层出不穷的危机，并维持德国和欧盟政体的稳定。”

　　德国民众并不掩饰他们对于默克尔这位Mutti(妈咪)的依赖——这个称呼最初是基民盟里的反对者为了讽刺默克尔事无巨细、大包大揽的政策路线而提出的，日后却成为了带有褒奖性质的敬语。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希腊债务困境、克里米亚危机乃至中东难民潮的考验，德国乃至整个欧盟的确需要一位“妈咪”和“保姆”。

　　“你总是可以信任自己的母亲，哪怕你们的见解经常会发生不一致”，最早预言默克尔将在2005年大选中击败施罗德的《纽约时报》资深通讯员杰克·尤因告诉本刊，“一位唠唠叨叨、偶尔还会用严厉的语气呵斥你的母亲，但你永远可以向她求助，这就是默克尔在过去十几年里给德国乃至整个欧盟留下的印象”。“保姆”会向自己的“孩子”们渲染大门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可怕，但她也要给“孩子”分发食物、添置衣服，以此建立起威信。

　　德国特殊的政治传统和历史背景，为默克尔超越同时代其他欧洲政治家、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扮演“欧盟保姆”的角色创造了可能。吴强指出，始于联邦德国(西德)时代的人格化比例选举制度，使得德国的政党制度每每能够保持延续性和稳定性。联邦议院选举实施“两票制”，选民除去要投票给本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外，还有一票是投给各政党的，并且设置了5%的“门槛线”。这使得最终跻身全国立法机关的往往是组织严密、历史悠久的政党的代表，其领导层也会遵循有序的代际更替纪律。

　　因此，战后德国(西德)政治除去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出现短期的剧烈振荡外，大体呈现出总理在职时间普遍偏长的特点。阿登纳、赫尔穆特·施密特、科尔等中右翼政治巨头往往可以领导政府超过8年，默克尔的前任、社民党党魁施罗德也曾经执政7年。默克尔自2005年第一次赢得大选起，长期延续“大联合”的格局，实现了左右翼联合，地位自是更加稳固。

　　但要同时扮演好8300万德国人的“妈咪”和大半个欧洲的“保姆”这两重角色，考验依旧棘手。维持欧盟运转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能否为这个共同体提供稳定增长的财政资源，而财力又与主要成员国的贸易状况息息相关。

　　德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内部最重要的商品和服务出口者，同时还扮演着欧洲以外广阔新兴市场开拓者的角色。在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遭受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沉重打击、消费能力显著下滑的背景下，德国开始更多地向美国和中国出口汽车、机电设备、化工产品等高附加值商品，同时却要求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东南欧各国实行严格的紧缩政策。矛盾由是凸显。“

　　这可能是一个破天荒的历史时刻：身为波兰外交部长，我不担心德国的权势坐大，相反更担忧它的领导人放任不理”，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在2011年底告诉媒体。当时他从华沙专程飞往柏林，恳求默克尔批准购买更多的希腊、意大利和波兰债券，以帮助这些被恐慌笼罩的东南欧国家获得一点喘息时间。默克尔的回答是：“我们认为这(购买更多债券)既不是当务之急，也不是债务国真正需要的。”“没有理由要求德国纳税人为其他成员国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按照德国总理的看法，负债国必须首先确认自己积欠债务的总额，接着向同意提供纾困帮助的国家做出事无巨细的保证，承诺会采取严格的紧缩措施、削减公共支出以增加财政结余和偿还能力，随后才能获得所需的帮助。至于短期流动性，默克尔认为那是“喝海水解渴”。

　　这不是“保姆”唯一一次和她的“孩子”们发生冲突。2015年，默克尔力排众议做出了带头接纳中东外流难民的决定，并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分担这项人道主义任务。德国总理的个人情怀和笼罩在整个欧洲上空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氛围发生直接碰撞，不仅再度暴露了柏林和东南欧国家之间的分歧，也迅速影响到德国的国内政局。

　　2017年9月，默克尔第四次赢得联邦议会选举，然而其所属的老牌中右翼政党基民盟—基社盟的得票率却从41.5%暴跌至32.9%，创造了1953年之后的最差纪录。以平民主义、疑欧主义和反移民、反伊斯兰教作为竞选纲领的德国选择党(AfD)则在创建不过4年半的情况下，豪取12.6%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执政党团的支持率在选举中明显下滑，以往每每出现在经济形势转衰之际。但2017年时的德国经济恰恰处在一个罕见的景气区间内。与默克尔同属基民盟阵营的防务政策专家、国会议员罗德里赫·基泽维特尔认为，执政党在大选中遭遇的挫败，反映的是默克尔作为德国总理的角色和她试图领导的欧盟之间的利益冲突：“总理的国家战略不够清晰，对德国本身的利益彰显得很不够。她必须说服选民，为什么把注意力集中在欧盟事务上对德国是有价值的。”

　　德国选择党恰恰注意到了这一点——工业部门在德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以及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大部分德国产业工人自视为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受益者。但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北部各州以及东部边境地区，流动程度较低的德国农民始终觉得自己被执政党冷落了。在这种背景下，德国选择党喊出“我们关注你们”的口号，从归属感和国民情感上给予这些边缘群体以关心，同时极力渲染中东难民、南欧“懒汉”对德国财政资源乃至就业机会造成的侵蚀，当然会激发出这些本土主义者的愤懑和怨气。

　　在默克尔时代的黄金岁月，频繁出访国外、召集欧盟官员会议曾经是德国优越地位的象征。但2021年的今天，超过1/8的德国人选择不再理解他们的“妈咪”和保姆，相反越来越渴望摆脱这位“家长”设下的条条框框。

　　吴强认为，这是经济全球化陷入僵局的缩影之一：“以2008年南奥塞梯战争以及两年后的阿拉伯政潮作为起点，民族主义重新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大议题，而默克尔倡导的那种欧洲关起门来经营一体化、忽视民族主义影响的政策，显然不足以应对这样的新情况。另外，过去十几年中，欧洲先后经历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南欧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萧条，欧洲各板块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暴露得愈发显著。”当这种不平衡和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浪潮相结合时，即使是女强人默克尔也会变得无所适从。

　　2021年9月下旬，德国将会举行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默克尔已经宣布：无论大选结果如何，她都将就此退出政坛，返回个人生活。届时她将年满67岁，超过德国法定退休年龄一年又五个月，已经可以领取养老金了。

　　作为21世纪前20年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家，默克尔从未像自己的先辈俾斯麦、阿登纳、科尔一样，经历过战争与和平、统一与分裂、核威胁和政权更迭那样跌宕起伏的考验，也很难说她已经为继承者铺就了一条经久有效的政策路线。她只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保姆”：一个凭借“经济优先”的发展逻辑、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以及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在全球化进入深水区之后努力守护德国和欧洲的“本分”政治家。但当风浪骤起时，船上的乘客们总会回想起，他们曾经有过一位多么冷静可靠的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