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慧生：特朗普，“美国时代”的终结者及其政治遗产

　　理想主义的终结

　　四年前的这个时候，在奥巴马总统即将离任之际，笔者为《世界知识》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回顾了奥巴马八年任期的成就和影响。在文中，笔者将奥巴马总结为“美国最后的理想主义者”，没有掩饰对奥巴马的尊敬。

　　在那篇文章中，笔者对比了奥巴马和他的继任者之间的反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巴马这位在美国历史上可能是仅次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总统将要把权力移交给一个可以说是最功利、最缺乏道德自律、被媒体指责‘正在分裂美国’的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将要把权力移交给一个多年来不遗余力用‘出生证阴谋论’来诋毁他、用种族歧视作为竞选煽动工具的人。人们无法想象下一任总统就职演说的内容，更无法想象他的离职演说将会是个什么样子，但可以想象到的是，奥巴马很多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历史遗产’将在新总统就任伊始就被废除而灰飞烟灭。”

　　那篇文章发表之后，人们很快就听到了特朗普的就职演说，他的阴暗语调及所使用的“美国屠杀”一词令人吃惊，却也精确预示了此后四年美国发生的种种不幸。2020年大选也印证了笔者当时对奥巴马的评价，而奥巴马在离任前的民调支持率一度达到与里根时期相媲美的水平。不幸的是，拜登在2020年的胜选并不足以给美国人带来可以重新乐观和振奋的理由。当人们期待着拜登新政府带领美国回归常态时，一个令美国社会难以接受的现实却是，“美国时代”已经被特朗普终结掉了，他的政治影响将会长存。

　　“一切围着特朗普转”

　　如果对特朗普四年任期做一个简单而形象化的总结，那就是，这是一场特朗普个人的政治“真人秀”，不断刺激观众的心理承受力，其影响将深刻而长远。

　　2016年美国大选刚结束时，我和同事在华盛顿特区交流访问，听到各种对特朗普新政府的评论和判断，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一句是“（未来四年）一切都将围着特朗普本人转”，第二句是“我现在才意识到，历史的发展不一定是线性的”。

　　如果说第一句话是警告，那么第二句话则是悲叹。但两句话都表达出当时弥漫在华盛顿甚至世界各地的惊讶和困惑，更多的则是对未来局势走向的高度不安。在2016年的竞选过程中，特朗普的各种政治“真人秀”已经让美国人难以消化，接下来的四年才是真正的大戏，“特朗普风暴”令美国和整个世界卷入几十年来未有的大变局中，而且愈演愈烈。即使2020年大选终于让特朗普止步于第一任期，人们还是再次发现自己低估了这个人打破禁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能力。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围攻国会山的一幕令人震惊，据称上次国会山被大规模攻击还是在美国建国之初由英国军队所为。但是回顾过去四年发生的种种乱象，这一事件显然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后几个月，人们一直在等待着各种“惊奇”发生。

　　无论多么难以想象，人们都只能承认，制造类似的“惊奇”就是特朗普过去四年当中最主要的执政特点，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奋斗目标——让美国政治和社会完全置于他的“政治秀”阴影之下。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真的做到了！即使在暴徒被驱逐出国会山后，共和党议员们依然攀附在特朗普的主张之下，在国会的投票倾向几乎未受影响。

　　美国历史上不乏极具个性的领导人，他们的个人好恶和性格特点影响到政策，左右美国政治的走向和社会思潮。但是，像特朗普这样把美国的政治平台变成个人（有时也包括他的部分家庭成员）的表演舞台，将几乎所有其他享有合法参与权利的政治角色例如国会、内阁、司法部门等抛在一边，并且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来操纵剧目，宣泄情感，表达好恶，同时让美国社会承受如此巨大的代价——尤其是国民的健康和国家的尊严，这种情形还不曾出现过。正是这些纵情随性、不计后果的政治行为，成为特朗普所定义的这个时代的独特标志。

　　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特朗普作为总统的最大特点不在其政策和策略，而在其执政风格。他的很多政策表面上激进甚至极端，但总体而言乏善可陈，既没有创新性，也缺乏连续性，更没有明确的战略框架作指导。用基辛格四年前的评论来说，特朗普没有世界观。他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认识肤浅而偏颇，属于19世纪重商主义思潮的街头版本和他在1980年代成长期被熏陶出来的冷战思维的奇特混合体。无论是在外交还是内政方面，特朗普的决策大多是机会主义的，这让他的很多政策纲领看起来不过是对以前政治家的简单抄袭，用来迎合他的政治同盟。他的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政策，例如在美墨边境建墙这种荒唐但适合炒作的行为，基本上是源于他对媒体曝光度的极度迷恋。

　　但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对传统决策方式的蔑视和对直觉的依赖是成功的。在一个被不安和愤怒情绪左右、面临着艰难转型挑战的社会，如何在内政方面取悦于民粹主义，在外交上取悦于民族主义？是理性还是感情更能有效动员国民、吸引媒体？从这方面来讲，特朗普的直觉远胜于其他美国政客。在运气和狡黠叠加作用下，他让美国社会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阴暗思维和想法变成白宫的主体价值观，即便白宫易主，也难立刻消退。

　　社会信任的沦丧

　　在特朗普上台前，美国主流媒体已经给他贴上了“分裂美国的总统”标签，但那时候没人能预料到他的破坏力会如此之强。关于他对美国政治极化和政党对立的影响，已有太多讨论，不必赘述。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特朗普对美国的破坏不仅是在政治层面，也已深入到社会层面，甚至到了社群层面，让不同群落的美国人从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开始相互敌视。

　　大量调查数据和报道显示，美国人对公共权威以及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已降到历史最低点。政治分歧和价值冲突甚至在家庭成员之间、代际之间造成巨大裂痕。人们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相信技术和权威，而是更容易接受阴谋论，相信“有人在欺骗他们，世界在反对他们”。吸毒、自杀、仇恨犯罪等现象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攀升，对移民、少数族裔、边缘社会群体等的攻击更是成为特朗普时期的标志性社会现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华尔街日报》在2020年6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已经失控”。同月，美国国内的枪支销售较上年同期增长145％。

　　仇恨、绝望、幻灭、疏离等负面情绪的产生当然不完全是特朗普造成的，但没人能否认，作为国家元首，他比任何人都更负有责任。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作为总统，特朗普不仅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甚至醉心于推动美国社会滑向深渊，在每次暴力冲突之时放弃国家元首所应承担的调解、团结角色，反而选择成为分裂助燃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极端事件的不断发生，人们发现特朗普的最可怕之处还不在于其自私、任性或是政治家的工于心计，而是他的冷漠寡情。弗洛伊德之死和新冠疫情的失控最明显地反映出特朗普所缺乏的一种重要品质——共情力（empathy），美国社会的种种惨况都难以在他内心激起道德不安。这也让“共情力”这个词成为2020年夏天以来美国媒体攻击特朗普时最频繁使用的词汇之一。让这样一个领袖来治理美国，后果显然不会仅停留在政治层面。

　　在过去四年当中，美国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国家元首一边冷漠面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幸、一边兴奋地关注股市消长和他个人的媒体曝光度，看着华盛顿的政客们被这样一个人牢牢控制并和他一道将美国推向分裂的最边缘，很难相信这一代美国人还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向世界展示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

　　“丛林时代”的复归？

　　以上分析意在指出，特朗普遗留的政治影响将是复杂而深刻的，他对美国政治生态和社会道德伦理的破坏不会仅仅是政策层面的。特朗普对权力的痴迷、对强人政治毫不掩饰的羡慕、对民主多元价值的蔑视，严重破坏了美国的立国之基，也对全球治理产生恶劣影响。

　　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制度立国”。作为一个高度多元、异质性强、内部结构松散的社会，美国之所以能够历经动荡而维系其国家共同体本质，全赖于制度的力量——设计复杂的权力制衡机制、强大独立的司法系统、军队的政治中立和自我克制、稳定有效的官僚体系，以及有效的社会制约机制（媒体和社会组织等）。这些制度设计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对政府和个人行为予以约束，另一方面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不同的公众个体之间达成契约、形成共识，确保政治分歧不致影响人们对共同体的尊重和维护。美国并非没有经历过政治动荡，但总体而言政治共同体始终能够保持韧性并不断进行自我修正，从而让美国在反复出现的“衰落论”中重新焕发出活力。也正是这种特性让美国在战后能够领导建立起一套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制度的有效性有赖于社会个体的自我克制和对彼此权利的认同和尊重，尤其是前面提到的共情力，否则规则注定要被打破。特朗普的出现让这种尊重失去存在价值和心理基础。在四年任期里，特朗普刻意地、不遗余力地去摧毁这些基石，让总统职位变成他和他的家族的私有财产，尽情挥霍，让白宫变成领袖自我表达的舞台，所有程序、规则、官僚体制都被推在一边，个人喜好代替政策导向和战略规划——美国民主从未被置于如此危险境地。随着人们熟知的“美国时代”的终结，战后国际秩序也面临着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危机。如美国的有些批评者所言，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不仅没有“让美国再次伟大”，相反，所有被美国视为敌手的政权——比如俄罗斯、朝鲜、伊朗、委内瑞拉，都在特朗普的任期内变得更加强硬。在新冠疫情持续困扰全球的背景下，特朗普对制度、规则、价值的破坏无疑会让国际秩序更有可能退回到一个被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地缘政治所主导的“丛林时代”。

　　特朗普让世界意识到，冷战结束后30多年来我们习以为常的和平与繁荣不会永远摆在面前唾手可得，历史发展真的不是线性的。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员

　　理想主义的终结

　　四年前的这个时候，在奥巴马总统即将离任之际，笔者为《世界知识》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回顾了奥巴马八年任期的成就和影响。在文中，笔者将奥巴马总结为“美国最后的理想主义者”，没有掩饰对奥巴马的尊敬。

　　在那篇文章中，笔者对比了奥巴马和他的继任者之间的反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巴马这位在美国历史上可能是仅次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总统将要把权力移交给一个可以说是最功利、最缺乏道德自律、被媒体指责‘正在分裂美国’的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将要把权力移交给一个多年来不遗余力用‘出生证阴谋论’来诋毁他、用种族歧视作为竞选煽动工具的人。人们无法想象下一任总统就职演说的内容，更无法想象他的离职演说将会是个什么样子，但可以想象到的是，奥巴马很多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历史遗产’将在新总统就任伊始就被废除而灰飞烟灭。”

　　那篇文章发表之后，人们很快就听到了特朗普的就职演说，他的阴暗语调及所使用的“美国屠杀”一词令人吃惊，却也精确预示了此后四年美国发生的种种不幸。2020年大选也印证了笔者当时对奥巴马的评价，而奥巴马在离任前的民调支持率一度达到与里根时期相媲美的水平。不幸的是，拜登在2020年的胜选并不足以给美国人带来可以重新乐观和振奋的理由。当人们期待着拜登新政府带领美国回归常态时，一个令美国社会难以接受的现实却是，“美国时代”已经被特朗普终结掉了，他的政治影响将会长存。

　　“一切围着特朗普转”

　　如果对特朗普四年任期做一个简单而形象化的总结，那就是，这是一场特朗普个人的政治“真人秀”，不断刺激观众的心理承受力，其影响将深刻而长远。

　　2016年美国大选刚结束时，我和同事在华盛顿特区交流访问，听到各种对特朗普新政府的评论和判断，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一句是“（未来四年）一切都将围着特朗普本人转”，第二句是“我现在才意识到，历史的发展不一定是线性的”。

　　如果说第一句话是警告，那么第二句话则是悲叹。但两句话都表达出当时弥漫在华盛顿甚至世界各地的惊讶和困惑，更多的则是对未来局势走向的高度不安。在2016年的竞选过程中，特朗普的各种政治“真人秀”已经让美国人难以消化，接下来的四年才是真正的大戏，“特朗普风暴”令美国和整个世界卷入几十年来未有的大变局中，而且愈演愈烈。即使2020年大选终于让特朗普止步于第一任期，人们还是再次发现自己低估了这个人打破禁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能力。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围攻国会山的一幕令人震惊，据称上次国会山被大规模攻击还是在美国建国之初由英国军队所为。但是回顾过去四年发生的种种乱象，这一事件显然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后几个月，人们一直在等待着各种“惊奇”发生。

　　无论多么难以想象，人们都只能承认，制造类似的“惊奇”就是特朗普过去四年当中最主要的执政特点，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奋斗目标——让美国政治和社会完全置于他的“政治秀”阴影之下。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真的做到了！即使在暴徒被驱逐出国会山后，共和党议员们依然攀附在特朗普的主张之下，在国会的投票倾向几乎未受影响。

　　美国历史上不乏极具个性的领导人，他们的个人好恶和性格特点影响到政策，左右美国政治的走向和社会思潮。但是，像特朗普这样把美国的政治平台变成个人（有时也包括他的部分家庭成员）的表演舞台，将几乎所有其他享有合法参与权利的政治角色例如国会、内阁、司法部门等抛在一边，并且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来操纵剧目，宣泄情感，表达好恶，同时让美国社会承受如此巨大的代价——尤其是国民的健康和国家的尊严，这种情形还不曾出现过。正是这些纵情随性、不计后果的政治行为，成为特朗普所定义的这个时代的独特标志。

　　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特朗普作为总统的最大特点不在其政策和策略，而在其执政风格。他的很多政策表面上激进甚至极端，但总体而言乏善可陈，既没有创新性，也缺乏连续性，更没有明确的战略框架作指导。用基辛格四年前的评论来说，特朗普没有世界观。他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认识肤浅而偏颇，属于19世纪重商主义思潮的街头版本和他在1980年代成长期被熏陶出来的冷战思维的奇特混合体。无论是在外交还是内政方面，特朗普的决策大多是机会主义的，这让他的很多政策纲领看起来不过是对以前政治家的简单抄袭，用来迎合他的政治同盟。他的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政策，例如在美墨边境建墙这种荒唐但适合炒作的行为，基本上是源于他对媒体曝光度的极度迷恋。

　　但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对传统决策方式的蔑视和对直觉的依赖是成功的。在一个被不安和愤怒情绪左右、面临着艰难转型挑战的社会，如何在内政方面取悦于民粹主义，在外交上取悦于民族主义？是理性还是感情更能有效动员国民、吸引媒体？从这方面来讲，特朗普的直觉远胜于其他美国政客。在运气和狡黠叠加作用下，他让美国社会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阴暗思维和想法变成白宫的主体价值观，即便白宫易主，也难立刻消退。

　　社会信任的沦丧

　　在特朗普上台前，美国主流媒体已经给他贴上了“分裂美国的总统”标签，但那时候没人能预料到他的破坏力会如此之强。关于他对美国政治极化和政党对立的影响，已有太多讨论，不必赘述。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特朗普对美国的破坏不仅是在政治层面，也已深入到社会层面，甚至到了社群层面，让不同群落的美国人从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开始相互敌视。

　　大量调查数据和报道显示，美国人对公共权威以及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已降到历史最低点。政治分歧和价值冲突甚至在家庭成员之间、代际之间造成巨大裂痕。人们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相信技术和权威，而是更容易接受阴谋论，相信“有人在欺骗他们，世界在反对他们”。吸毒、自杀、仇恨犯罪等现象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攀升，对移民、少数族裔、边缘社会群体等的攻击更是成为特朗普时期的标志性社会现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华尔街日报》在2020年6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已经失控”。同月，美国国内的枪支销售较上年同期增长145％。

　　仇恨、绝望、幻灭、疏离等负面情绪的产生当然不完全是特朗普造成的，但没人能否认，作为国家元首，他比任何人都更负有责任。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作为总统，特朗普不仅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甚至醉心于推动美国社会滑向深渊，在每次暴力冲突之时放弃国家元首所应承担的调解、团结角色，反而选择成为分裂助燃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极端事件的不断发生，人们发现特朗普的最可怕之处还不在于其自私、任性或是政治家的工于心计，而是他的冷漠寡情。弗洛伊德之死和新冠疫情的失控最明显地反映出特朗普所缺乏的一种重要品质——共情力（empathy），美国社会的种种惨况都难以在他内心激起道德不安。这也让“共情力”这个词成为2020年夏天以来美国媒体攻击特朗普时最频繁使用的词汇之一。让这样一个领袖来治理美国，后果显然不会仅停留在政治层面。

　　在过去四年当中，美国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国家元首一边冷漠面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幸、一边兴奋地关注股市消长和他个人的媒体曝光度，看着华盛顿的政客们被这样一个人牢牢控制并和他一道将美国推向分裂的最边缘，很难相信这一代美国人还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向世界展示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

　　“丛林时代”的复归？

　　以上分析意在指出，特朗普遗留的政治影响将是复杂而深刻的，他对美国政治生态和社会道德伦理的破坏不会仅仅是政策层面的。特朗普对权力的痴迷、对强人政治毫不掩饰的羡慕、对民主多元价值的蔑视，严重破坏了美国的立国之基，也对全球治理产生恶劣影响。

　　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制度立国”。作为一个高度多元、异质性强、内部结构松散的社会，美国之所以能够历经动荡而维系其国家共同体本质，全赖于制度的力量——设计复杂的权力制衡机制、强大独立的司法系统、军队的政治中立和自我克制、稳定有效的官僚体系，以及有效的社会制约机制（媒体和社会组织等）。这些制度设计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对政府和个人行为予以约束，另一方面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不同的公众个体之间达成契约、形成共识，确保政治分歧不致影响人们对共同体的尊重和维护。美国并非没有经历过政治动荡，但总体而言政治共同体始终能够保持韧性并不断进行自我修正，从而让美国在反复出现的“衰落论”中重新焕发出活力。也正是这种特性让美国在战后能够领导建立起一套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制度的有效性有赖于社会个体的自我克制和对彼此权利的认同和尊重，尤其是前面提到的共情力，否则规则注定要被打破。特朗普的出现让这种尊重失去存在价值和心理基础。在四年任期里，特朗普刻意地、不遗余力地去摧毁这些基石，让总统职位变成他和他的家族的私有财产，尽情挥霍，让白宫变成领袖自我表达的舞台，所有程序、规则、官僚体制都被推在一边，个人喜好代替政策导向和战略规划——美国民主从未被置于如此危险境地。随着人们熟知的“美国时代”的终结，战后国际秩序也面临着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危机。如美国的有些批评者所言，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不仅没有“让美国再次伟大”，相反，所有被美国视为敌手的政权——比如俄罗斯、朝鲜、伊朗、委内瑞拉，都在特朗普的任期内变得更加强硬。在新冠疫情持续困扰全球的背景下，特朗普对制度、规则、价值的破坏无疑会让国际秩序更有可能退回到一个被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地缘政治所主导的“丛林时代”。

　　特朗普让世界意识到，冷战结束后30多年来我们习以为常的和平与繁荣不会永远摆在面前唾手可得，历史发展真的不是线性的。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