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伶伶、高洪：日本在逆全球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防范中国控制相关主导权

　　冷战结束后，日本面对全球化趋势曾着力推进“区域主义(regionalism)战略”，该战略在近30年的世界大变局中，经历了“经济中心”“政经合流”“政略优先”的三个不同阶段。逆全球化势头出现后，日本政府基于自身发展仍需要坚持全球化主张，同时在中美间周旋，寻求与美国达成新的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合作，对美国施压中国的政治要求虚与委蛇，借此与中国展开“协调外交”，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11月25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东京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一、日本对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基本看法

　　全球化浪潮盛行以来，日本因国内收入分配问题解决得比较好、负面效应比较小，而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肯定。国际产业分工带来全球范围的产业大分工，即以国家或区域为单位的产业分工所提升的生产效率，是有利于日本持续发展的;而技术发展全球化又推动国际交流，使单独倚靠本国无法实现的技术应用有了新的空间。所以，素以贸易立国的日本积极投身全球化过程，利用人员、资金、货物跨境流通带来的便利，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此外，日本社会中的有识之士也大多认为，伴随全球化深入发展，日本国民可以受到多种多样的文化价值观熏陶，实现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为相对封闭单一的日本文化增添国际色彩。

　　不过，日本社会各界也意识到全球化对自身发展存在三点潜在的不利因素：

　　第一，过度全球化会降低劳动收入并导致失业率上升。随着日本卷入全球化竞争，部分企业面临业绩下滑甚至有可能因此倒闭的不利局面。某些低端产业劳动者收入下降，特定行业的失业率有所增加。

　　第二，拉大贫富差距促使社会阶层分化。伴随国际产业高度分工，竞争进一步激化，日本国内处于产业链上游的劳动者收入增加，但从事下游生产的群体收入开始出现下降征兆，进而不断打破以往日本引以为傲的社会均质状态，即“一亿国民总中流社会”。

　　第三，恐怖主义风险也会因此有所增加。全球化背景下，大量人口跨国界流动，在文化价值观多元化的同时，异质文化接触使不同国家、民族间伦理观及价值观摩擦加剧，进而间接提升了恐怖袭击风险，甚至会刺激恐怖主义愈演愈烈而威胁到公众安全。

　　二、日本政府对后疫情时代的思考与判断

　　目前，日本政府认为世界的发展趋势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同时存在，数字经济、高新科技等领域仍处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政治上推进逆全球化迹象明显，逆全球化也将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根据日本佳能战略研究所、PHP综合研究所等智库为政府提供的咨询报告，今后的国际秩序有可能出现“中美分别主导的国际秩序同时存在”的局面，进而形成“竞争性相互渗透型秩序”。即“自由民主主义国家”与“权威主义国家”在激烈竞争中摸索合作，维持一种“不愉快的共存”。日本政府据此判断，“全球化停滞及保守主义盛行已成为近年趋势”，加之中国对欧美出口持续扩大，西方中产阶级收入及就业情况日趋恶化，保护主义政策越来越得到政府支持。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以安全保障为由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中美关系断裂”状况还将持续下去。

　　除上述政治原因外，全球范围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加快了逆全球化进程，暴露出产业链供应链过度集中的风险。疫情初期，中国经济暂时停摆对全球生产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使日本及其他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面临卫生器材及食品短缺的危机。疫情还加剧了中美摩擦，双方的斗争由经济贸易领域延展至军事、政治、外交、意识形态等方面，中美大国博弈激化更使全球化遭遇巨大挫折。

　　纵观日本应对全球化以及逆全球化兴起的施政要点，主要体现在“政策调整与制度建设”“积极参与全球化、国际化发展”“推进产业界与学术界开放创新”三个方面。日本政府推动国会修改外国人入境及滞留日本的法律制度，设立对日直接投资推进会议，着力打造全球化创新据点，开展对特定外企的招商活动，加大力度整备国内营商环境，强化JETRO吸引外资职能。与此同时，日本也积极参与G7、G20、OECD等国际组织活动，力求依托国际经济组织，使国际经济治理结果朝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变化。鉴于日本国内开放创新意识相对薄弱，日本政府决定多策并举推进改革，通过优化组织形式、促进企业扩大研发投资、强化高校企业间合作关系等方式，鼓励经济界支持高校科研创新事业，促进人才、技术双流动，推动跨国企业与风险投资公司开展合作，整备经济环境，构建有利于开放创新事业发展的积极社会系统。

　　三、日本政府对后疫情时代的思考与判断

　　当前，日本顺应逆全球化潮流的调整措施出现了新的动向。首先是日本加强与美遏华战略对接，摸索制定独立经济安保战略。美国加速推行逆全球化政策，其根本目的是重建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体系，全面遏制中国。由于美国也不断对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对华冲突的范围由东海拓展至全球、由地缘视角切换至全球视野。一方面，日本要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对接，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美国推行逆全球化政策、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打手”角色。但另一方面，日本又基于自身需要积极调整对华战略。2020年4月，日本政府在NSC中专门设立了“经济班”，其主要职能是应对经济安全隐患及开展与中国等国家就发展5G的竞争。可见，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并推动建立经济安保体系，针对经济全球化议题引入保守政策，都将落实到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对接方面。

　　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努力通过调整产业链布局，升级高新科技领域换代。目前，日本政府在考虑摆脱“来自中国引力作用”，分步逐次与中国经济“脱钩”。在具体手法上，一是充分利用在华日企复产复工的先发优势，榨取中国经济内循环为首的经济政策红利，确保受疫情打击的日企顺利渡过经济困境，待日后国内及海外其他地区经济企稳，渐次缩减在华投资。二是针对拥有高端知识产权的日企及卫生器材生产厂家，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加速企业回归，以填补国内产业空洞。不过，日本官民间也有有识之士认为，“全球产业链彻底去中国化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中国的全球产业链已经与世界高度融合，今后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促进生产转移因素与继续留在中国因素混合状态。日本应谋求‘连通性’的提升，即不止隶属特定的供应链，而是为了在多层次、复杂结构的生产网络中发展经济活动，推进经济走廊建设与物流基础设施布局建设。日本还特别注重与中国开展高科技领域争锋，也小心提防来自美国、欧洲的竞争对手，以确保自己在高科技领域的战略自主与自律性。”

　　此外，鉴于日本国内自然灾害频发，产业链供应链回归本国亦存在风险，政府主推“产业链国际化、多元化”来替代产业链集中在中国的“不利局面”。具体做法，一是以“中国+1”的方式实现现有产业链“南移”。为此，日本力劝印度改善营商环境以便扩大在印度的投资。二是主导RCEP框架实现产业链国际多元化，并力争在年内签署成果文书。三是加强与东盟、澳新产业链整合。还努力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升级现有产业链，扩大对美欧澳台等发达国家及地区投资，加强日美欧科技开发合作，巩固在高新科技领域对华迭代优势。

　　日本上述调整的着眼点与目标在于主导制定区域性国际规则，防范中国控制相关主导权。主流智库认为，日本政府应当与中国开展“有原则性”的对冲，即在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功能的同时，也吸收中国加入国际秩序的对冲。日本政府的主张则是：在逆全球化及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日本今后将继续以自由贸易旗手自我定位，力求在全球供应链和数字经济等方面主导新规则的制定。换言之，日本将通过各种经济合作协定，扩大高质量国家规则的适用范围。努力以自己为枢纽，通过CPTP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打造占世界GDP六成的自由经济圈。为此，要继续以日美贸易协定巩固日美同盟关系，将美国连接到亚太自由经济圈之中。

　　就目前观察，日本侧重建立主导排华的区域合作框架，谋求在策应美国遏制中国的过程中扩大自身利益。有四方面表现：第一，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将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日本在2019年G20峰会上提出以《日美数字贸易协定》为基础，推进日澳、日印、日欧签署双边数字协定，谋求以双边数字贸易协定标准引领多边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第二，对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新基建走出去战略”，完善更新日本自己的《基建出口战略》，制定“5G新法”，在印太区域强化数字基建领域的对华竞争力，制衡中国在该区域凭借“政治慷慨”“口罩外交”等手段扩大国际影响。第三，警惕中国扩大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以及将“中国标准”代入“国际准则”当中，进而以外交手段与经济手段争取印太区域内国家支持，分化中国基于“一带一路”的“集票体系与集票能力”。第四，努力争当不同国际经济圈层中的“群主”或“副群主”。在“美日欧WTO协调群”“日欧数字货币群”“日美澳印印太群”“日美高科技垄断联盟”“CPTPP群”“蓝点网络”计划、“高质量基础设施群”等群中赢得参与权甚至主导权，排斥中国规则，加紧制定区域性国际规则。

　　就是说，日本国内在大国博弈、对华关系上形成了三方面较为一致的认识。第一，美中博弈将长期持续下去，无论谁上台，美国对华大的方向不会变化。第二，中美战略格局不仅不会改变，而且会愈加激化升温，并因此影响到世界的方方面面。第三，由此美国需要拉拢甚至倚重日本，而不会轻易放弃日本，中美突然握手，对日本再搞一次“越顶外交”的可能性很小。目前，日本基于对中美关系的把握，认定美西方会继续拉拢日本。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在东海不会让步，今后日本在东海承受的压力，尤其是安全压力还可能加大。所以，在安全政策上，日本应朝着日美军事安全一体化方向调整。在经济上可以对中国采取适当的压制手段，特别是在高新技术、规则与标准的制定等方面，压住中国一头有利于自己的优势地位。显然，日本国内政治矛盾以及政局变动等因素也助长了日本在对华关系上的新变化。

　　我们认为，中国针对日本应对逆全球化的做法应采取三方面积极作为。

　　第一，着眼全局，继续对日本开展积极的高级别战略沟通，以稳定周边，从根本上防止两国结构性矛盾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再燃”。据新华社2020年9月25日电，习近平主席与日本新首相菅义伟通电话表示，“中日互为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同为亚洲和世界重要国家，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习主席还对菅义伟首相发出呼吁，“我愿同你共同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新的发展。”我们认为，中日关系处于“不能折返”“无法回头”的境地，因此日本在对华遏制、围堵上与美西方存在程度上的温度差和动作上的时间差。即便中日之间在大方向上难以变更，但在内容和细节上，中日之间仍有调整改善的空间，只要中国从外交全局需要上考虑对日政策，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扳回日本靠拢美国的势头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最近，安倍首相辞职，新政府能否继续经济全球化政策，能否顶得住美国压力在中美间实现平衡外交，值得关注。为此，重启高层访问机制，通过高级别对话沟通，谋求战略稳定。

　　第二，为稳定周边，在中日危机管控上努力作为。2020年10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日本出席日美澳印外长会议，试图建立以美国为首针对中国的“亚洲小北约”。为了提醒日本不要被设计和卷入这种旨在遏制中国的美国布局中，中国还将继续与日本沟通，重申“中国愿同日本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和精神，妥善处理历史等重大敏感问题，不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政治主张，以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目前，日本愿意与中国进行“消极的合作”，即确保“不出事”意义上的对话。但“消极合作”远远不能满足两国关系发展的实际需要。我们呼吁两国开展涉及海洋等多方面问题的“一揽子海洋问题谈判”，努力打造“和平、合作、和谐的东海环境”，在敏感问题与突发事件上要坚持“可控制、低烈度、少震荡”原则下的处理方式。

　　第三，要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进一步发挥两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中方认为，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已成为各国共同的政策选择。中日经贸合作在疫情冲击下逆势增长，展示出强劲韧性和巨大潜力，作为共同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责任的中日两国，应该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在国际多边机构和区域合作机制下加强沟通、协调、合作，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为亚洲繁荣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为此，习近平主席提出，“希望双方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及公开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提升合作质量和水平。”菅义伟首相积极回应，“日方愿同中方密切沟通，确保年内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快推动日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共同维护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总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日本，在继续受到日美同盟结构性规则作用制约的同时，战略自主性在不断上升，在积极推动与所谓“中等强国”(Middlepowers)的战略合作，也有意利用中美博弈激化，在双方之间扮演“关键平衡手”的角色。然而，“持续扩展共同利益、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是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本质要求。”这一点，恰恰是日本新政权应当深入认识理解的。

　　作者：孙伶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洪，全国政协委员、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长

　　冷战结束后，日本面对全球化趋势曾着力推进“区域主义(regionalism)战略”，该战略在近30年的世界大变局中，经历了“经济中心”“政经合流”“政略优先”的三个不同阶段。逆全球化势头出现后，日本政府基于自身发展仍需要坚持全球化主张，同时在中美间周旋，寻求与美国达成新的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合作，对美国施压中国的政治要求虚与委蛇，借此与中国展开“协调外交”，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11月25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东京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一、日本对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基本看法

　　全球化浪潮盛行以来，日本因国内收入分配问题解决得比较好、负面效应比较小，而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肯定。国际产业分工带来全球范围的产业大分工，即以国家或区域为单位的产业分工所提升的生产效率，是有利于日本持续发展的;而技术发展全球化又推动国际交流，使单独倚靠本国无法实现的技术应用有了新的空间。所以，素以贸易立国的日本积极投身全球化过程，利用人员、资金、货物跨境流通带来的便利，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此外，日本社会中的有识之士也大多认为，伴随全球化深入发展，日本国民可以受到多种多样的文化价值观熏陶，实现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为相对封闭单一的日本文化增添国际色彩。

　　不过，日本社会各界也意识到全球化对自身发展存在三点潜在的不利因素：

　　第一，过度全球化会降低劳动收入并导致失业率上升。随着日本卷入全球化竞争，部分企业面临业绩下滑甚至有可能因此倒闭的不利局面。某些低端产业劳动者收入下降，特定行业的失业率有所增加。

　　第二，拉大贫富差距促使社会阶层分化。伴随国际产业高度分工，竞争进一步激化，日本国内处于产业链上游的劳动者收入增加，但从事下游生产的群体收入开始出现下降征兆，进而不断打破以往日本引以为傲的社会均质状态，即“一亿国民总中流社会”。

　　第三，恐怖主义风险也会因此有所增加。全球化背景下，大量人口跨国界流动，在文化价值观多元化的同时，异质文化接触使不同国家、民族间伦理观及价值观摩擦加剧，进而间接提升了恐怖袭击风险，甚至会刺激恐怖主义愈演愈烈而威胁到公众安全。

　　二、日本政府对后疫情时代的思考与判断

　　目前，日本政府认为世界的发展趋势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同时存在，数字经济、高新科技等领域仍处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政治上推进逆全球化迹象明显，逆全球化也将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根据日本佳能战略研究所、PHP综合研究所等智库为政府提供的咨询报告，今后的国际秩序有可能出现“中美分别主导的国际秩序同时存在”的局面，进而形成“竞争性相互渗透型秩序”。即“自由民主主义国家”与“权威主义国家”在激烈竞争中摸索合作，维持一种“不愉快的共存”。日本政府据此判断，“全球化停滞及保守主义盛行已成为近年趋势”，加之中国对欧美出口持续扩大，西方中产阶级收入及就业情况日趋恶化，保护主义政策越来越得到政府支持。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以安全保障为由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中美关系断裂”状况还将持续下去。

　　除上述政治原因外，全球范围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加快了逆全球化进程，暴露出产业链供应链过度集中的风险。疫情初期，中国经济暂时停摆对全球生产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使日本及其他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面临卫生器材及食品短缺的危机。疫情还加剧了中美摩擦，双方的斗争由经济贸易领域延展至军事、政治、外交、意识形态等方面，中美大国博弈激化更使全球化遭遇巨大挫折。

　　纵观日本应对全球化以及逆全球化兴起的施政要点，主要体现在“政策调整与制度建设”“积极参与全球化、国际化发展”“推进产业界与学术界开放创新”三个方面。日本政府推动国会修改外国人入境及滞留日本的法律制度，设立对日直接投资推进会议，着力打造全球化创新据点，开展对特定外企的招商活动，加大力度整备国内营商环境，强化JETRO吸引外资职能。与此同时，日本也积极参与G7、G20、OECD等国际组织活动，力求依托国际经济组织，使国际经济治理结果朝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变化。鉴于日本国内开放创新意识相对薄弱，日本政府决定多策并举推进改革，通过优化组织形式、促进企业扩大研发投资、强化高校企业间合作关系等方式，鼓励经济界支持高校科研创新事业，促进人才、技术双流动，推动跨国企业与风险投资公司开展合作，整备经济环境，构建有利于开放创新事业发展的积极社会系统。

　　三、日本政府对后疫情时代的思考与判断

　　当前，日本顺应逆全球化潮流的调整措施出现了新的动向。首先是日本加强与美遏华战略对接，摸索制定独立经济安保战略。美国加速推行逆全球化政策，其根本目的是重建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体系，全面遏制中国。由于美国也不断对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对华冲突的范围由东海拓展至全球、由地缘视角切换至全球视野。一方面，日本要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对接，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美国推行逆全球化政策、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打手”角色。但另一方面，日本又基于自身需要积极调整对华战略。2020年4月，日本政府在NSC中专门设立了“经济班”，其主要职能是应对经济安全隐患及开展与中国等国家就发展5G的竞争。可见，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并推动建立经济安保体系，针对经济全球化议题引入保守政策，都将落实到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对接方面。

　　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努力通过调整产业链布局，升级高新科技领域换代。目前，日本政府在考虑摆脱“来自中国引力作用”，分步逐次与中国经济“脱钩”。在具体手法上，一是充分利用在华日企复产复工的先发优势，榨取中国经济内循环为首的经济政策红利，确保受疫情打击的日企顺利渡过经济困境，待日后国内及海外其他地区经济企稳，渐次缩减在华投资。二是针对拥有高端知识产权的日企及卫生器材生产厂家，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加速企业回归，以填补国内产业空洞。不过，日本官民间也有有识之士认为，“全球产业链彻底去中国化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中国的全球产业链已经与世界高度融合，今后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促进生产转移因素与继续留在中国因素混合状态。日本应谋求‘连通性’的提升，即不止隶属特定的供应链，而是为了在多层次、复杂结构的生产网络中发展经济活动，推进经济走廊建设与物流基础设施布局建设。日本还特别注重与中国开展高科技领域争锋，也小心提防来自美国、欧洲的竞争对手，以确保自己在高科技领域的战略自主与自律性。”

　　此外，鉴于日本国内自然灾害频发，产业链供应链回归本国亦存在风险，政府主推“产业链国际化、多元化”来替代产业链集中在中国的“不利局面”。具体做法，一是以“中国+1”的方式实现现有产业链“南移”。为此，日本力劝印度改善营商环境以便扩大在印度的投资。二是主导RCEP框架实现产业链国际多元化，并力争在年内签署成果文书。三是加强与东盟、澳新产业链整合。还努力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升级现有产业链，扩大对美欧澳台等发达国家及地区投资，加强日美欧科技开发合作，巩固在高新科技领域对华迭代优势。

　　日本上述调整的着眼点与目标在于主导制定区域性国际规则，防范中国控制相关主导权。主流智库认为，日本政府应当与中国开展“有原则性”的对冲，即在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功能的同时，也吸收中国加入国际秩序的对冲。日本政府的主张则是：在逆全球化及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日本今后将继续以自由贸易旗手自我定位，力求在全球供应链和数字经济等方面主导新规则的制定。换言之，日本将通过各种经济合作协定，扩大高质量国家规则的适用范围。努力以自己为枢纽，通过CPTP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打造占世界GDP六成的自由经济圈。为此，要继续以日美贸易协定巩固日美同盟关系，将美国连接到亚太自由经济圈之中。

　　就目前观察，日本侧重建立主导排华的区域合作框架，谋求在策应美国遏制中国的过程中扩大自身利益。有四方面表现：第一，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将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日本在2019年G20峰会上提出以《日美数字贸易协定》为基础，推进日澳、日印、日欧签署双边数字协定，谋求以双边数字贸易协定标准引领多边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第二，对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新基建走出去战略”，完善更新日本自己的《基建出口战略》，制定“5G新法”，在印太区域强化数字基建领域的对华竞争力，制衡中国在该区域凭借“政治慷慨”“口罩外交”等手段扩大国际影响。第三，警惕中国扩大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以及将“中国标准”代入“国际准则”当中，进而以外交手段与经济手段争取印太区域内国家支持，分化中国基于“一带一路”的“集票体系与集票能力”。第四，努力争当不同国际经济圈层中的“群主”或“副群主”。在“美日欧WTO协调群”“日欧数字货币群”“日美澳印印太群”“日美高科技垄断联盟”“CPTPP群”“蓝点网络”计划、“高质量基础设施群”等群中赢得参与权甚至主导权，排斥中国规则，加紧制定区域性国际规则。

　　就是说，日本国内在大国博弈、对华关系上形成了三方面较为一致的认识。第一，美中博弈将长期持续下去，无论谁上台，美国对华大的方向不会变化。第二，中美战略格局不仅不会改变，而且会愈加激化升温，并因此影响到世界的方方面面。第三，由此美国需要拉拢甚至倚重日本，而不会轻易放弃日本，中美突然握手，对日本再搞一次“越顶外交”的可能性很小。目前，日本基于对中美关系的把握，认定美西方会继续拉拢日本。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在东海不会让步，今后日本在东海承受的压力，尤其是安全压力还可能加大。所以，在安全政策上，日本应朝着日美军事安全一体化方向调整。在经济上可以对中国采取适当的压制手段，特别是在高新技术、规则与标准的制定等方面，压住中国一头有利于自己的优势地位。显然，日本国内政治矛盾以及政局变动等因素也助长了日本在对华关系上的新变化。

　　我们认为，中国针对日本应对逆全球化的做法应采取三方面积极作为。

　　第一，着眼全局，继续对日本开展积极的高级别战略沟通，以稳定周边，从根本上防止两国结构性矛盾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再燃”。据新华社2020年9月25日电，习近平主席与日本新首相菅义伟通电话表示，“中日互为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同为亚洲和世界重要国家，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习主席还对菅义伟首相发出呼吁，“我愿同你共同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新的发展。”我们认为，中日关系处于“不能折返”“无法回头”的境地，因此日本在对华遏制、围堵上与美西方存在程度上的温度差和动作上的时间差。即便中日之间在大方向上难以变更，但在内容和细节上，中日之间仍有调整改善的空间，只要中国从外交全局需要上考虑对日政策，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扳回日本靠拢美国的势头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最近，安倍首相辞职，新政府能否继续经济全球化政策，能否顶得住美国压力在中美间实现平衡外交，值得关注。为此，重启高层访问机制，通过高级别对话沟通，谋求战略稳定。

　　第二，为稳定周边，在中日危机管控上努力作为。2020年10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日本出席日美澳印外长会议，试图建立以美国为首针对中国的“亚洲小北约”。为了提醒日本不要被设计和卷入这种旨在遏制中国的美国布局中，中国还将继续与日本沟通，重申“中国愿同日本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和精神，妥善处理历史等重大敏感问题，不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政治主张，以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目前，日本愿意与中国进行“消极的合作”，即确保“不出事”意义上的对话。但“消极合作”远远不能满足两国关系发展的实际需要。我们呼吁两国开展涉及海洋等多方面问题的“一揽子海洋问题谈判”，努力打造“和平、合作、和谐的东海环境”，在敏感问题与突发事件上要坚持“可控制、低烈度、少震荡”原则下的处理方式。

　　第三，要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进一步发挥两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中方认为，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已成为各国共同的政策选择。中日经贸合作在疫情冲击下逆势增长，展示出强劲韧性和巨大潜力，作为共同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责任的中日两国，应该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在国际多边机构和区域合作机制下加强沟通、协调、合作，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为亚洲繁荣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为此，习近平主席提出，“希望双方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及公开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提升合作质量和水平。”菅义伟首相积极回应，“日方愿同中方密切沟通，确保年内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快推动日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共同维护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总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日本，在继续受到日美同盟结构性规则作用制约的同时，战略自主性在不断上升，在积极推动与所谓“中等强国”(Middlepowers)的战略合作，也有意利用中美博弈激化，在双方之间扮演“关键平衡手”的角色。然而，“持续扩展共同利益、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是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本质要求。”这一点，恰恰是日本新政权应当深入认识理解的。

　　作者：孙伶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洪，全国政协委员、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