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大选之下，美国面临什么真问题？

 　   美国现在真的出现了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深刻的、根本性的问题。也许，只有从这些问题中，人们才能够理解美国的这次大选，对于美国的意义，甚至是对于人类的意义。

　　可以把美国现在面对的问题，理解为三个层面。

　　第一，民主政治结构的危机。在这次抗疫中，暴露出美国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如果用福山的话来概括，就是国家能力的问题。对此，人们有种种解释。福山认为，这种能力与体制没有关系。阿西莫格鲁更愿意将抗疫的不力归结为民主机制的的被破坏。

　　其实，如果正视现实，如果抛弃这当中的党派偏见，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问题和弊端，与作为一种体制的民主政治是分不开的。民意对于科学决策的钳制，党派之争对于抗疫措施的拆台，联邦体制中的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掣肘等，对于国家与社会层面行动能力的损害都是不容否认的。

　　这可以启示我们，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一种常规状态下的自处型结构。如果我们把社会与政治理解为人类群体生活的一种模式，民主政治无疑更加体现了公共的事情大家集体商量决定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同时，由于现行民主政治对自由的保障，其在常规生活状态下对创新与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这次疫情告诉人们，民主政治的弱点也是明显的。从理论上说，在面对某种突如其来的、需要以举国之力应对的重大灾难面前，民主体制有点捉襟见肘。特别是，在灾难突然来临，需要即刻做出重大决策并能够有效执行的时候，民主体制更是有点反应迟钝和力不从心。当然，在这种体制中，不是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比如在紧急状态下或战时的特殊安排。但尽管如此，民主政治中的种种安排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张力，并不能完全消除。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这种体制在面对一种势均力敌的残酷竞争的时候，这种弱点也会表现出来。当然，我知道很多朋友会不同意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列举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例子来说明民主政治的力量。但现实中复杂因素成就的事实，并不能直接证明那种简单逻辑的存在。历史学家丹尼尔·西罗(Daniel Chirot)说过：如果你站在1940年的欧洲，你会发现1945年的胜利是多么偶然。如果作为对手的全体主义(totalitarianism)的“他们”不犯那么多愚蠢的错误的话。

　　2、社会的撕裂。其实，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美国政治体制遇到的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如果我们将政治体制看作是一种骨骼的话，其有效的运作需要不可缺少的软组织，这就是相应的社会生态和基本的共识。

　　比如，政治对手及其阵营之间的基本价值共识和妥协文化，无疑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软组织。在这种共识和文化中，分歧不意味着敌对，竞争不意味着对抗。由此，人们可以看到胜利者的谦卑，失败者对结果的接受。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一些失败者的败选演讲往往比胜利者的宣言更能够在情感上打动人心。但这一次，画风已经明显不同。

　　画风变化的背后，是美国社会的撕裂。在最近的几年中，美国社会的撕裂成为很多人谈论的话题。但其中的原因，则是众说不一。早在一年前，我就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斜线式切割，用以解释全球化带来的美国社会的撕裂。

　　什么叫斜线式切割?

　　我们知道，社会结构是分层的，也就是人们的地位是以垂直的方向按照高低不同排列的。在以往的时代，我们看到并习惯的是结构的水平线式切割。也就是说，社会结构从整体上来说是金字塔式的，然后在中间的某一个部位，画一条或两条水平的线段，把这个金字塔分割成两个或三个部分，于是有了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或上层、中层、下层。这就是社会分层。

　　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个金字塔仿佛是被一条斜线切割了，一部分上层、一部分中层、一部分下层，成了步入全球化轨道的部分;其余的部分，则成了被甩在全球化轨道外面的。美国的底特律，中国的东北，都可以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理解。

　　这样的一种结构，假如还是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的话，可以这样说，右边的那条边从上往下，在三分之一的地方找一个点，底下这条边，从左到右也是三分之一的位置找一个点，把这两个点连一条线，这样就把三角形划成了另外的两个部分，一个是比较偏左上的一个部分，一个是偏右下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两个部分实际上都包含了部分的底层、部分的中层、部分的上层。那么这条斜线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新的分野。

　　左上这半边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全球化过程的受益者，但是从这个受益者你可以看得出来，全球化过程的主要的受益者其实更主要的是上层，就是人们经常说的那些金融精英、资本精英、科技精英，有人也把它叫做是一个全球化的既得利益集团，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了部分的中下层。在另外的一边，就是右下的这一边，可以看作是全球化过程当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当中，中下层占了相当的比例，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上层，他们也是全球化过程的利益受损者。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时代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图景。

　　这就是当今美国社会撕裂的真正原因。

　　3、文明冲突内部化。在更深的层面，则是文明冲突的内部化，可以说，这是美国社会面对的更深刻、更深远的危机。

　　大家都知道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话题。他是把文明的冲突当做理解冷战之后世界政治的一种思维框架提出来的。我们知道，冷战期间整个世界政治的格局是两大阵营，是意识形态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立是基本主线。但亨廷顿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两大阵营的对立也消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的世界政治格局是什么样的呢?不同国家之间的那种对抗和协调的模式是什么样的呢?亨廷顿认为，这个新的框架就是文明的冲突，或者说是以文明为基本单位、以文明之间的关系作为基本的框架的，这就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的基本格局、基本图景。

　　当然，关于文明冲突的框架，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对此也有很多的争论。但这里我想说的是，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对文明的冲突的看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文明的冲突是发生在国际的舞台上，也就是说，要在国际舞台的层面来理解文明之间的关系。因为，文明这个单位比国家大，因而文明冲突的舞台，只能是国际舞台，而不会是国内舞台。至少，国内舞台不会成为主要舞台。

　　而包括黑命贵和最近法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提示我们：也许我们应当想到文明的冲突也可能在国内舞台上发生。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有点耸人听闻，《或许，它真的能让灯塔国倒下》。这篇文章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如何适应人口变化，这是个大问题。美国人口超过3亿，其中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了一亿，西班牙语裔人口是美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有4480万人，占了美国总人口的14.8%。非洲裔美国人现在有4000万，亚洲裔有1400万。

　　其实，看看我们身边的世界，不仅仅是美国，许多西方国家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有的国家，比如欧洲，这个问题甚至比美国还要突出。问题是，传统的种族话语和思维能不能面对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有发达不发达的分别，但在传统时代，人口的流动受到诸多的限制，那时形成的是一种区域化的格局。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发达地方的人口向发达地方的流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更麻烦的是，这个问题与种族和文明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就变成为：把历史拉长一点，发达地区(有时是指和平地区)能不能长久维持主体民族的人口数量优势?换句话说，对于这样的国家，是在维持主体民族人口优势的前提下维持原有的结构与体制，还是在不可避免的人口构成的变化中转换成新的结构和体制?如果是后一种，这中间的过程会是什么样的?是风和日丽的，还是腥风血雨的?

　　如果理解了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也许我们就能够明白，美国现在真的在面对极为严峻的问题甚至危机，就能够明白美国现在已经处在十字路口，就能够明白这一次的选择是多么重要。这个重要性，不仅仅是对于美国，也是对于人类而言。

　　若干年前，我就曾经说过，21世纪也许是一个黯淡的世纪。

 　   美国现在真的出现了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深刻的、根本性的问题。也许，只有从这些问题中，人们才能够理解美国的这次大选，对于美国的意义，甚至是对于人类的意义。

　　可以把美国现在面对的问题，理解为三个层面。

　　第一，民主政治结构的危机。在这次抗疫中，暴露出美国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如果用福山的话来概括，就是国家能力的问题。对此，人们有种种解释。福山认为，这种能力与体制没有关系。阿西莫格鲁更愿意将抗疫的不力归结为民主机制的的被破坏。

　　其实，如果正视现实，如果抛弃这当中的党派偏见，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问题和弊端，与作为一种体制的民主政治是分不开的。民意对于科学决策的钳制，党派之争对于抗疫措施的拆台，联邦体制中的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掣肘等，对于国家与社会层面行动能力的损害都是不容否认的。

　　这可以启示我们，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一种常规状态下的自处型结构。如果我们把社会与政治理解为人类群体生活的一种模式，民主政治无疑更加体现了公共的事情大家集体商量决定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同时，由于现行民主政治对自由的保障，其在常规生活状态下对创新与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这次疫情告诉人们，民主政治的弱点也是明显的。从理论上说，在面对某种突如其来的、需要以举国之力应对的重大灾难面前，民主体制有点捉襟见肘。特别是，在灾难突然来临，需要即刻做出重大决策并能够有效执行的时候，民主体制更是有点反应迟钝和力不从心。当然，在这种体制中，不是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比如在紧急状态下或战时的特殊安排。但尽管如此，民主政治中的种种安排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张力，并不能完全消除。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这种体制在面对一种势均力敌的残酷竞争的时候，这种弱点也会表现出来。当然，我知道很多朋友会不同意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列举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例子来说明民主政治的力量。但现实中复杂因素成就的事实，并不能直接证明那种简单逻辑的存在。历史学家丹尼尔·西罗(Daniel Chirot)说过：如果你站在1940年的欧洲，你会发现1945年的胜利是多么偶然。如果作为对手的全体主义(totalitarianism)的“他们”不犯那么多愚蠢的错误的话。

　　2、社会的撕裂。其实，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美国政治体制遇到的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如果我们将政治体制看作是一种骨骼的话，其有效的运作需要不可缺少的软组织，这就是相应的社会生态和基本的共识。

　　比如，政治对手及其阵营之间的基本价值共识和妥协文化，无疑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软组织。在这种共识和文化中，分歧不意味着敌对，竞争不意味着对抗。由此，人们可以看到胜利者的谦卑，失败者对结果的接受。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一些失败者的败选演讲往往比胜利者的宣言更能够在情感上打动人心。但这一次，画风已经明显不同。

　　画风变化的背后，是美国社会的撕裂。在最近的几年中，美国社会的撕裂成为很多人谈论的话题。但其中的原因，则是众说不一。早在一年前，我就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斜线式切割，用以解释全球化带来的美国社会的撕裂。

　　什么叫斜线式切割?

　　我们知道，社会结构是分层的，也就是人们的地位是以垂直的方向按照高低不同排列的。在以往的时代，我们看到并习惯的是结构的水平线式切割。也就是说，社会结构从整体上来说是金字塔式的，然后在中间的某一个部位，画一条或两条水平的线段，把这个金字塔分割成两个或三个部分，于是有了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或上层、中层、下层。这就是社会分层。

　　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个金字塔仿佛是被一条斜线切割了，一部分上层、一部分中层、一部分下层，成了步入全球化轨道的部分;其余的部分，则成了被甩在全球化轨道外面的。美国的底特律，中国的东北，都可以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理解。

　　这样的一种结构，假如还是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的话，可以这样说，右边的那条边从上往下，在三分之一的地方找一个点，底下这条边，从左到右也是三分之一的位置找一个点，把这两个点连一条线，这样就把三角形划成了另外的两个部分，一个是比较偏左上的一个部分，一个是偏右下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两个部分实际上都包含了部分的底层、部分的中层、部分的上层。那么这条斜线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新的分野。

　　左上这半边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全球化过程的受益者，但是从这个受益者你可以看得出来，全球化过程的主要的受益者其实更主要的是上层，就是人们经常说的那些金融精英、资本精英、科技精英，有人也把它叫做是一个全球化的既得利益集团，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了部分的中下层。在另外的一边，就是右下的这一边，可以看作是全球化过程当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当中，中下层占了相当的比例，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上层，他们也是全球化过程的利益受损者。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时代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图景。

　　这就是当今美国社会撕裂的真正原因。

　　3、文明冲突内部化。在更深的层面，则是文明冲突的内部化，可以说，这是美国社会面对的更深刻、更深远的危机。

　　大家都知道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话题。他是把文明的冲突当做理解冷战之后世界政治的一种思维框架提出来的。我们知道，冷战期间整个世界政治的格局是两大阵营，是意识形态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立是基本主线。但亨廷顿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两大阵营的对立也消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的世界政治格局是什么样的呢?不同国家之间的那种对抗和协调的模式是什么样的呢?亨廷顿认为，这个新的框架就是文明的冲突，或者说是以文明为基本单位、以文明之间的关系作为基本的框架的，这就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的基本格局、基本图景。

　　当然，关于文明冲突的框架，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对此也有很多的争论。但这里我想说的是，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对文明的冲突的看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文明的冲突是发生在国际的舞台上，也就是说，要在国际舞台的层面来理解文明之间的关系。因为，文明这个单位比国家大，因而文明冲突的舞台，只能是国际舞台，而不会是国内舞台。至少，国内舞台不会成为主要舞台。

　　而包括黑命贵和最近法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提示我们：也许我们应当想到文明的冲突也可能在国内舞台上发生。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有点耸人听闻，《或许，它真的能让灯塔国倒下》。这篇文章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如何适应人口变化，这是个大问题。美国人口超过3亿，其中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了一亿，西班牙语裔人口是美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有4480万人，占了美国总人口的14.8%。非洲裔美国人现在有4000万，亚洲裔有1400万。

　　其实，看看我们身边的世界，不仅仅是美国，许多西方国家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有的国家，比如欧洲，这个问题甚至比美国还要突出。问题是，传统的种族话语和思维能不能面对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有发达不发达的分别，但在传统时代，人口的流动受到诸多的限制，那时形成的是一种区域化的格局。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发达地方的人口向发达地方的流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更麻烦的是，这个问题与种族和文明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就变成为：把历史拉长一点，发达地区(有时是指和平地区)能不能长久维持主体民族的人口数量优势?换句话说，对于这样的国家，是在维持主体民族人口优势的前提下维持原有的结构与体制，还是在不可避免的人口构成的变化中转换成新的结构和体制?如果是后一种，这中间的过程会是什么样的?是风和日丽的，还是腥风血雨的?

　　如果理解了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也许我们就能够明白，美国现在真的在面对极为严峻的问题甚至危机，就能够明白美国现在已经处在十字路口，就能够明白这一次的选择是多么重要。这个重要性，不仅仅是对于美国，也是对于人类而言。

　　若干年前，我就曾经说过，21世纪也许是一个黯淡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