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拜登上台，世界应去往何处?

　　反对结构性种族主义和不公正的特别动员提供了一个重新唤起美国使命感的机会。美国宣称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历史中的进化和救赎因素：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通过宪政民主，削弱了制度上的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力量。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1952年就明白了这一点，当时他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封关于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信。艾奇逊写道:“美国持续存在的种族歧视，仍然是政府在日常外交关系中经常感到尴尬的一个原因，它危及我们对世界自由和民主国家的道德领导地位的有效维护。”当世界对美国政府失去信心的时候，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全球示威活动表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仍希望认同美国。如果拜登获胜，而他的新政府能够利用这种能量，并在政策中体现出来，那么特朗普的失败可能会提供一个在国内重振美国民主的关键机会。除此之外，它还可以为世界各地的民主复兴提供动力，解决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建立更好地响应普通公民愿望的全球秩序。

拜登与他的竞选搭档贺锦丽

　　避免“BLOB”的规则

　　如果当选，拜登应该如何抓住这个机会?首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新的民主党政府不应该做什么。

　　特朗普对待世界的方式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他的标志性行动与目标背道而驰：朝鲜正在扩大核武库;伊朗恢复了核计划;委内瑞拉总统马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加紧了对权力的控制。特朗普的口号“美国优先”加剧了美国的衰落：全球对美国的信心崩溃;同盟关系遭到削弱;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时，美国缺乏领导力，造成了世界秩序的混乱，在这种混乱中，粗暴的民族主义使有效的集体行动变得不可能，冲突几乎不可避免。

　　但紧抓特朗普的失误不放，掩盖了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根本性评估的需要。外交政策建制派的一些成员(我称之为“Blob”)对奥巴马执政期间的政策方向感到不满，他们认为，特朗普的拙劣表现进一步证明，有必要重振一种更强势的美国例外主义。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辩称，特朗普延续了奥巴马的既定路线：让美国与海外战争脱钩，与其他国家共担责任，并适应替代政治模式的出现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

　　这种修正主义荒谬可笑。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组织原则之一就是废除奥巴马的主要成就：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简称JCPO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与古巴关系的解冻，甚至可能还有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treaty)。这几乎没有连续性。更重要的是，这种思路混淆了本质的区别。奥巴马对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进行了深刻批评，也得到了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的广泛支持。特朗普对奥巴马的世界观做出了一些言辞上的佯装，呼应了他对美国干预主义的批评。但是奥巴马和特朗普对此提出了相反的方案。在总统任期内，奥巴马试图将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向一系列新的多边安排，即亚太地区等战略上重要但被忽视的地区。而特朗普只是把孤立主义与偶尔发作的好战情绪和新闻辞令混合在一起。

　　奥巴马时代做出的最糟糕的决定，正是最符合“Blob”偏好的决定：向阿富汗增兵、大规模过度投资以实现美国核武器基础设施现代化的计划以及支持沙特领导的也门战争。相比之下，奥巴马时代最具争议的决定，是那些最具历史意义的决定，最明显的是伊朗核协议。该协议的反对者所设想的可怕场景，在特朗普让美国退出后都变成了现实，这证明了该协议是必要性和正确性。

　　特朗普或许背弃了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但他也遵循了911事件后“Blob”的核心原则。美国与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美国对伊朗的敌意从未如此强烈。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已经向中东增派了近2万名士兵，几乎没有从该地区撤军。国防预算已经膨胀到超过7000亿美元。美国实际上对古巴、伊朗和委内瑞拉实行了政权更替政策。

　　拜登政府承受不起重提一套与当前形势不合拍的失败理念和政策的代价。例如，华盛顿没有时间和政治资本来浪费新政府对伊朗政策的第一年，这一政策纵容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议程。当新冠疫情在世界上疯狂蔓延时，美国正处于与伊朗开战的边缘，这一事实证明了华盛顿对该国的长期痴迷是一种谬论。考虑到美国违背其承诺的事实，仅仅回到联合全面协议的底线就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联合全面协议服务于美国在伊朗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并可能为未来的外交行动提供基础。

　　在可能会选择拜登的选民的期望和要求重返霸权国家的外交政策建制派的本能之间，存在着一条危险的鸿沟。如果拜登听从选民而非鹰派人士的意见，那么他将是明智的，通过取消2001年的军事授权，终止美国对也门持续的道德和战略灾难的支持，以及解除与沙特阿拉伯的腐蚀性关系，来标志美国永久战争的结束。与其重复过去20年的辩论和错误，不如继续前进。

　　重建山巅之城：新政府应该优先考虑哪些事情呢?

　　首先是应对新冠疫情。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使国内公共卫生措施符合最新的科学建议。并且尽可能确保研发出的疫苗迅速和公平的在全球范围内投入运用，并确保制药公司对利润的担忧不会造成不必要的延误，以此来赢得广泛的善意。该项目将面临许多相关挑战，包括恢复全球人口流动和供应链。

　　修复美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关系。美国的决策者应该建立一个更加健全的卫生安全基础设施——增加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增加海外协作办公室的资金，以监测和应对疫情，并制定多边情景规划，将新冠疫情的经验应用于未来的流行病。应对当前大流行所需要采取的行动，应该是对美国优先事项和全球领导力进行更广泛重新评估的一部分。美国人必须明白，国家在国内所做的与在国外所做的之间不再有任何矛盾。在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时，拜登必须将国内行动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其次，拜登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完成美国亟需的民主改革，包括扩大和保护投票权，努力结束不公正的选区划分，提高资金在美国政治中的透明度和限制作用。“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凸显了美国的种族差异和白人至上的持久力量，但也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正视自己国家的不公正。拜登政府必须改革反映白人至上传统的执法和刑事司法机构，并改写以牺牲从事重要工作的人为代价奖励财富的税法。

　　第三，拜登还必须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与盟友的关系。如果当选，拜登应该履行承诺，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年召集世界民主国家峰会。与会者应制定协调一致的措施，以促进透明治理，打击避税行为，并帮助这些国家向更民主的制度过渡。

　　第四，在技术领域，如Facebook等的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帮助散布了破坏世界民主的虚假信息。美国应该监管这些公司，这并非是限制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对传播仇恨和虚假信息的算法进行规范的问题。除此之外，美国迫切需要对研发进行投资，尤其是在全世界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不应该谴责那些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选择中国技术的国家，而应该在5G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和关键网络基础设施的开发方面，与志同道合的国家深化合作。同样，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应该共同努力，制定管理技术使用的规则。

　　第五，这些优先事项中的每一项都与美国作为一个欢迎移民的国家的基本身份息息相关。美国的民主榜样与它作为一个外来的奋斗的国家是分不开的，它的创新能力依赖于欢迎世界各地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移民补充了美国的劳动力，丰富了美国社会，激发了创业精神，建立了全球联系，并为美国注入了反映世界多样性的视角。拜登政府应该正视伊斯兰恐惧症，取消对其的旅行限制，抛弃不人道的边境和驱逐政策，恢复有效的庇护程序。美国应该为那些在美国居住了很长时间却没有获得在美国工作或生活授权的移民提供获得合法地位的途径，最好是通过立法而不是行政命令。合法的移民和美国大学里的外国留学生的教育都是国家的财产。

　　最后，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气候变化。在拜登上任的第一天，美国应该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并着手为减排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这个国家在国外的信誉和雄心将完全取决于它在国内的行动。除了回归并巩固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环境监管框架，拜登政府还应该在执政的第一年寻求通过气候和能源立法。与绿色新政的提议一致，该一揽子计划应在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和国际气候缓解和适应方面加大投资，并应着眼于创造就业机会和边缘社区的基础设施发展。

　　所有这些领域的进步——民主、技术、移民和气候——从根本上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华盛顿不加强民主，抵制威权民族主义，那么解决大规模移民、气候变化和流行病所需的集体行动将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一种新的例外主义

　　正如必须消除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的鸿沟一样，也必须消除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之间人为的隔阂。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右翼势力已经认识到，外交政策是其国内政治计划的延伸。另一方面，左翼一直不愿将两者混为一谈。这种倾向在美国根深蒂固，从越南战争后自由主义国家安全机构的崩溃，到共和党将其在冷战胜利中所扮演角色的神化，尤其是在后9·11时代，美国领导人寻求将强硬作为合法性的一种形式。小布什政府支持的酷刑、外交政策军事化以及入侵伊拉克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似乎只是助长了一种更加好战、甚至偏执的美国例外主义信条。

　　共和党人一贯认为，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和为信念而战的意愿，比不带政治色彩和防御性的方式更具吸引力。但到了2020年，共和党人按照自己的逻辑陷入了兔子洞。在言辞和行为上，共和党人背叛了美国的价值观，纵容了对手，将自己的利益屈从于一个无能的威权主义者的政治幻想。民主党有很大的空间将自己塑造成民主价值观的捍卫者、强大的联盟和美国领导地位的捍卫者。

　　民主党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在过去的十年里，日益极右的共和党的政治计划已经与巴西、匈牙利、波兰、俄罗斯、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右翼运动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在西方，右翼政党共享资金来源、媒体和虚假信息平台、政治策略和顾问。作为总统，特朗普一直在厚颜无耻地试图增加志同道合的独裁者的政治财富。

　　进步人士绝不能回避这场斗争的国际影响。拜登政府应该毫不掩饰地反对右翼运动来改变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政治。正如右翼民粹主义者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对自由主义的抵制一样，拜登政府应该尽其所能，确保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抵制达到正确的目标：全球的右翼民族主义者聚集在一起，他们无法解决结构性的不平等、腐败和治理失败——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崛起。要想成功，民主党必须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国例外论提供理由。在这一点上，两党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对于选择特朗普作为旗手的共和党来说，似乎有一种可能就是正确的信念：美国国防预算的规模、追求政权更迭的意愿、对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硬主张，以及作为以白人为主的基督教文明先锋的身份，给美国灌输了一种固有的例外主义。对于民主党人，尤其是进步人士来说，有一种信念认为权利造就强大——美国有能力纠正国内的缺陷，它是一个欢迎移民的多元文化民主国家的身份，它对法治的坚持，它对世界各地人民固有尊严的关注，这些使美国在道德上拥有领导地位。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公开反对越南战争和贫困时曾警告说:“种族主义问题、经济剥削问题和战争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依旧如此，一场坚持这一真理的运动，以及能反映这一真理的总统，就能迎接这个危险的时刻，并为国家和世界架起一座通向更有能力追求正义、平等与和平的桥梁。

　　作者2009年至2017年间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8-11/democratic-renewal

　　反对结构性种族主义和不公正的特别动员提供了一个重新唤起美国使命感的机会。美国宣称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历史中的进化和救赎因素：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通过宪政民主，削弱了制度上的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力量。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1952年就明白了这一点，当时他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封关于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信。艾奇逊写道:“美国持续存在的种族歧视，仍然是政府在日常外交关系中经常感到尴尬的一个原因，它危及我们对世界自由和民主国家的道德领导地位的有效维护。”当世界对美国政府失去信心的时候，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全球示威活动表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仍希望认同美国。如果拜登获胜，而他的新政府能够利用这种能量，并在政策中体现出来，那么特朗普的失败可能会提供一个在国内重振美国民主的关键机会。除此之外，它还可以为世界各地的民主复兴提供动力，解决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建立更好地响应普通公民愿望的全球秩序。

拜登与他的竞选搭档贺锦丽

　　避免“BLOB”的规则

　　如果当选，拜登应该如何抓住这个机会?首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新的民主党政府不应该做什么。

　　特朗普对待世界的方式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他的标志性行动与目标背道而驰：朝鲜正在扩大核武库;伊朗恢复了核计划;委内瑞拉总统马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加紧了对权力的控制。特朗普的口号“美国优先”加剧了美国的衰落：全球对美国的信心崩溃;同盟关系遭到削弱;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时，美国缺乏领导力，造成了世界秩序的混乱，在这种混乱中，粗暴的民族主义使有效的集体行动变得不可能，冲突几乎不可避免。

　　但紧抓特朗普的失误不放，掩盖了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根本性评估的需要。外交政策建制派的一些成员(我称之为“Blob”)对奥巴马执政期间的政策方向感到不满，他们认为，特朗普的拙劣表现进一步证明，有必要重振一种更强势的美国例外主义。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辩称，特朗普延续了奥巴马的既定路线：让美国与海外战争脱钩，与其他国家共担责任，并适应替代政治模式的出现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

　　这种修正主义荒谬可笑。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组织原则之一就是废除奥巴马的主要成就：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简称JCPO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与古巴关系的解冻，甚至可能还有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treaty)。这几乎没有连续性。更重要的是，这种思路混淆了本质的区别。奥巴马对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进行了深刻批评，也得到了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的广泛支持。特朗普对奥巴马的世界观做出了一些言辞上的佯装，呼应了他对美国干预主义的批评。但是奥巴马和特朗普对此提出了相反的方案。在总统任期内，奥巴马试图将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向一系列新的多边安排，即亚太地区等战略上重要但被忽视的地区。而特朗普只是把孤立主义与偶尔发作的好战情绪和新闻辞令混合在一起。

　　奥巴马时代做出的最糟糕的决定，正是最符合“Blob”偏好的决定：向阿富汗增兵、大规模过度投资以实现美国核武器基础设施现代化的计划以及支持沙特领导的也门战争。相比之下，奥巴马时代最具争议的决定，是那些最具历史意义的决定，最明显的是伊朗核协议。该协议的反对者所设想的可怕场景，在特朗普让美国退出后都变成了现实，这证明了该协议是必要性和正确性。

　　特朗普或许背弃了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但他也遵循了911事件后“Blob”的核心原则。美国与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美国对伊朗的敌意从未如此强烈。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已经向中东增派了近2万名士兵，几乎没有从该地区撤军。国防预算已经膨胀到超过7000亿美元。美国实际上对古巴、伊朗和委内瑞拉实行了政权更替政策。

　　拜登政府承受不起重提一套与当前形势不合拍的失败理念和政策的代价。例如，华盛顿没有时间和政治资本来浪费新政府对伊朗政策的第一年，这一政策纵容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议程。当新冠疫情在世界上疯狂蔓延时，美国正处于与伊朗开战的边缘，这一事实证明了华盛顿对该国的长期痴迷是一种谬论。考虑到美国违背其承诺的事实，仅仅回到联合全面协议的底线就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联合全面协议服务于美国在伊朗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并可能为未来的外交行动提供基础。

　　在可能会选择拜登的选民的期望和要求重返霸权国家的外交政策建制派的本能之间，存在着一条危险的鸿沟。如果拜登听从选民而非鹰派人士的意见，那么他将是明智的，通过取消2001年的军事授权，终止美国对也门持续的道德和战略灾难的支持，以及解除与沙特阿拉伯的腐蚀性关系，来标志美国永久战争的结束。与其重复过去20年的辩论和错误，不如继续前进。

　　重建山巅之城：新政府应该优先考虑哪些事情呢?

　　首先是应对新冠疫情。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使国内公共卫生措施符合最新的科学建议。并且尽可能确保研发出的疫苗迅速和公平的在全球范围内投入运用，并确保制药公司对利润的担忧不会造成不必要的延误，以此来赢得广泛的善意。该项目将面临许多相关挑战，包括恢复全球人口流动和供应链。

　　修复美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关系。美国的决策者应该建立一个更加健全的卫生安全基础设施——增加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增加海外协作办公室的资金，以监测和应对疫情，并制定多边情景规划，将新冠疫情的经验应用于未来的流行病。应对当前大流行所需要采取的行动，应该是对美国优先事项和全球领导力进行更广泛重新评估的一部分。美国人必须明白，国家在国内所做的与在国外所做的之间不再有任何矛盾。在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时，拜登必须将国内行动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其次，拜登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完成美国亟需的民主改革，包括扩大和保护投票权，努力结束不公正的选区划分，提高资金在美国政治中的透明度和限制作用。“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凸显了美国的种族差异和白人至上的持久力量，但也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正视自己国家的不公正。拜登政府必须改革反映白人至上传统的执法和刑事司法机构，并改写以牺牲从事重要工作的人为代价奖励财富的税法。

　　第三，拜登还必须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与盟友的关系。如果当选，拜登应该履行承诺，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年召集世界民主国家峰会。与会者应制定协调一致的措施，以促进透明治理，打击避税行为，并帮助这些国家向更民主的制度过渡。

　　第四，在技术领域，如Facebook等的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帮助散布了破坏世界民主的虚假信息。美国应该监管这些公司，这并非是限制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对传播仇恨和虚假信息的算法进行规范的问题。除此之外，美国迫切需要对研发进行投资，尤其是在全世界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不应该谴责那些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选择中国技术的国家，而应该在5G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和关键网络基础设施的开发方面，与志同道合的国家深化合作。同样，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应该共同努力，制定管理技术使用的规则。

　　第五，这些优先事项中的每一项都与美国作为一个欢迎移民的国家的基本身份息息相关。美国的民主榜样与它作为一个外来的奋斗的国家是分不开的，它的创新能力依赖于欢迎世界各地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移民补充了美国的劳动力，丰富了美国社会，激发了创业精神，建立了全球联系，并为美国注入了反映世界多样性的视角。拜登政府应该正视伊斯兰恐惧症，取消对其的旅行限制，抛弃不人道的边境和驱逐政策，恢复有效的庇护程序。美国应该为那些在美国居住了很长时间却没有获得在美国工作或生活授权的移民提供获得合法地位的途径，最好是通过立法而不是行政命令。合法的移民和美国大学里的外国留学生的教育都是国家的财产。

　　最后，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气候变化。在拜登上任的第一天，美国应该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并着手为减排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这个国家在国外的信誉和雄心将完全取决于它在国内的行动。除了回归并巩固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环境监管框架，拜登政府还应该在执政的第一年寻求通过气候和能源立法。与绿色新政的提议一致，该一揽子计划应在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和国际气候缓解和适应方面加大投资，并应着眼于创造就业机会和边缘社区的基础设施发展。

　　所有这些领域的进步——民主、技术、移民和气候——从根本上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华盛顿不加强民主，抵制威权民族主义，那么解决大规模移民、气候变化和流行病所需的集体行动将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一种新的例外主义

　　正如必须消除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的鸿沟一样，也必须消除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之间人为的隔阂。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右翼势力已经认识到，外交政策是其国内政治计划的延伸。另一方面，左翼一直不愿将两者混为一谈。这种倾向在美国根深蒂固，从越南战争后自由主义国家安全机构的崩溃，到共和党将其在冷战胜利中所扮演角色的神化，尤其是在后9·11时代，美国领导人寻求将强硬作为合法性的一种形式。小布什政府支持的酷刑、外交政策军事化以及入侵伊拉克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似乎只是助长了一种更加好战、甚至偏执的美国例外主义信条。

　　共和党人一贯认为，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和为信念而战的意愿，比不带政治色彩和防御性的方式更具吸引力。但到了2020年，共和党人按照自己的逻辑陷入了兔子洞。在言辞和行为上，共和党人背叛了美国的价值观，纵容了对手，将自己的利益屈从于一个无能的威权主义者的政治幻想。民主党有很大的空间将自己塑造成民主价值观的捍卫者、强大的联盟和美国领导地位的捍卫者。

　　民主党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在过去的十年里，日益极右的共和党的政治计划已经与巴西、匈牙利、波兰、俄罗斯、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右翼运动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在西方，右翼政党共享资金来源、媒体和虚假信息平台、政治策略和顾问。作为总统，特朗普一直在厚颜无耻地试图增加志同道合的独裁者的政治财富。

　　进步人士绝不能回避这场斗争的国际影响。拜登政府应该毫不掩饰地反对右翼运动来改变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政治。正如右翼民粹主义者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对自由主义的抵制一样，拜登政府应该尽其所能，确保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抵制达到正确的目标：全球的右翼民族主义者聚集在一起，他们无法解决结构性的不平等、腐败和治理失败——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崛起。要想成功，民主党必须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国例外论提供理由。在这一点上，两党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对于选择特朗普作为旗手的共和党来说，似乎有一种可能就是正确的信念：美国国防预算的规模、追求政权更迭的意愿、对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硬主张，以及作为以白人为主的基督教文明先锋的身份，给美国灌输了一种固有的例外主义。对于民主党人，尤其是进步人士来说，有一种信念认为权利造就强大——美国有能力纠正国内的缺陷，它是一个欢迎移民的多元文化民主国家的身份，它对法治的坚持，它对世界各地人民固有尊严的关注，这些使美国在道德上拥有领导地位。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公开反对越南战争和贫困时曾警告说:“种族主义问题、经济剥削问题和战争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依旧如此，一场坚持这一真理的运动，以及能反映这一真理的总统，就能迎接这个危险的时刻，并为国家和世界架起一座通向更有能力追求正义、平等与和平的桥梁。

　　作者2009年至2017年间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8-11/democratic-renew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