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特快：德国制造的三个秘密

 　　前些年在中文互联网上，关于外国有很多误读甚至谣言，有网友曾煞有介事地对这些谣言进行过总结：“日本少年夏令营，美国霸气小护照;全民医疗索马里，印度恒河有疗效;喜迎民主伊拉克，德国良心下水道。”在这些误传里面，德国下水道油纸包的故事最是有板有眼。

　　在2010年7月，一篇关于青岛下水道的帖子一本正经地写道：“青岛城建人员在整修德式下水道时发现有零件损坏，找不到合适的只好求助德方，对方回复说在零件周围三米内肯定有备件，结果工程人员果然在附近挖到一个小箱子，找到了油纸包着的零件，拆开看全都锃光瓦亮……”

　　实际上，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谣言。随着近百年的城区改造与扩张，如今青岛德国占领时期的排水系统已不到1/1000。“油纸包”更是无稽之谈——下水道一般是混凝土管、陶土管或者玻璃夹沙管，只有特殊要求的地段才采用金属管，但并不存在“锃光瓦亮”的金属零件。

　　但这则谣言从侧面说明德国制造的口碑多么深入人心，“油纸包”的谣言可以被终结，但中国人对“德国品质”的印象却一直在增强。

　　从早年风靡全国的桑塔纳，到近年来豪车代表奔驰宝马;从电气领域的博世与西门子，到化工领域的拜耳和巴斯夫，甚至这两年数码爱好者经常挂在嘴边的蔡司和徕卡，都是德国制造的杰出代表。纪录片《美国工厂》里那种制造业衰落的焦虑，在德国几乎闻所未闻。

　　在全世界发达经济体一片制造业衰落的哀嚎中，德国无论从产业发展还是就业人数占比来看，都是个异类，比如美国制造业GDP占比约为12%，德国高达22%;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10%，德国高达20%。德国制造为什么能在东亚国家冲击下屹立不倒，这个问题充满了迷思。

　　异类的德国，到底是怎么炼成的?本文将用三个德国制造业的故事，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性的回答。

　　01. 战争机器：硝烟背后的制造帝国

　　1934年，在干掉了一切能干掉的对手之后，希特勒正式加冕“元首”，战争机器的轰鸣日渐作响，但要让德国战车真的发动起来，还差关键性的一步。

　　当时，德国原油供给非常匮乏，85%的成品油依靠进口。因此只要敌对国家切断对德国的成品油供给，德国战车将很快熄火。不过德国国内有充足的煤炭供应，所以纳粹政府试图用煤炭制成合成油的方式，来替代原油。这项任务很艰巨，不出意外地落在了I.G.法本肩上。

　　I.G.法本由阿克发、巴斯夫与拜耳三家化工巨头合并而成，这三家均非等闲之辈。阿克发(Agfa)是全球成像技术的先驱，曾经跟柯达和富士齐名;巴斯夫开创了印染时代，也是1885年首批入华的西方企业之一;拜耳开发的阿司匹林，更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

　　1925年，I.G.法本一成立，就跃升为世界最大的化工集团，员工总数超过10万人。为了攻克“煤变油”，法本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甚至想办法跟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在新泽西建立了一个研发中心，结果可以共享。而正是在这里，法本掌握了对发动战争至为重要的氢化技术。

　　而众所周知，“闪电战”是希特勒的法宝，其核心是大量可以快速部署的机动部队。这种机动部队在技术上的前提是大量减震化合物，从而减小载具震动并让发动机运转更流畅，乙烷基液(ethyl fluid)就是这种减震化合物的代表。而生产该化合物的技术基础，同样来自法本。

　　二战期间，IG法本的研发支出占比高居世界第一，这家疯狂的化工巨兽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动了全球化工业的发展。从1931年到1945年的15年里，IG法本申请的国际专利数达889个，占全球化工公司专利的17%，位居第二的美国杜邦公司有321项专利，只有法本的1/3。

　　到1943年，法本垄断了100%的德国合成橡胶、甲醇和润滑油生产，以及98%的染料、95%的毒气和镍、90%的塑料、88%的镁、80%的炸药、70%的黑色火药、46%的航空汽油和35%的硫酸。可以说，没有法本疯狂的生产能力，希特勒的战争早在1943年就打不下去了。

垄断了纳粹化工生产的法本

　　不止是法本，二战时期整个德国制造业都在井喷式发展，比如制造豹式坦克和虎式坦克的保时捷公司，生产了至少2万辆坦克的奔驰公司，制造大量军用摩托的宝马公司，制造“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容克公司，以及李鸿章的老朋友、生产了无数重炮的克虏伯公司。

　　因此，法本一直是盟军重点“关照”对象，路德维希港的一家法本工厂在短短两年内被盟军轰炸了652次，几乎一天都没停过。战后，法本被英法美苏四家瓜分，美国拿到了最核心的一部分，实现化工领域的弯道超车，战后早期全球十大化工企业中，美国一度占了8个。

　　I.G.法本用极端的例子，展现了德国人对研发的重视甚至偏执，这种偏执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项数据可以表明德国人对研发的疯狂：德国人均专利申请数量是法国的2倍、英国的5倍、西班牙的18倍。企业研发投入占收入之比平均达11.9%，超过20%的企业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华为在2018年研发占收入之比约为14.7%，阿里巴巴为9.1%，腾讯为7.3%。

　　在这种环境下，德国企业普遍都带着一种“硬核”气质，比如1959年诞生的工业粘合剂公司DELO，仅用3克粘合剂就吊起了一辆重达17.5吨的卡车，离地1米持续1小时;特质钟表公司辛恩(Sinn)把造潜水艇钢材用到了手表上，表壳防水深度居然能做到12000米。

　　除了企业，德国政府对研发也充满激情，斥巨资建立一整套工业研发体系，对马克·普朗克研究所、弗劳恩霍夫协会与各种应用技术学校给予大量支持。这些研究机构各有分工，有的负责基础研究，有的侧重技术商业化，有的偏重服务中小企业，有的则注重培养技术人才。

　　对研发的偏执，是德国制造的第一个奥秘，也是德国制造的灵魂。灵魂必须有血肉承接，对制造业而言，血肉，就是高技术的产业工人。

　　02. 平民汽车：德国奇迹最钟爱的孩子

　　1955年8月5日，德国沃尔夫斯堡，10万人挤在一个临时搭建的体育场内，观看一场演出。演出的节目很丰富，既有美国红磨坊的摇摆女郎，也有南非黑人合唱团的灵魂音乐，还有苏格兰高地伴着风笛的踢踏舞。整场晚会持续3个多小时，堪比一场德国版小春晚。

　　原来，为了庆祝第100万辆汽车下线，大众专门搞了一个庆典，还安排了1200名媒体老师去现场观礼(顺便写写公关稿)。这辆被人群团团围住的车，不仅被漆成了金色，并且在保险杠上镶嵌了水晶钻石。庆典的最后，大众老板大声疾呼：“向着第二个100万辆车前进!”

　　台下顷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此时，距纳粹倒台仅仅十年。

　　大众汽车的成功也是西德经济迅速复苏的缩影。1950年代西德GDP年均增长率为7.6%，英法分别为3.2%和4%，美国只有2.2%。老百姓从战后在地上捡烟头换面包，变成每家每户一台电视机，家用轿车拥有量也在10年内增加7倍，其中大众汽车占了很大一部分。

　　1950年代末，《明镜》杂志给大众贴上了“德国奇迹最钟爱的孩子”的标签，把大众捧上神坛。然而，这个在30年后首批入华、并以“大众桑塔纳”为武器席卷中国大江南北的汽车品牌，在当时却像德国其他制造业一样面临巨大的困扰——合格的技术工人越来越难找了。

　　这个问题在战争刚结束那会儿，根本不是问题。战后初期，德国到处都是一片废墟，城市中的住房、食物、衣服和燃料都严重短缺，货币疯狂贬值，以至于人们用美国大兵留下的香烟作硬通货来交易。据说一根香烟就能换一天的口粮，两根香烟甚至能换一个姑娘。

　　与废墟相伴的是随处可见的难民。这些难民常常几户人家挤在一个房间，用挂在天花板上的毯子彼此区隔，连吃饱饭都困难，所以对薪酬和工作环境毫不讲究，有活就干，其中不乏高技术工人。所以，从东方涌来的难民潮为西德提供了充足的产业工人，既物美，又价廉。

　　大众公司也依托这股难民潮迅速崛起。战后初期，盟军考察团发现沃尔夫斯堡的大众工厂70%的建筑和90%以上的机器都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还囤积了大量战争结束时遗留的物资，这使得这家大众汽车厂成为德国唯一的一家原则上可以在战后立即投入生产的汽车厂。

　　为了缓解占领区车辆短缺的问题，也为了促进就业维护社会秩序，在“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下，这家大众工厂迅速开工，且由于沃尔夫斯堡靠近东西德边境，于是这家工厂还吸纳了大量东欧难民。有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后，大众产量迅速增加，不到10年就翻了50倍。

　　然而，随着1961年柏林墙拔地而起，分割东西欧的铁幕缓缓落下，来自东边的难民劳动力迅速枯竭，大众也开始面临“招工难”的窘境。不过，与竞争对手福特在20年代用机械化替代熟练工人不同，大众却反而加强了对员工的培训，熟练劳动力占比稳步提升。

　　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西德政府也没闲着。1960年代，它开始大量招募来自土耳其等国的客籍劳工，著名球星厄齐尔的祖父母正是在这时来到德国。

　　客籍劳工缓解了劳动力短缺，但却解决不了劳动力素质问题。同时期，东德开始实施“新经济体制”，大力强化对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教育投入一度达西德2倍，这让柏林墙对面的西德深感焦虑。1969年，西德通过《职业教育法》，大名鼎鼎的德国双元制教育由此开始。

　　双元制教育模式的主体一般为中学毕业生，学制2~3年。学员60%~70%的时间在企业学习实操，30%~40%的时间在学校接受理论培训。由于在实习期学员与企业都可以更好了解对方，所以85%的学生在毕业后被直接留用，每年通过这种方式参加工作的学生大约有100万人。

　　19岁的Henrik Tillmann就是双元制学员之一。他想成为一名制造业企业销售，对此，他每周有一天半在政府资助的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另外三天半要在航空阀门制造商Hebmuller Aerospace接受实操培训。

　　但培训内容却并非营销，而是制作阀门。因为按照德国人的思路：对航空阀门的内外结构越了解，在向客户推销时就能做得更好。由此可见，连一名未来的产品销售，都要亲自去动手学习机械制作，德国人对制造业培训的追求可见一斑。

　　在这种严苛的训练下，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傲视全球，不仅超过英法，更远胜日韩，连每年的平均工作时间在下图中都是最短的：

德国劳动者生产率位列全球第三，每年工作时间却是最少

　　有研发为灵魂，有高技术工人作血肉，一批批强大的德国制造业企业得以出现，其中，就包含着德国制造的第三点奥秘。

　　03. 隐形冠军：一群藏身幕后的巨人

　　2017年5月5日，国产大飞机C919终于试飞成功，其液压系统来自一家不为人知的小公司——德国汉臣。

　　如果说发动机相当于心脏，燃油相当于血液，那么液压就相当于肌肉 ，对飞机操纵至关重要。汉臣公司由赫伯特·汉臣创办于1925年，专攻液压系统。从第一架飞机A300起，空客公司就一直是汉臣的主顾，但这家给C919与空客提供液压设备的公司，员工只有约200人。

　　刻板印象中，汉臣这种小企业往往“不稳定”，很容易倒闭或老板跑路。但家族企业的性质让老板跑路不那么简单，同时由于德国中小企业往往更偏爱一种更长久稳固的关系，他们反而更在乎留住员工。2008金融危机时，连博世这种大企业都在裁员，但汉臣的员工却一个都没少。

　　在德国，家族企业性质的隐形冠军不胜枚举。这里穿插这样一个小故事：20多年前，一位名叫Yvonne Schmittenberg的德国美女，正在法国的一家投行工作，过着光鲜的金融精英生活。有一天，她奶奶突然给她打电话，叫她回德国老家继承祖业：一家螺母制造厂。

　　这家工厂叫Schmittenberg Metal Works，是由Yvonne的爷爷奶奶于1932年创办，专门制造焊接螺母，第一个客户就是大众甲壳虫汽车。虽然有过纠结，但Yvonne最终还是遵从“内心的呼唤”，选择离开了五光十色的塞纳河畔，回到老家尘土飞扬里的工厂车间。

　　焊接螺母通常只有一枚硬币大小，看似简单，但背后牵涉冶钢、材料等多种工艺，极具技术含量。造车时，焊接螺母被用于固定座椅和安全带，必须极其牢固才顶得住撞车时的巨大冲击。Yvonne家生产的焊接螺母质量变态，即使挂上总计8吨的四辆奔驰车也不会脱落。

　　正是靠这样的质量，这家小公司存活了将近100年，它跟汉臣公司一样，在全球制造业版图上有一个著名的标签：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有三个典型特点：一是规模小，家族企业居多，因此也很难像英美制造业企业那样离岸外包;二是某一个细微领域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三是特别关注长期利益，人员与经营战略比较稳定。

　　与靠烧钱烧出来的独角兽以及靠说故事装点成科技公司的二房东不同，德国中小企业尤其偏爱“稳定”，对盲目扩张与资本市场都不感兴趣。汉臣第三代传人曾表示，作为家族企业，他们并不关心股票市场，因此也免于被资本市场裹挟，只求每年7%~8%增长率的稳步成长。

　　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曾调查了全世界近3000家“隐形冠军”，即那些规模较小、在细分领域市占率数一数二且不为公众所知的企业，发现1/3以上在德国(1307家)，超过第二名美国(366家)与第三名日本(220家)及后几位的总和：

德国“隐形冠军”数量傲世全球

　　德国政府也构建了庞大的中小企业扶植体系，除了信贷优惠与税收减免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设立了专门的中小企业促进部门，给中小企业提供各种国内外市场信息咨询和补贴。

　　无论是数量繁多的中小企业隐形冠军，还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群体，抑或是强大的创新研发体系，这些构成德国制造成功的元素都既有德国公众与企业的自发参与，也有德国政府的配合，后者往往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换言之，德国制造之所以强，归根结底是因为德国政府想搞制造业。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德国政府如此热衷累死累活的制造业?为什么不开闸放水，走一条更轻松的道路?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里去寻找。

　　04. 魏玛噩梦：德国制造的宏观根源

　　1919年，为了惩罚发动一战的德国，英法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对德国极为严苛的主张，并最终以《凡尔赛和约》形式落地。合约不仅要求德国给英法等国巨额赔款，还割掉了德国的主要工业区，相当于在打断一个人的腿让他失去劳动能力后，还让他交付罚款。

　　还没成名的凯恩斯发现：英法要求的赔偿最少250亿美元，但德国只能拿出100亿美元。于是他呼吁战胜国应该首先帮助德国经济复苏，否则它不仅没钱还，还可能再次点燃战火。历史最终证明了凯恩斯的远见。二战后美国转而扶持德国，除了因为冷战，也受了凯恩斯影响。

　　在砸锅卖铁也还不起欠的债时，德国魏玛政府采取了最后一招：印钱。

几乎直线暴贬的纸币马克

　　1923年5月起，德国央行疯狂开启印钞机，8个月内1枚金马克对应的纸币马克面值从10000马克飚到10万亿马克，贬值10亿倍。1918年可以买5000亿个鸡蛋的纸币，到1923年只能买1个鸡蛋。与一落千丈的币值相伴的是暴涨的失业率，1923年12月，魏玛失业率达到28.2%，每4个人里就至少有1个人失业。

　　1923年后，魏玛的新任央行行长停止了债务货币化，美国人眼看这样搞下去德国人欠自己的赔款也危险，于是给魏玛德国拨了一笔贷款救急，恶性通胀才逐渐平息，但却给德国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心理创伤，以至于时至今日，德国人都对通胀与可能造成通胀的债务有着巨大的反感。

　　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德国政府坚决反对救济，危机之初默克尔甚至打算直接把希腊从欧元区中踢出去。尽管德国后来迫于形势加入了救济，但仍然念念不忘地不断宣扬勒紧裤带的紧缩论。在2014年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打算启动欧版QE时，德国也是最强烈的反对者。

　　今年9月，欧央行在争议声中重启QE，再次开闸放水，这不出所料引发德国反对。在卸任讲话中，德拉吉表示货币政策的刺激效果不如过去，再次呼吁财政政策发力——这显然是在对财政盈余高居全欧第一的德国隔空喊话。2018年，德国财政盈余高达580亿欧元，第二名荷兰约110亿欧元，剩下的英法意西等国都在赤字运行。

　　在魏玛恶性通胀的阴影下，德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原则非常简单粗暴：货币政策只关注价格稳定就好，财政政策只关心平衡预算就行，其他的什么经济下行需要货币刺激，什么需求不足需要财政刺激，在德国人眼里都是扯淡。

　　换言之，德国人对依靠扩大社会总需求来发展经济的“需求端政策”都不感冒，这些需求端政策既包括大兴土木的财政政策，也包括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

　　德国人真正喜欢的，是供给端政策，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等。德国政府对研发创新的投入(技术)，对产业工人的培育(劳动力)，对中小企业信贷税收的扶持(资本/制度)，其实都是以“厌恶大放水，深耕供给侧”为核心的德国模式的体现。

　　一言以蔽之，德国制造到底为什么强?原因就是：深耕实业的人民+厌恶放水的政府。

　　05. 居安思危：我们离“德国制造”还有多远?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在决定性的色当战役中，普鲁士炮兵不仅把法国炮兵死死压制，还把法国步兵轰得哭天喊地，困在2000米外动弹不得，最后还生擒了法军统帅拿破仑三世，取得普法战争最后胜利。此役中普鲁士用的大炮自此圈粉无数，其中就包括大清政府。

　　彼时，强敌环伺的清政府深感优质军火的重要，下单后还将这家名为Krupp的军火商译为“克(战胜)虏(敌人)伯(长者)”，表达了早日摆脱列强欺凌的强烈愿望。1937年9月，日本海军进犯厦门，胡里山炮台一炮打穿一艘日本轻巡洋舰，此后8个月日军都不敢再犯，炮台上的那门炮，还是光绪年间的克虏伯大炮。

　　从晚清的克虏伯大炮，到抗日时期的德械师，从改革开放后的桑塔纳，到C919身上的汉臣液压，“德国制造”在我国近现代史中屡见不鲜。虽然从体量上看我国已是当之无愧的制造业大国，但在高精度机床等高端制造领域，我国仍与德国等制造业强国有较大的差距。

　　在中国工程院发布的《2018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中，虽然美国连年叫嚷着“制造业衰落”，但综合来看美国制造业实力仍然稳居第一，德国与日本分列二三。我国虽然位列第四，但与美国德国仍有一定距离。

　　当全球局势逐渐从增量博弈转向存量博弈，当大国间的竞争进入越来越露骨地拼刺刀时代后，制造业作为“国之重器”的意义将格外凸显。在研发投入上毫不手软、在培养人才上高度重视、在扶持隐形冠军上不遗余力，就是德国制造这门教学课里的三个重要知识点。

　　而凌驾这三个知识点的，则是“不放水，不刺激，永远把降低供给侧成本放在首位”，这才是“德国制造”这枚油纸包里埋藏着的最终秘密。

 　　前些年在中文互联网上，关于外国有很多误读甚至谣言，有网友曾煞有介事地对这些谣言进行过总结：“日本少年夏令营，美国霸气小护照;全民医疗索马里，印度恒河有疗效;喜迎民主伊拉克，德国良心下水道。”在这些误传里面，德国下水道油纸包的故事最是有板有眼。

　　在2010年7月，一篇关于青岛下水道的帖子一本正经地写道：“青岛城建人员在整修德式下水道时发现有零件损坏，找不到合适的只好求助德方，对方回复说在零件周围三米内肯定有备件，结果工程人员果然在附近挖到一个小箱子，找到了油纸包着的零件，拆开看全都锃光瓦亮……”

　　实际上，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谣言。随着近百年的城区改造与扩张，如今青岛德国占领时期的排水系统已不到1/1000。“油纸包”更是无稽之谈——下水道一般是混凝土管、陶土管或者玻璃夹沙管，只有特殊要求的地段才采用金属管，但并不存在“锃光瓦亮”的金属零件。

　　但这则谣言从侧面说明德国制造的口碑多么深入人心，“油纸包”的谣言可以被终结，但中国人对“德国品质”的印象却一直在增强。

　　从早年风靡全国的桑塔纳，到近年来豪车代表奔驰宝马;从电气领域的博世与西门子，到化工领域的拜耳和巴斯夫，甚至这两年数码爱好者经常挂在嘴边的蔡司和徕卡，都是德国制造的杰出代表。纪录片《美国工厂》里那种制造业衰落的焦虑，在德国几乎闻所未闻。

　　在全世界发达经济体一片制造业衰落的哀嚎中，德国无论从产业发展还是就业人数占比来看，都是个异类，比如美国制造业GDP占比约为12%，德国高达22%;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10%，德国高达20%。德国制造为什么能在东亚国家冲击下屹立不倒，这个问题充满了迷思。

　　异类的德国，到底是怎么炼成的?本文将用三个德国制造业的故事，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性的回答。

　　01. 战争机器：硝烟背后的制造帝国

　　1934年，在干掉了一切能干掉的对手之后，希特勒正式加冕“元首”，战争机器的轰鸣日渐作响，但要让德国战车真的发动起来，还差关键性的一步。

　　当时，德国原油供给非常匮乏，85%的成品油依靠进口。因此只要敌对国家切断对德国的成品油供给，德国战车将很快熄火。不过德国国内有充足的煤炭供应，所以纳粹政府试图用煤炭制成合成油的方式，来替代原油。这项任务很艰巨，不出意外地落在了I.G.法本肩上。

　　I.G.法本由阿克发、巴斯夫与拜耳三家化工巨头合并而成，这三家均非等闲之辈。阿克发(Agfa)是全球成像技术的先驱，曾经跟柯达和富士齐名;巴斯夫开创了印染时代，也是1885年首批入华的西方企业之一;拜耳开发的阿司匹林，更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

　　1925年，I.G.法本一成立，就跃升为世界最大的化工集团，员工总数超过10万人。为了攻克“煤变油”，法本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甚至想办法跟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在新泽西建立了一个研发中心，结果可以共享。而正是在这里，法本掌握了对发动战争至为重要的氢化技术。

　　而众所周知，“闪电战”是希特勒的法宝，其核心是大量可以快速部署的机动部队。这种机动部队在技术上的前提是大量减震化合物，从而减小载具震动并让发动机运转更流畅，乙烷基液(ethyl fluid)就是这种减震化合物的代表。而生产该化合物的技术基础，同样来自法本。

　　二战期间，IG法本的研发支出占比高居世界第一，这家疯狂的化工巨兽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动了全球化工业的发展。从1931年到1945年的15年里，IG法本申请的国际专利数达889个，占全球化工公司专利的17%，位居第二的美国杜邦公司有321项专利，只有法本的1/3。

　　到1943年，法本垄断了100%的德国合成橡胶、甲醇和润滑油生产，以及98%的染料、95%的毒气和镍、90%的塑料、88%的镁、80%的炸药、70%的黑色火药、46%的航空汽油和35%的硫酸。可以说，没有法本疯狂的生产能力，希特勒的战争早在1943年就打不下去了。

垄断了纳粹化工生产的法本

　　不止是法本，二战时期整个德国制造业都在井喷式发展，比如制造豹式坦克和虎式坦克的保时捷公司，生产了至少2万辆坦克的奔驰公司，制造大量军用摩托的宝马公司，制造“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容克公司，以及李鸿章的老朋友、生产了无数重炮的克虏伯公司。

　　因此，法本一直是盟军重点“关照”对象，路德维希港的一家法本工厂在短短两年内被盟军轰炸了652次，几乎一天都没停过。战后，法本被英法美苏四家瓜分，美国拿到了最核心的一部分，实现化工领域的弯道超车，战后早期全球十大化工企业中，美国一度占了8个。

　　I.G.法本用极端的例子，展现了德国人对研发的重视甚至偏执，这种偏执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项数据可以表明德国人对研发的疯狂：德国人均专利申请数量是法国的2倍、英国的5倍、西班牙的18倍。企业研发投入占收入之比平均达11.9%，超过20%的企业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华为在2018年研发占收入之比约为14.7%，阿里巴巴为9.1%，腾讯为7.3%。

　　在这种环境下，德国企业普遍都带着一种“硬核”气质，比如1959年诞生的工业粘合剂公司DELO，仅用3克粘合剂就吊起了一辆重达17.5吨的卡车，离地1米持续1小时;特质钟表公司辛恩(Sinn)把造潜水艇钢材用到了手表上，表壳防水深度居然能做到12000米。

　　除了企业，德国政府对研发也充满激情，斥巨资建立一整套工业研发体系，对马克·普朗克研究所、弗劳恩霍夫协会与各种应用技术学校给予大量支持。这些研究机构各有分工，有的负责基础研究，有的侧重技术商业化，有的偏重服务中小企业，有的则注重培养技术人才。

　　对研发的偏执，是德国制造的第一个奥秘，也是德国制造的灵魂。灵魂必须有血肉承接，对制造业而言，血肉，就是高技术的产业工人。

　　02. 平民汽车：德国奇迹最钟爱的孩子

　　1955年8月5日，德国沃尔夫斯堡，10万人挤在一个临时搭建的体育场内，观看一场演出。演出的节目很丰富，既有美国红磨坊的摇摆女郎，也有南非黑人合唱团的灵魂音乐，还有苏格兰高地伴着风笛的踢踏舞。整场晚会持续3个多小时，堪比一场德国版小春晚。

　　原来，为了庆祝第100万辆汽车下线，大众专门搞了一个庆典，还安排了1200名媒体老师去现场观礼(顺便写写公关稿)。这辆被人群团团围住的车，不仅被漆成了金色，并且在保险杠上镶嵌了水晶钻石。庆典的最后，大众老板大声疾呼：“向着第二个100万辆车前进!”

　　台下顷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此时，距纳粹倒台仅仅十年。

　　大众汽车的成功也是西德经济迅速复苏的缩影。1950年代西德GDP年均增长率为7.6%，英法分别为3.2%和4%，美国只有2.2%。老百姓从战后在地上捡烟头换面包，变成每家每户一台电视机，家用轿车拥有量也在10年内增加7倍，其中大众汽车占了很大一部分。

　　1950年代末，《明镜》杂志给大众贴上了“德国奇迹最钟爱的孩子”的标签，把大众捧上神坛。然而，这个在30年后首批入华、并以“大众桑塔纳”为武器席卷中国大江南北的汽车品牌，在当时却像德国其他制造业一样面临巨大的困扰——合格的技术工人越来越难找了。

　　这个问题在战争刚结束那会儿，根本不是问题。战后初期，德国到处都是一片废墟，城市中的住房、食物、衣服和燃料都严重短缺，货币疯狂贬值，以至于人们用美国大兵留下的香烟作硬通货来交易。据说一根香烟就能换一天的口粮，两根香烟甚至能换一个姑娘。

　　与废墟相伴的是随处可见的难民。这些难民常常几户人家挤在一个房间，用挂在天花板上的毯子彼此区隔，连吃饱饭都困难，所以对薪酬和工作环境毫不讲究，有活就干，其中不乏高技术工人。所以，从东方涌来的难民潮为西德提供了充足的产业工人，既物美，又价廉。

　　大众公司也依托这股难民潮迅速崛起。战后初期，盟军考察团发现沃尔夫斯堡的大众工厂70%的建筑和90%以上的机器都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还囤积了大量战争结束时遗留的物资，这使得这家大众汽车厂成为德国唯一的一家原则上可以在战后立即投入生产的汽车厂。

　　为了缓解占领区车辆短缺的问题，也为了促进就业维护社会秩序，在“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下，这家大众工厂迅速开工，且由于沃尔夫斯堡靠近东西德边境，于是这家工厂还吸纳了大量东欧难民。有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后，大众产量迅速增加，不到10年就翻了50倍。

　　然而，随着1961年柏林墙拔地而起，分割东西欧的铁幕缓缓落下，来自东边的难民劳动力迅速枯竭，大众也开始面临“招工难”的窘境。不过，与竞争对手福特在20年代用机械化替代熟练工人不同，大众却反而加强了对员工的培训，熟练劳动力占比稳步提升。

　　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西德政府也没闲着。1960年代，它开始大量招募来自土耳其等国的客籍劳工，著名球星厄齐尔的祖父母正是在这时来到德国。

　　客籍劳工缓解了劳动力短缺，但却解决不了劳动力素质问题。同时期，东德开始实施“新经济体制”，大力强化对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教育投入一度达西德2倍，这让柏林墙对面的西德深感焦虑。1969年，西德通过《职业教育法》，大名鼎鼎的德国双元制教育由此开始。

　　双元制教育模式的主体一般为中学毕业生，学制2~3年。学员60%~70%的时间在企业学习实操，30%~40%的时间在学校接受理论培训。由于在实习期学员与企业都可以更好了解对方，所以85%的学生在毕业后被直接留用，每年通过这种方式参加工作的学生大约有100万人。

　　19岁的Henrik Tillmann就是双元制学员之一。他想成为一名制造业企业销售，对此，他每周有一天半在政府资助的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另外三天半要在航空阀门制造商Hebmuller Aerospace接受实操培训。

　　但培训内容却并非营销，而是制作阀门。因为按照德国人的思路：对航空阀门的内外结构越了解，在向客户推销时就能做得更好。由此可见，连一名未来的产品销售，都要亲自去动手学习机械制作，德国人对制造业培训的追求可见一斑。

　　在这种严苛的训练下，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傲视全球，不仅超过英法，更远胜日韩，连每年的平均工作时间在下图中都是最短的：

德国劳动者生产率位列全球第三，每年工作时间却是最少

　　有研发为灵魂，有高技术工人作血肉，一批批强大的德国制造业企业得以出现，其中，就包含着德国制造的第三点奥秘。

　　03. 隐形冠军：一群藏身幕后的巨人

　　2017年5月5日，国产大飞机C919终于试飞成功，其液压系统来自一家不为人知的小公司——德国汉臣。

　　如果说发动机相当于心脏，燃油相当于血液，那么液压就相当于肌肉 ，对飞机操纵至关重要。汉臣公司由赫伯特·汉臣创办于1925年，专攻液压系统。从第一架飞机A300起，空客公司就一直是汉臣的主顾，但这家给C919与空客提供液压设备的公司，员工只有约200人。

　　刻板印象中，汉臣这种小企业往往“不稳定”，很容易倒闭或老板跑路。但家族企业的性质让老板跑路不那么简单，同时由于德国中小企业往往更偏爱一种更长久稳固的关系，他们反而更在乎留住员工。2008金融危机时，连博世这种大企业都在裁员，但汉臣的员工却一个都没少。

　　在德国，家族企业性质的隐形冠军不胜枚举。这里穿插这样一个小故事：20多年前，一位名叫Yvonne Schmittenberg的德国美女，正在法国的一家投行工作，过着光鲜的金融精英生活。有一天，她奶奶突然给她打电话，叫她回德国老家继承祖业：一家螺母制造厂。

　　这家工厂叫Schmittenberg Metal Works，是由Yvonne的爷爷奶奶于1932年创办，专门制造焊接螺母，第一个客户就是大众甲壳虫汽车。虽然有过纠结，但Yvonne最终还是遵从“内心的呼唤”，选择离开了五光十色的塞纳河畔，回到老家尘土飞扬里的工厂车间。

　　焊接螺母通常只有一枚硬币大小，看似简单，但背后牵涉冶钢、材料等多种工艺，极具技术含量。造车时，焊接螺母被用于固定座椅和安全带，必须极其牢固才顶得住撞车时的巨大冲击。Yvonne家生产的焊接螺母质量变态，即使挂上总计8吨的四辆奔驰车也不会脱落。

　　正是靠这样的质量，这家小公司存活了将近100年，它跟汉臣公司一样，在全球制造业版图上有一个著名的标签：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有三个典型特点：一是规模小，家族企业居多，因此也很难像英美制造业企业那样离岸外包;二是某一个细微领域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三是特别关注长期利益，人员与经营战略比较稳定。

　　与靠烧钱烧出来的独角兽以及靠说故事装点成科技公司的二房东不同，德国中小企业尤其偏爱“稳定”，对盲目扩张与资本市场都不感兴趣。汉臣第三代传人曾表示，作为家族企业，他们并不关心股票市场，因此也免于被资本市场裹挟，只求每年7%~8%增长率的稳步成长。

　　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曾调查了全世界近3000家“隐形冠军”，即那些规模较小、在细分领域市占率数一数二且不为公众所知的企业，发现1/3以上在德国(1307家)，超过第二名美国(366家)与第三名日本(220家)及后几位的总和：

德国“隐形冠军”数量傲世全球

　　德国政府也构建了庞大的中小企业扶植体系，除了信贷优惠与税收减免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设立了专门的中小企业促进部门，给中小企业提供各种国内外市场信息咨询和补贴。

　　无论是数量繁多的中小企业隐形冠军，还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群体，抑或是强大的创新研发体系，这些构成德国制造成功的元素都既有德国公众与企业的自发参与，也有德国政府的配合，后者往往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换言之，德国制造之所以强，归根结底是因为德国政府想搞制造业。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德国政府如此热衷累死累活的制造业?为什么不开闸放水，走一条更轻松的道路?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里去寻找。

　　04. 魏玛噩梦：德国制造的宏观根源

　　1919年，为了惩罚发动一战的德国，英法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对德国极为严苛的主张，并最终以《凡尔赛和约》形式落地。合约不仅要求德国给英法等国巨额赔款，还割掉了德国的主要工业区，相当于在打断一个人的腿让他失去劳动能力后，还让他交付罚款。

　　还没成名的凯恩斯发现：英法要求的赔偿最少250亿美元，但德国只能拿出100亿美元。于是他呼吁战胜国应该首先帮助德国经济复苏，否则它不仅没钱还，还可能再次点燃战火。历史最终证明了凯恩斯的远见。二战后美国转而扶持德国，除了因为冷战，也受了凯恩斯影响。

　　在砸锅卖铁也还不起欠的债时，德国魏玛政府采取了最后一招：印钱。

几乎直线暴贬的纸币马克

　　1923年5月起，德国央行疯狂开启印钞机，8个月内1枚金马克对应的纸币马克面值从10000马克飚到10万亿马克，贬值10亿倍。1918年可以买5000亿个鸡蛋的纸币，到1923年只能买1个鸡蛋。与一落千丈的币值相伴的是暴涨的失业率，1923年12月，魏玛失业率达到28.2%，每4个人里就至少有1个人失业。

　　1923年后，魏玛的新任央行行长停止了债务货币化，美国人眼看这样搞下去德国人欠自己的赔款也危险，于是给魏玛德国拨了一笔贷款救急，恶性通胀才逐渐平息，但却给德国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心理创伤，以至于时至今日，德国人都对通胀与可能造成通胀的债务有着巨大的反感。

　　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德国政府坚决反对救济，危机之初默克尔甚至打算直接把希腊从欧元区中踢出去。尽管德国后来迫于形势加入了救济，但仍然念念不忘地不断宣扬勒紧裤带的紧缩论。在2014年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打算启动欧版QE时，德国也是最强烈的反对者。

　　今年9月，欧央行在争议声中重启QE，再次开闸放水，这不出所料引发德国反对。在卸任讲话中，德拉吉表示货币政策的刺激效果不如过去，再次呼吁财政政策发力——这显然是在对财政盈余高居全欧第一的德国隔空喊话。2018年，德国财政盈余高达580亿欧元，第二名荷兰约110亿欧元，剩下的英法意西等国都在赤字运行。

　　在魏玛恶性通胀的阴影下，德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原则非常简单粗暴：货币政策只关注价格稳定就好，财政政策只关心平衡预算就行，其他的什么经济下行需要货币刺激，什么需求不足需要财政刺激，在德国人眼里都是扯淡。

　　换言之，德国人对依靠扩大社会总需求来发展经济的“需求端政策”都不感冒，这些需求端政策既包括大兴土木的财政政策，也包括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

　　德国人真正喜欢的，是供给端政策，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等。德国政府对研发创新的投入(技术)，对产业工人的培育(劳动力)，对中小企业信贷税收的扶持(资本/制度)，其实都是以“厌恶大放水，深耕供给侧”为核心的德国模式的体现。

　　一言以蔽之，德国制造到底为什么强?原因就是：深耕实业的人民+厌恶放水的政府。

　　05. 居安思危：我们离“德国制造”还有多远?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在决定性的色当战役中，普鲁士炮兵不仅把法国炮兵死死压制，还把法国步兵轰得哭天喊地，困在2000米外动弹不得，最后还生擒了法军统帅拿破仑三世，取得普法战争最后胜利。此役中普鲁士用的大炮自此圈粉无数，其中就包括大清政府。

　　彼时，强敌环伺的清政府深感优质军火的重要，下单后还将这家名为Krupp的军火商译为“克(战胜)虏(敌人)伯(长者)”，表达了早日摆脱列强欺凌的强烈愿望。1937年9月，日本海军进犯厦门，胡里山炮台一炮打穿一艘日本轻巡洋舰，此后8个月日军都不敢再犯，炮台上的那门炮，还是光绪年间的克虏伯大炮。

　　从晚清的克虏伯大炮，到抗日时期的德械师，从改革开放后的桑塔纳，到C919身上的汉臣液压，“德国制造”在我国近现代史中屡见不鲜。虽然从体量上看我国已是当之无愧的制造业大国，但在高精度机床等高端制造领域，我国仍与德国等制造业强国有较大的差距。

　　在中国工程院发布的《2018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中，虽然美国连年叫嚷着“制造业衰落”，但综合来看美国制造业实力仍然稳居第一，德国与日本分列二三。我国虽然位列第四，但与美国德国仍有一定距离。

　　当全球局势逐渐从增量博弈转向存量博弈，当大国间的竞争进入越来越露骨地拼刺刀时代后，制造业作为“国之重器”的意义将格外凸显。在研发投入上毫不手软、在培养人才上高度重视、在扶持隐形冠军上不遗余力，就是德国制造这门教学课里的三个重要知识点。

　　而凌驾这三个知识点的，则是“不放水，不刺激，永远把降低供给侧成本放在首位”，这才是“德国制造”这枚油纸包里埋藏着的最终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