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日韩纷争恐长期化，东亚格局面临改变

　　自7月以来，日韩贸易冲突持续升级，危及美日韩联盟的安保合作。韩方在8月22日作废《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以下简称《军情协定》)，意味着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两个盟友走向对抗，东亚政治格局发生变动。

　　7月4日，日本对韩国正式实施氟聚酰亚胺、抗蚀剂和高纯度氟化氢的出口管制，旨在快速精准打击韩国的芯片和智能手机产业。如图1所示，韩国从日本进口的氟聚酰亚胺、抗蚀剂占市场份额达90%左右，氟化氢占45%，其他三项材料对日本的依赖度也极高，若日本发起新一轮制裁，这些都将成为韩国的软肋。在8月7日，日本甚至把韩国从出口白名单中剔除，激起了韩国政府和民间的激烈反抗。韩国政府也宣布9月起日本被移出韩国的出口白名单，甚至在8月22日韩方终止《军情协定》，称已经不符合 “国家利益”。韩国民间反日活动此起彼伏，从抵制啤酒、服装、玩具等日货及日本游，到韩国男子在日本驻韩使馆外自焚抗议。在争端扩大化期间，美国和中国曾试图缓和日韩紧张局势，但都收效甚微，此次争端极有可能演变为两国间的一场鏖战。

　　该冲突伊始看似是贸易纠纷，但其实是两国各种矛盾不断加剧的表现，如军舰火控雷达照射事件、独岛争端、劳工慰安妇问题等等。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家大卫·鲍德温(David Baldwin)认为国家之间通常有四种治理经略：宣传、外交、经济和军事，这次日韩矛盾主要是先通过经济制裁表现出来。在缺乏第三方，尤其是美国实质性的介入下，日韩的冲突将超越贸易纠纷，扩大到安保等其他领域。持续升级的日韩冲突不仅将影响全球供应链，也将损害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布局和中国的中日韩自贸区计划。

　　导火索：二战劳工索赔争议

　　日韩的敌对情绪根植于日本殖民朝鲜半岛的历史，劳工索赔争议调起了韩国人内心的反日情绪，而韩国在历史问题上无休止的纠缠也扩大了日本的“嫌韩”声音。2018年10月30日，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判决日本公司新日铁住金向4名二战期间被强征的韩国被害者每人赔偿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1万元);11月29日，判决日本三菱重工对其在殖民统治期强征的原劳工遗属以及前“朝鲜女子勤劳挺身队”队员进行赔偿。

　　然而，该判决引起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强烈不满。日本外交大臣河野太郎称判决结果“令人非常遗憾且无法接受”，坚持认定两国1965年签订的《日韩请求权协定》已经解决此类索赔问题。由于日方企业不接受判决结果，2019年1月，韩国大邱地方法院裁定，查封相关日企在韩资产。日本政府于2月提出强烈抗议，并扬言采取报复措施。2019年5、6月，日韩曾试图根据《日韩请求权协定》组成仲裁委员会解决二战强征劳工问题，但最终因日韩均不满双方任命的委员而导致仲裁失败。在官方调解失败的情况下，日本随即发起对韩国的出口限令。 引发劳工索赔争议的第一点原因可归为韩国对劳工及其家属的“赔偿不到位”。日本在 1910—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时期，强征了约80万劳工到日本的三菱重工等多家日企进行苦役劳动。二战后，劳工问题成了日韩建交谈判的主要议题。但是，韩国当时的朴正熙军政府急于获得日本的经济援助，淡化了日本道歉的要求，为以后双方无止尽的争端埋下了隐患。日韩在1965年恢复邦交，并签署了《日韩请求权协定》，其中规定日本向韩国无偿提供3亿美元援助、2亿美元有偿援助和3亿美元商业贷款。但是，朴正熙将日本的赔款用于扶持韩国的大企业，加紧工业化建设。如今的首尔地铁和韩国十大财团之一的浦项制铁与日本的援助不无关系，韩国三星也是受益于与三洋等日本企业的合资。

　　虽然与日本邦交正常化帮助韩国在朴正熙时期就实现了誉为“汉江奇迹”的经济腾飞，但是没有多少赔款分摊给受害者。多年来，韩国的劳工和家属仍在日本、韩国发起索赔诉讼。 第二点原因是日韩双方对《日韩请求权协定》存在“有意”的理解差异。其中双方确认“关于两个缔约国及国民(含法人)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以及两缔约国与国民之间的请求权的问题 ” 得到 “完全和最终的解决”。因此，日本认为韩国劳工的请求权问题已经解决，韩方不能再向日方索赔。然而，韩国最高法院认为日本依据的是日本1910—1945年对韩国的殖民统治合法为前提，这有悖于韩国宪法。法院认定，韩日之间在1965年恢复邦交时签署的协定并不妨碍个人索赔请求权，涉事的日本企业应对其前身企业的赔偿和债务有法律责任。于是，日韩双方对劳工索赔的种种争议，引爆了“嫌韩”、“仇日”的民族情绪，双方的对抗变得不可避免。

　　调解缺失：美国的“不作为”

　　美日韩同盟实质是车维德(Victor Cha)所描述的 “准同盟关系(Quasi-Alliance)”，日韩拥有共同的盟国美国，但双方并未相互结盟，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式体系(Hub-and-Spokes System)。换句话说，美日韩同盟看似是三角同盟，其实是处于中心的美国分别与日韩同盟，但日韩间没有直接实质性的同盟关系。这样的体系有利于美国阻隔东亚国家的区域化以确保自己的主导地位，但是这也意味着盟友的矛盾必须让美国从中斡旋，美国也不得已要卷入盟友的纠纷中。美国奥巴马政府让日韩在2016年签署了《军情协定》，希望形成更紧密的三角关系对抗朝鲜，但韩国近期废弃该协定表明日韩确实难以存在长期稳定的双边同盟关系。 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奉行“孤立主义”，不愿插手东亚盟友间的纠纷，如今美国的调解缺失是无法压制事态升级的主要原因。在贸易争端之初，文在寅曾向特朗普求助，请他出面调停，但特朗普仅让蓬佩奥在东盟外长会期间抽空与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和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举行会谈，蓬佩奥不痛不痒的劝和并未缓解日韩的矛盾。特朗普在今年7月表示调解日韩纠纷是一份“全职工作”，日韩得自己解决它们的问题，这意味着美国无暇去管日韩的争端。韩国随即废弃《军情协定》，以及在独岛(竹岛)进行超出往常的大规模军演，这既是报复日本，也是逼迫特朗普出面调解争端。

　　然而，美国仍然没有实质性的介入，只表示对韩国失望。这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美国在日韩都有军事基地，还依靠着两国的高额军费支持，美国在现阶段不会站边。出于安保利益，美国对两盟友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尽量避免二选一的零和困境。 美国与日韩的同盟除了对抗俄罗斯、中国，另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遏制朝鲜。美国在东亚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防止核武发展的多米诺效应出现在日韩，以确保美国在东亚的地位。然而，现阶段美国选择“不作为”的背后透露出美国对朝鲜政策的放松。一是，特朗普与金正恩分别在新加坡和河内举行会谈后，朝鲜放缓核武器发展，美朝关系有所缓解。二是，朝鲜并未真正研发出远程洲际导弹，其中短程导弹仅事关日韩，对美国的威胁不大。现在美朝之间仍有摩擦，但朝鲜不构成实质威胁，所以调解同盟的纠纷对美国而言并不紧迫。 诚然，美国现阶段的“不作为”符合特朗普注重短期利益的考量，但是从长远看，美国的同盟体系将大大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将逐渐边缘化。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Sheila A. Smith)所言，日韩关系的恶化已接近无法修复的地步，美国与日韩建立的同盟关系可能陷入无法发挥作用的状态，届时将会根本性地削弱东北亚安全体系。面对不可靠的美国，日韩两国或许会选择独自对抗外部威胁，或是建立新的同盟关系，最可能结盟的是中国。中国通过推进中日韩自贸区，不仅可以促进东亚经济协作一体化，还可能建立与日韩在安保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填补美国在东亚离场后的权力真空。

　　自7月以来，日韩贸易冲突持续升级，危及美日韩联盟的安保合作。韩方在8月22日作废《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以下简称《军情协定》)，意味着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两个盟友走向对抗，东亚政治格局发生变动。

　　7月4日，日本对韩国正式实施氟聚酰亚胺、抗蚀剂和高纯度氟化氢的出口管制，旨在快速精准打击韩国的芯片和智能手机产业。如图1所示，韩国从日本进口的氟聚酰亚胺、抗蚀剂占市场份额达90%左右，氟化氢占45%，其他三项材料对日本的依赖度也极高，若日本发起新一轮制裁，这些都将成为韩国的软肋。在8月7日，日本甚至把韩国从出口白名单中剔除，激起了韩国政府和民间的激烈反抗。韩国政府也宣布9月起日本被移出韩国的出口白名单，甚至在8月22日韩方终止《军情协定》，称已经不符合 “国家利益”。韩国民间反日活动此起彼伏，从抵制啤酒、服装、玩具等日货及日本游，到韩国男子在日本驻韩使馆外自焚抗议。在争端扩大化期间，美国和中国曾试图缓和日韩紧张局势，但都收效甚微，此次争端极有可能演变为两国间的一场鏖战。

　　该冲突伊始看似是贸易纠纷，但其实是两国各种矛盾不断加剧的表现，如军舰火控雷达照射事件、独岛争端、劳工慰安妇问题等等。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家大卫·鲍德温(David Baldwin)认为国家之间通常有四种治理经略：宣传、外交、经济和军事，这次日韩矛盾主要是先通过经济制裁表现出来。在缺乏第三方，尤其是美国实质性的介入下，日韩的冲突将超越贸易纠纷，扩大到安保等其他领域。持续升级的日韩冲突不仅将影响全球供应链，也将损害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布局和中国的中日韩自贸区计划。

　　导火索：二战劳工索赔争议

　　日韩的敌对情绪根植于日本殖民朝鲜半岛的历史，劳工索赔争议调起了韩国人内心的反日情绪，而韩国在历史问题上无休止的纠缠也扩大了日本的“嫌韩”声音。2018年10月30日，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判决日本公司新日铁住金向4名二战期间被强征的韩国被害者每人赔偿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1万元);11月29日，判决日本三菱重工对其在殖民统治期强征的原劳工遗属以及前“朝鲜女子勤劳挺身队”队员进行赔偿。

　　然而，该判决引起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强烈不满。日本外交大臣河野太郎称判决结果“令人非常遗憾且无法接受”，坚持认定两国1965年签订的《日韩请求权协定》已经解决此类索赔问题。由于日方企业不接受判决结果，2019年1月，韩国大邱地方法院裁定，查封相关日企在韩资产。日本政府于2月提出强烈抗议，并扬言采取报复措施。2019年5、6月，日韩曾试图根据《日韩请求权协定》组成仲裁委员会解决二战强征劳工问题，但最终因日韩均不满双方任命的委员而导致仲裁失败。在官方调解失败的情况下，日本随即发起对韩国的出口限令。 引发劳工索赔争议的第一点原因可归为韩国对劳工及其家属的“赔偿不到位”。日本在 1910—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时期，强征了约80万劳工到日本的三菱重工等多家日企进行苦役劳动。二战后，劳工问题成了日韩建交谈判的主要议题。但是，韩国当时的朴正熙军政府急于获得日本的经济援助，淡化了日本道歉的要求，为以后双方无止尽的争端埋下了隐患。日韩在1965年恢复邦交，并签署了《日韩请求权协定》，其中规定日本向韩国无偿提供3亿美元援助、2亿美元有偿援助和3亿美元商业贷款。但是，朴正熙将日本的赔款用于扶持韩国的大企业，加紧工业化建设。如今的首尔地铁和韩国十大财团之一的浦项制铁与日本的援助不无关系，韩国三星也是受益于与三洋等日本企业的合资。

　　虽然与日本邦交正常化帮助韩国在朴正熙时期就实现了誉为“汉江奇迹”的经济腾飞，但是没有多少赔款分摊给受害者。多年来，韩国的劳工和家属仍在日本、韩国发起索赔诉讼。 第二点原因是日韩双方对《日韩请求权协定》存在“有意”的理解差异。其中双方确认“关于两个缔约国及国民(含法人)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以及两缔约国与国民之间的请求权的问题 ” 得到 “完全和最终的解决”。因此，日本认为韩国劳工的请求权问题已经解决，韩方不能再向日方索赔。然而，韩国最高法院认为日本依据的是日本1910—1945年对韩国的殖民统治合法为前提，这有悖于韩国宪法。法院认定，韩日之间在1965年恢复邦交时签署的协定并不妨碍个人索赔请求权，涉事的日本企业应对其前身企业的赔偿和债务有法律责任。于是，日韩双方对劳工索赔的种种争议，引爆了“嫌韩”、“仇日”的民族情绪，双方的对抗变得不可避免。

　　调解缺失：美国的“不作为”

　　美日韩同盟实质是车维德(Victor Cha)所描述的 “准同盟关系(Quasi-Alliance)”，日韩拥有共同的盟国美国，但双方并未相互结盟，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式体系(Hub-and-Spokes System)。换句话说，美日韩同盟看似是三角同盟，其实是处于中心的美国分别与日韩同盟，但日韩间没有直接实质性的同盟关系。这样的体系有利于美国阻隔东亚国家的区域化以确保自己的主导地位，但是这也意味着盟友的矛盾必须让美国从中斡旋，美国也不得已要卷入盟友的纠纷中。美国奥巴马政府让日韩在2016年签署了《军情协定》，希望形成更紧密的三角关系对抗朝鲜，但韩国近期废弃该协定表明日韩确实难以存在长期稳定的双边同盟关系。 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奉行“孤立主义”，不愿插手东亚盟友间的纠纷，如今美国的调解缺失是无法压制事态升级的主要原因。在贸易争端之初，文在寅曾向特朗普求助，请他出面调停，但特朗普仅让蓬佩奥在东盟外长会期间抽空与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和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举行会谈，蓬佩奥不痛不痒的劝和并未缓解日韩的矛盾。特朗普在今年7月表示调解日韩纠纷是一份“全职工作”，日韩得自己解决它们的问题，这意味着美国无暇去管日韩的争端。韩国随即废弃《军情协定》，以及在独岛(竹岛)进行超出往常的大规模军演，这既是报复日本，也是逼迫特朗普出面调解争端。

　　然而，美国仍然没有实质性的介入，只表示对韩国失望。这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美国在日韩都有军事基地，还依靠着两国的高额军费支持，美国在现阶段不会站边。出于安保利益，美国对两盟友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尽量避免二选一的零和困境。 美国与日韩的同盟除了对抗俄罗斯、中国，另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遏制朝鲜。美国在东亚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防止核武发展的多米诺效应出现在日韩，以确保美国在东亚的地位。然而，现阶段美国选择“不作为”的背后透露出美国对朝鲜政策的放松。一是，特朗普与金正恩分别在新加坡和河内举行会谈后，朝鲜放缓核武器发展，美朝关系有所缓解。二是，朝鲜并未真正研发出远程洲际导弹，其中短程导弹仅事关日韩，对美国的威胁不大。现在美朝之间仍有摩擦，但朝鲜不构成实质威胁，所以调解同盟的纠纷对美国而言并不紧迫。 诚然，美国现阶段的“不作为”符合特朗普注重短期利益的考量，但是从长远看，美国的同盟体系将大大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将逐渐边缘化。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Sheila A. Smith)所言，日韩关系的恶化已接近无法修复的地步，美国与日韩建立的同盟关系可能陷入无法发挥作用的状态，届时将会根本性地削弱东北亚安全体系。面对不可靠的美国，日韩两国或许会选择独自对抗外部威胁，或是建立新的同盟关系，最可能结盟的是中国。中国通过推进中日韩自贸区，不仅可以促进东亚经济协作一体化，还可能建立与日韩在安保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填补美国在东亚离场后的权力真空。

　　国内政治生态变化：领导人间的角力

　　安倍晋三是自民党中的鹰派，政治态度强硬，立志要让日本摆脱“战后体制”，解决劳工和慰安妇问题是其中的一环。韩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朝令夕改，让安倍决心打击韩国的高新电子支柱产业，一是为了“止损”，彻底解决历史问题;二是为了彰显日本的威力让韩国有所忌惮。韩国这一边的政治生态环境发了很大的变化，右翼保守派的朴槿惠被弹劾下台，左翼的文在寅于2017年5月10日上台，开始了反朴槿惠时期的决定、改革财阀特权集团，追求历史正义，奉行“亲中亲朝”的政策。 根据安倍和文在寅的政治路线，他们有两个难以调解的矛盾。第一，如今的韩国重新正视历史问题(劳工慰安妇)，要求日本的公开道歉和赔偿，而日本则希望弱化殖民历史，低调处理历史争议。慰安妇问题也有所牵扯在劳工索赔争议中，2015年12月底，安倍和朴槿惠政府达成《韩日慰安妇协议》，安倍晋三首次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慰安妇受害者道歉，并出资10亿日元(约人民币5300万元)赔偿慰安妇及家属，此后日本政府将不再就慰安妇问题道歉。

　　然而，朴槿惠下台后，韩日慰安妇谈判受到了公开调查。一方面日本对韩国公开保密协议内容进行抗议，另一方面，慰安妇维权者感到受到了政府的欺骗，认为该协定无效继续上诉。同时，该调查还曝光了朴槿惠压制多起劳工索赔上诉案件的内幕，韩国民众强烈抗议朴正熙(朴槿惠的父亲)1965年所签订的《日韩请求权协定》，原因是日本没有在条约中承认侵略罪行，也没有道歉。换句话说，朴正熙当时是“放弃韩国的民族尊严来换取经济发展”。这一次韩国民众选择不在历史问题上妥协，推翻了之前日韩所签订的诸多协定，日本反面则是极其厌恶韩国的无理举动。 第二个矛盾是韩国现在奉行亲朝鲜，而日本是制裁朝鲜。文在寅上台后推行共同繁荣的朝鲜半岛政策，希望通过构建南北经济共同体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在2019年8月15日韩国的光复节74周年纪念日上，文在寅声称要在2045年迎接光复节100周年时实现和平统一，以“一个韩国”立足于国际社会。从朝鲜参加2018年平昌冬奥会，到金正恩与文在寅在板门店、平壤的两次会晤宣布终止军事敌对关系，再到今年特朗普、金正恩和文在寅在朝韩边境非军事区(DMZ)会面，均表明朝韩关系有所改善。

　　然而，日本缺乏与朝鲜直接沟通的渠道，难以通过协商改善关系，通常是跟着美国制裁朝鲜，但是美朝关系的改善不代表日朝关系的转好，日本仍然直接暴露在朝核危险下。即使日本增强了导弹防御系统，也无法绝对防御，例如2017年朝鲜曾发射导弹飞越日本的北海道直接威胁到日本的国土。韩国这次废弃的《军情协定》主要用于美日韩分享监测朝鲜核武器发展的情报，这显然戳中了日本在朝核问题上的担忧。因此，在对待朝鲜问题上的分歧也是日韩矛盾之一。 安倍晋三与文在寅在处理历史问题上的强硬政治态度，不排除他们有在国内收割民意、谋取政治私利的成分。安倍在7月1日宣布对韩国发起三种关键材料的出口限制，而7月21日正是日本参议院选举日。虽然此次参议院选举未能达到三分之二议席数，不能修改宪法正名化日本军队，但是安倍所率领的自民党获得了大多数席位。安倍对韩国的限制令有可能助推了自民党参议院选举的大胜。在7月的民调中，自由派日本朝日新闻显示，56%的日本民众认为安倍的贸易行动是“合理的”，保守派的《读卖新闻》则称，71%的日本民众支持出口管制措施。英国路透社调查也发现，日本企业普遍支持首相安倍晋三在贸易方面对韩国的强硬立场。 文在寅政府认为对日本的强硬态度有利于整合国内各方力量，尤其是在执政党与在野党关系方面。日本的压力确实缓和了6月末以来韩国执政党和最大在野党(自由韩国党)围绕《选举法》和《公职者调查处法》所造成的对立，但同时文在寅对日本的强硬态度为他的执政留下了一个隐患。在政府与民间的互动下反日浪潮达到近年来的高峰，文在寅政府对日的反制理应当提升民意支持率。首尔梨花女子大学国际研究教授李雷夫(Leif-Eric Easley)表示，“文在寅政府可能认为废除《军情协定》会受到国内民众的欢迎，将此视为一种象征性且低成本的向东京方面宣示决心的方式”。

　　如果真是如此，文在寅的执政支持率应该持续上涨或保持在50%以上，但废弃协定的8月第3周，韩国民调Realmeter 显示认为文在寅执政好的民众支持率降到近期最低点46.2%，不好的高达50.4%(如图2所示)。民意起伏不定，甚至有负面的趋势，预示文在寅将陷入一个两难的困境。表面的民族情绪宣泄和深层的民意是割裂的，韩国民众一方面大力抵制日货、日本游，另一方面看到韩国经济在内外问题的夹击下日渐下行又心生不满，这一民意的矛盾将直接转为对文在寅政府的不满。在民间反日情绪高涨的风口，文在寅政府不可能降低姿态主动求和，但贸易争端扩大化势必加重韩国的经济问题，这对于文在寅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目前来看，此次的日韩纷争在短期内难以解决，日韩双方可能会发起新一轮的制裁与反制裁措施。引起此次争端的主要原因是，日韩对历史问题解决没有达成共识，美国没有积极调解盟友矛盾，以及日韩的国内民意把领导人直接推到台面对决。该争端的解决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日韩(尤其是韩国)无力再承担日韩交恶的代价;二是，美国愿意主动介入日韩纠纷。美日韩领导人需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去化解盟友间的矛盾、恢复政治互信。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