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是如何崛起的？

 　　为了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日本在二十世纪尝试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路线，一种基于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种基于合作共赢的威尔逊主义，结果如何我们都已经看到，孰优孰劣也十分清楚。

　　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了军国主义的崛起、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轮番洗礼，最终在原子弹面前被迫接受了失败的命运。战后，美军独占了日本，欧洲的优先战略位置让麦克阿瑟在东京享有极大的自主权，在他的率领下，美国人对日本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

　　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想给俄国人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 ——哈里·S·杜鲁门

　　从1945年到1951年，美军对日本的占领时间较太平洋战争本身要长了一倍。在这期间，美国主导日本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次社会改造否决了日本官僚体系的“国体不适”理论，成功地把一个军国主义日本转变为东北亚民主与自由的桥头堡。

　　这一过程，虽然是战胜国强加向战败国的，但其中并没有复仇的愤恨和杀戮的血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层次的思考，即如同当时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所说——

　　占领的目的是要确保改变日本产生战争意愿的现存经济与社会体系，以使战争意愿不再继续。

　　在这种大前提下，美国人提出了日本社会改造的3D原则：

　　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非武装化(Demilitarization)、

　　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

　　这是当时日本政客想都不敢想的改革，从制度上杜绝了日本再次走上穷兵黩武道路的可能，并使天皇的子民第一次有了成为现代公民的可能。

　　这是20世纪最伟大、最成功的社会改造。它在日本战后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日本的一切，包括动漫、电影、音乐、科技等等，无不拜其所赐。

　　Democratization：民主化

　　民主的建立，离不开自由的保障。1945年9月10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布的第一条命令，就是“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指令”。随后，《关于日本新闻规划的备忘录》、《关于废除对政治、公民、宗教自由限制的备忘录》和《废除对新闻、电影、通讯的一切限制的法令》先后颁布，日本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拥有了决定性的自由——言论和新闻自由。

　　10月4日颁布的《撤销对于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的法令》，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自由民主的新时代。麦克阿瑟把这一整套政策概括为“确保人权的五大改革”——男女平等，工人组织，教育自由，告别专制和经济结构民主化。

　　保守的日本政治势力试图在宪法修订过程中阻挠民主化进程。由国务大臣松本烝治担任调查委员长的日本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招募了众多日本知名大学的宪法学者，明确了对专制的坚持和对民主的反对。

　　但松本委员会很快就被人们所抛弃，因为日本民众以极大的热情支持盟总的政策。1945年12月19日，日本内阁信息局民意调查科发布了调查报告，75%的受访者都“要求改革宪法”，只有16%的受访者认为天皇地位不需要改变。绝大多数日本人都热切期盼拥有改善自身权利的机会。

　　最终，麦克阿瑟认定日本的精英学者和政客不具备修改宪法的能力，美国人确保了日本的新宪法具备符合《波茨坦宣言》的原则。

　　Demilitarization：非武装化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九条

　　对一个首先挑起战争的战败国而言，战胜国在战后去除其武装力量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1945年9月3日，战后第一时间，盟军总司令部颁布解除日军武装的命令。命令执行的迅速而且彻底，不到一个半月后，10月15日，总数接近600万人，在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横行十几年的日本军队宣告不复存在。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超过300万的军人从海外回国。

　　与此同时，对日本战犯的拘捕和审判工作开始进行。至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包括东条英机、板恒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等人在内的七人绞刑，十六人终身监禁。

审判日本战犯

　　1946年1月4日，麦克阿瑟颁布了两个整肃令，其一宣布解散日本所有军国主义团体和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包括臭名昭著的大政翼赞会等一百多个组织遭到了整肃;其二是“解除公职令”，对所有参与选举的选举人进行甄别，一切积极参与过军国主义活动的人都不得担任公职，大约有二十万日本人被禁止担任公职，其中绝大部分是前军事官员。

　　通过这一系列动作，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策源地的日本，完全失去了其曾经锋芒毕露的尖牙利爪。此后，日本的防务基本依赖于美国的保护，它的国防预算始终在GDP中只占有极低的比重，这也让它日后的经济腾飞少了一个很大的包袱。

　　Decentralization：分权化

　　1945年之前的日本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国民向天皇效忠，是为臣民而非公民。军国主义者把持了朝政，利用全民一体的理论进行极权，裹挟了这个国家发动对外侵略。为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权力制衡必不可少。分权的第一步，就是在法律上打破天皇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只保留其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地位，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政体。

　　第一条：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

　　第二条：皇位世袭，根据国会议决的皇室典范的规定继承之。

　　第三条：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

　　第四条 ：① 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② 天皇可根据法律规定，对其国事行为进行委任。——《日本国宪法》第一章

　　改变中央集权的现状要求日本必须打破中央集权的制度土壤。这种土壤是明治维新以来，在“救亡图存”的宏伟命题下采取的“统一国家”政策。在这种政策下，日本的封建采邑逐步被收编为隶属于中央的行政派出机构，中央政府的官僚体系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地方，形成了金字塔结构的中央集权政权。

　　战后，日本通过地方分权改革，推动了政治经济结构的重构。在盟军总司令部的主导下，确立了中央与地方的对等关系。

　　地方自治原则促使日本战后文化大繁荣，都道府县各异的文化特色和风土人情得到了保护和发扬。

　　在中央，以内阁为最高行政机构，皇权成为国家象征而非权力的支配者。作为行政长官的内阁总理大臣，是地方选区所选举出来的国会议员，杜绝了领袖独大的政治风险。

　　在地方，明确了地方自治的根本原则，除规定地方议员和地方行政长官为当地人民直选外，地方的自治权和立法权得到了法律层面的保障。由此，日本在战后建立了都道府县与市町村的两级地方自治团体，地方治理机构不再是中央的派出机构。

　　与之相应，人民的权利得到了根本性提升，包括普选权、直选权和参政权等政治权利得到确立。不仅如此，公民还得到了直接情愿和住民投票等政治直接参与权。同时设立中立的选举管理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作为第三方起到了防治地方政府发生舞弊行为的作用。

　　战后日本地方自治体系的确立，毁灭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基础

　　在社会层面，立法确定废除了日本民法中的家长制和长子继承制，打破了法律体系内家父长统治的枷锁，这在培育公民个人自由和去除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分权化改革解除了中央政府对地方自治的束缚，落实了中央与地方对等的权力关系，这在提升了行政效率的同时，也深化了民主制度建设，最终帮助日本在战后形成了一套自下而上的民主体制。

　　最大的启示

　　日本战后的社会改造工程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民主与自由拥有无可阻挡的巨大力量。

　　在1945年前后的那段时间里，华盛顿的知日派和日本国内的官僚有着同样的观点，那就是民主并不一定适合日本这个国家。他们根据自己的学识与经验，得出了看似十分有说服力的结论，那就是日本人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他们习惯于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的西方完全不同，直接在日本施行西方民主是不可行的，必然会遭到失败。

　　吉田茂曾有一句名言：“每当我想到盟军总司令部(GHQ)的时候，我就会想到go home quickly”。他自信在解除占领后，很多不适应日本的民主政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改正”。但最终面对现实他只得承认，“一旦事情已经决定，想改变就没那么容易了”。

　　麦克阿瑟不是什么日本问题专家，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更多地来自于战场。他也没有听取专家建议的兴趣，因为他坚信在日本推行的改革是普世的。这位占领期日本的实际统治者的直觉来自于华盛顿、林肯和耶稣基督，而不是那些起草对日政策文件的相信日本具有特殊国民性的人们。事实上，在日本的战后重建过程中，盟军司令部更加重用那些对日本了解更少的专家。法学家阿尔弗雷德·欧普勒在应聘日本民法和刑法修订监督工作时坦承，自己对日本一无所知。对此，他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对日本了解过多，你可能会有成见，我们不喜欢日本问题的老手”。

　　麦克阿瑟几乎从不询问他的部下关于日本的问题，而且他当然也不从日本人那里寻求情报。麦克阿瑟经常宣布，他仅有的领路人是华盛顿、林肯和耶稣基督。——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

　　事实证明，麦克阿瑟的政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日本人民以出人意料的热情拥抱了占领军赋予他们的权利。幕府的将军和天皇没有给予过他们这些，倘若听从专家的意见，恐怕在二战之后他们仍然不会拥有的这些权利。

 　　为了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日本在二十世纪尝试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路线，一种基于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种基于合作共赢的威尔逊主义，结果如何我们都已经看到，孰优孰劣也十分清楚。

　　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了军国主义的崛起、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轮番洗礼，最终在原子弹面前被迫接受了失败的命运。战后，美军独占了日本，欧洲的优先战略位置让麦克阿瑟在东京享有极大的自主权，在他的率领下，美国人对日本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

　　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想给俄国人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 ——哈里·S·杜鲁门

　　从1945年到1951年，美军对日本的占领时间较太平洋战争本身要长了一倍。在这期间，美国主导日本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次社会改造否决了日本官僚体系的“国体不适”理论，成功地把一个军国主义日本转变为东北亚民主与自由的桥头堡。

　　这一过程，虽然是战胜国强加向战败国的，但其中并没有复仇的愤恨和杀戮的血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层次的思考，即如同当时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所说——

　　占领的目的是要确保改变日本产生战争意愿的现存经济与社会体系，以使战争意愿不再继续。

　　在这种大前提下，美国人提出了日本社会改造的3D原则：

　　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非武装化(Demilitarization)、

　　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

　　这是当时日本政客想都不敢想的改革，从制度上杜绝了日本再次走上穷兵黩武道路的可能，并使天皇的子民第一次有了成为现代公民的可能。

　　这是20世纪最伟大、最成功的社会改造。它在日本战后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日本的一切，包括动漫、电影、音乐、科技等等，无不拜其所赐。

　　Democratization：民主化

　　民主的建立，离不开自由的保障。1945年9月10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布的第一条命令，就是“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指令”。随后，《关于日本新闻规划的备忘录》、《关于废除对政治、公民、宗教自由限制的备忘录》和《废除对新闻、电影、通讯的一切限制的法令》先后颁布，日本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拥有了决定性的自由——言论和新闻自由。

　　10月4日颁布的《撤销对于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的法令》，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自由民主的新时代。麦克阿瑟把这一整套政策概括为“确保人权的五大改革”——男女平等，工人组织，教育自由，告别专制和经济结构民主化。

　　保守的日本政治势力试图在宪法修订过程中阻挠民主化进程。由国务大臣松本烝治担任调查委员长的日本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招募了众多日本知名大学的宪法学者，明确了对专制的坚持和对民主的反对。

　　但松本委员会很快就被人们所抛弃，因为日本民众以极大的热情支持盟总的政策。1945年12月19日，日本内阁信息局民意调查科发布了调查报告，75%的受访者都“要求改革宪法”，只有16%的受访者认为天皇地位不需要改变。绝大多数日本人都热切期盼拥有改善自身权利的机会。

　　最终，麦克阿瑟认定日本的精英学者和政客不具备修改宪法的能力，美国人确保了日本的新宪法具备符合《波茨坦宣言》的原则。

　　Demilitarization：非武装化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九条

　　对一个首先挑起战争的战败国而言，战胜国在战后去除其武装力量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1945年9月3日，战后第一时间，盟军总司令部颁布解除日军武装的命令。命令执行的迅速而且彻底，不到一个半月后，10月15日，总数接近600万人，在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横行十几年的日本军队宣告不复存在。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超过300万的军人从海外回国。

　　与此同时，对日本战犯的拘捕和审判工作开始进行。至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包括东条英机、板恒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等人在内的七人绞刑，十六人终身监禁。

审判日本战犯

　　1946年1月4日，麦克阿瑟颁布了两个整肃令，其一宣布解散日本所有军国主义团体和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包括臭名昭著的大政翼赞会等一百多个组织遭到了整肃;其二是“解除公职令”，对所有参与选举的选举人进行甄别，一切积极参与过军国主义活动的人都不得担任公职，大约有二十万日本人被禁止担任公职，其中绝大部分是前军事官员。

　　通过这一系列动作，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策源地的日本，完全失去了其曾经锋芒毕露的尖牙利爪。此后，日本的防务基本依赖于美国的保护，它的国防预算始终在GDP中只占有极低的比重，这也让它日后的经济腾飞少了一个很大的包袱。

　　Decentralization：分权化

　　1945年之前的日本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国民向天皇效忠，是为臣民而非公民。军国主义者把持了朝政，利用全民一体的理论进行极权，裹挟了这个国家发动对外侵略。为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权力制衡必不可少。分权的第一步，就是在法律上打破天皇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只保留其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地位，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政体。

　　第一条：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

　　第二条：皇位世袭，根据国会议决的皇室典范的规定继承之。

　　第三条：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

　　第四条 ：① 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② 天皇可根据法律规定，对其国事行为进行委任。——《日本国宪法》第一章

　　改变中央集权的现状要求日本必须打破中央集权的制度土壤。这种土壤是明治维新以来，在“救亡图存”的宏伟命题下采取的“统一国家”政策。在这种政策下，日本的封建采邑逐步被收编为隶属于中央的行政派出机构，中央政府的官僚体系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地方，形成了金字塔结构的中央集权政权。

　　战后，日本通过地方分权改革，推动了政治经济结构的重构。在盟军总司令部的主导下，确立了中央与地方的对等关系。

　　地方自治原则促使日本战后文化大繁荣，都道府县各异的文化特色和风土人情得到了保护和发扬。

　　在中央，以内阁为最高行政机构，皇权成为国家象征而非权力的支配者。作为行政长官的内阁总理大臣，是地方选区所选举出来的国会议员，杜绝了领袖独大的政治风险。

　　在地方，明确了地方自治的根本原则，除规定地方议员和地方行政长官为当地人民直选外，地方的自治权和立法权得到了法律层面的保障。由此，日本在战后建立了都道府县与市町村的两级地方自治团体，地方治理机构不再是中央的派出机构。

　　与之相应，人民的权利得到了根本性提升，包括普选权、直选权和参政权等政治权利得到确立。不仅如此，公民还得到了直接情愿和住民投票等政治直接参与权。同时设立中立的选举管理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作为第三方起到了防治地方政府发生舞弊行为的作用。

　　战后日本地方自治体系的确立，毁灭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基础

　　在社会层面，立法确定废除了日本民法中的家长制和长子继承制，打破了法律体系内家父长统治的枷锁，这在培育公民个人自由和去除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分权化改革解除了中央政府对地方自治的束缚，落实了中央与地方对等的权力关系，这在提升了行政效率的同时，也深化了民主制度建设，最终帮助日本在战后形成了一套自下而上的民主体制。

　　最大的启示

　　日本战后的社会改造工程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民主与自由拥有无可阻挡的巨大力量。

　　在1945年前后的那段时间里，华盛顿的知日派和日本国内的官僚有着同样的观点，那就是民主并不一定适合日本这个国家。他们根据自己的学识与经验，得出了看似十分有说服力的结论，那就是日本人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他们习惯于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的西方完全不同，直接在日本施行西方民主是不可行的，必然会遭到失败。

　　吉田茂曾有一句名言：“每当我想到盟军总司令部(GHQ)的时候，我就会想到go home quickly”。他自信在解除占领后，很多不适应日本的民主政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改正”。但最终面对现实他只得承认，“一旦事情已经决定，想改变就没那么容易了”。

　　麦克阿瑟不是什么日本问题专家，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更多地来自于战场。他也没有听取专家建议的兴趣，因为他坚信在日本推行的改革是普世的。这位占领期日本的实际统治者的直觉来自于华盛顿、林肯和耶稣基督，而不是那些起草对日政策文件的相信日本具有特殊国民性的人们。事实上，在日本的战后重建过程中，盟军司令部更加重用那些对日本了解更少的专家。法学家阿尔弗雷德·欧普勒在应聘日本民法和刑法修订监督工作时坦承，自己对日本一无所知。对此，他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对日本了解过多，你可能会有成见，我们不喜欢日本问题的老手”。

　　麦克阿瑟几乎从不询问他的部下关于日本的问题，而且他当然也不从日本人那里寻求情报。麦克阿瑟经常宣布，他仅有的领路人是华盛顿、林肯和耶稣基督。——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

　　事实证明，麦克阿瑟的政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日本人民以出人意料的热情拥抱了占领军赋予他们的权利。幕府的将军和天皇没有给予过他们这些，倘若听从专家的意见，恐怕在二战之后他们仍然不会拥有的这些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