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中国以色列关系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概要

　　21世纪初以来，中以关系在外交、贸易、投资、建设、教育、科技、旅游等诸多领域迅速发展。双边关系的深化为两国带来了重要机遇，一方面，中国希望继续寻求以色列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其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以色列希望扩大与中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以促进其出口市场和投资来源多样化。

　　然而，中以关系的深化会导致以色列与美国发生利益分歧，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与以色列科技行业的频繁接触已让美国感到不安。美国一向高度重视技术转让，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转让。技术创新是以色列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驱动力，但以色列和美国均对中国窃取技术知识产权的行为表示担忧。

　　本报告旨在探讨中以关系的发展历程及现状。为了剖析中以关系的性质，本文参考了各种以希伯来语、汉语和英语撰写的学术文献和官方文件，以及多名中国问题专家的访谈记录。本报告详细地阐述了中以两国关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以关系的发展历程

　　如果要谈中以关系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索尔·艾森伯格(Saul Eisenberg)，他早在以色列和中国建交12年前就开始做对华的军火生意。1979年开始，他向以色列国防部购买了一些先进的武器和设备，然后再卖给中国。根据以色列官方的说法，直到1992年中以关系正常化，以色列与中国共达成60多笔交易，卖给了中国价值10亿至2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与技术。

　　2005年的哈比无人机事件使得中以关系趋于冷淡。迫于美国的压力，以色列取消了为中国空军侦察机安装“费尔康”机载预警雷达系统的交易。美国辩称，该系统具有美国的技术，属于禁止出口的技术，要求以色列解除为中国哈比无人机技术升级的合同。这直接导致了中以防务关系的中断。

　　以色列设法化解了因此事件而导致的负面影响，仍重视中以关系的发展。除了防务领域，中以两国在贸易、投资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进展顺利。

　　中国与以色列和好是事出有因的。以色列以其技术创新著称于世，高科技在其经济发展中占重要地位，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中国正进行着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经济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的过渡。中国将以色列在安全和反恐方面的经验和技术视为提升中国军事和安全能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以色列在农业、医疗、水利等领域的成就也引起中国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在地缘政治层面，中国将以色列视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担忧，中国深化与域内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会削弱美国同盟体系的全球影响力。另一原因是，以色列可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中以关系的深化对以色列来说益处颇多。出于经济和外交方面的考虑，以色列一直在努力开辟美国和欧洲以外的投资来源地。近年来，欧洲市场的表现一直停滞不前，再加上亲巴勒斯坦团体对以色列发起的“抵制、撤资、制裁”行动，这对以色列显然极为不利。尽管美国的国内现状比欧洲要好得多，但以色列同美国的关系一直充斥着争议和紧张。2013至2014年期间，中以关系深化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以色列当局认为，中国也可像欧美国家一样，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投资来源地。然而，中国可从与以色列的合作中汲取知识和关键技术，但以色列却得不到足够的回报。

　　中以关系的性质

　　目前，中以关系已经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据中国报道，中国对以色列的出口额在1992至2016年期间从1280万美元增长至80亿美元;从以色列进口的中国商品总额从3870万美元增长至30多亿美元。以色列在中国专利申请量从0件增加到如今的700件，并获得了365项专利权。相比之下，中国在以色列获得的专利权加起来只有不到50项。

　　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在以色列投资的建设项目数量增长迅速，目前至少有69个建设项目具有中资背景。中资在以色列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29亿美元，而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合同总额就超过了40亿美元，其中包括港口、隧道、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的投资重点是以色列的农业和技术行业，投资总额超过了100亿美元。

　　中以学术合作也在持续升温。截至2016年，以色列在中国已设有四个校区。2015年1月，以色列外交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共同签署了《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建立“中以7+7研究型大学联盟”，促进中以两国研究型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这项计划包括兴建：(1)耗资3亿美元的清华大学与特拉维夫大学交叉创新研究中心;(2)华东师范大学—海法大学转化科学与技术联合研究院;(3)由吉林大学与本·古里安大学共同创建的中以创新创业中心。此外，2016至2017年期间，中以两国共开展了10多场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赴以色列旅游市场的快速增长有目共睹。据以色列旅游部方面的数据，2014年中国游客赴以人数首次超过3万人。截至2017年底，前往以色列旅游的中国游客已达10万5千多人次，与2014年同比增长近400%。截至2018年底，中国前往以色列的直飞航线已有四条，目前正在筹划开通第五条航线。

　　然而，中以关系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并不乐观。事实上，以色列仍在向中国的竞争对手印度销售武器，而中国此时也与以色列的死敌伊朗加强了防务关系。尽管中国舆论减少了对以色列的批评，但中国代表经常在多边论坛和联合国大会上投票反对以色列。

　　中以关系的转型及其面临的挑战

　　以色列需对涉及投资、技术知识产权以及建设项目的问题保持高度敏感，因为这涉及以色列和美国的安全与经济利益。

　　最令人担忧的是，长期活跃在以色列的中国公司大多数均有中国官方背景。任何来自中国的大公司，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均可能与中国政府有联系，有的公司甚至被要求与中国的安全和情报机构合作。由于以色列高科技企业众多，该国面临着外国间谍和窃取先进技术的棘手问题。据美国媒体称，中国近年加强了在以色列的情报活动，主要通过国际和私营部门的以色列科技公司来获取美国的情报。具有政府和军方双重背景的外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网络安全漏洞窃取敏感技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可籍此获得更多的先进军事技术，而这正是美国一直竭力避免的后果。因此，以色列需尽快建立一个外国投资审查机制，以确保不会将美以双方的安全利益置于危险之中。

　　经调查发现，一些有中国官方背景的科技公司企图利用以色列的网络安全漏洞窃取技术。不管这些漏洞是否是因疏忽造成的，他们的目的仍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数据上传到中国的服务器上，中国政府就能查看到这些数据。这些公司的经营方式带来了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将在以后中以政治经济合作中表现得越发明显。

　　中国在以色列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引发了以色列乃至美国对安全的担忧。一家中国公司近年取得了以色列海法港25年的经营权。尽管这对以色列经济发展有利，但海法的民用港口毗邻美国的海军基地，距以色列搭载核弹头巡航导弹的潜艇基地也不远。一些专家称，以色列在向中国提供海法港钥匙时失去了理智。海法大学海事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沙乌勒·霍列夫(Shaul Horev)指出，一旦中国掌握了海法港的运营权，以色列海军将无法继续保持与美军第六舰队的密切关系，其后果相当严重。

　　美国海军前作战部部长加里·拉夫黑德(Gary Roughead)称，中国港口运营商可利用海法港的地理优势监视美国舰艇的日常活动，甚至可侵入美国海军的通讯系统，威胁其网络安全。美国前驻以色列大使唐·夏匹洛(Dan Shapiro)表示，此举会给美国海军带来军事机密泄露风险。

　　此外，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有一家中国公司正进行着阿什杜德新港建设项目，该港口的地理位置靠近以色列的一家电力公司和一个炼油厂。这对于中国开展情报工作极其有利。

　　还有人担忧，中国在以色列的大规模投资和建设会影响以色列的政治取向。据媒体报导，2013年，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屈服于中国压力，禁止以色列情报官员在美国法庭上指证中国银行为恐怖主义组织转账。

　　中以关系未来的走向

　　尽管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审查是必要的，但需以不损害中以和美以关系为前提。以色列与中国深化经贸关系意义重大，中国市场增长速度比美国和欧洲要快得多，不仅可促进以色列出口市场和投资来源多样化，更有利于增强以色列的经济弹性。美国应尊重以色列从中国寻求经济利益的行为，但以色列仍需对中国保持警惕，并参照美国的经验，在战略上视其为竞争对手，在经济上视其为合作伙伴。

　　结论与政策建议

　　虽然中以关系发展迅速，但仍有许多以色列官员对中国外交和经济策略缺乏认识，甚至基本不了解。

　　以色列可在两大领域加强其对华政策方针：(1)全方位地了解与中国深化关系可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2)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制定针对性更强的政策，以应对这些挑战和机遇。同时，美国应消除与以色列的分歧，形成和推进双方同意的对华议程，并协助以色列建设与中国有关的知识基础，增进对中国的了解。美国和以色列还应将中国作为一项常规影响因素来进行讨论和制定政策。

　　鉴于以色列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意见相左，需建立一个正式的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来管理对华政策。如此一来，便可更有效地评估中以接触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此外，通过中国问题专家来了解中国社会、政治、外交政策、经济、军事发展和战略目标等方面的趋势，从而获得与中国相关的专业知识。

　　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建立一个符合以色列国情的外国投资审查机制。有多种审查手段可供考虑：加强对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监管;加强对有侵犯知识产权案底的公司的监控。从大范围来讲，侧重于国家安全的“美国模式”、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审查模式、加拿大的“净效益”审查模式等均可列入考虑之中。

　　本文为中文摘要版，由IPP评论组织翻译。报告作者介绍如下——

　　希拉·埃夫隆(Shira Efron)：美国兰德公司政策研究员，兼中东公共政策中心以色列问题特别顾问。埃夫隆的研究侧重于中东事务、粮食安全、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等。

　　霍华德·沙茨(Howard J. Shatz)：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经济学家。沙茨的研究侧重于国际经济学、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劳动力市场、行政改革、伊斯兰国家财政体制等。

　　陈亚瑟(Arthur Chan)：美国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师。陈亚瑟的研究侧重于中国研究。

　　艾米莉·哈斯克尔(Emily Haskel)：美国兰德公司助理研究员，帕地兰德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哈斯克尔的研究侧重于中美关系、东亚安全、网络安全等。

　　莱尔·莫里斯(Lyle J. Morris)：美国兰德公司高级政策分析师。莫里斯的研究侧重于东亚和东南亚安全、国际争端、中国军事现代化等。

　　安德鲁·斯科贝尔(Andrew Scobell)：美国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斯科贝尔的研究侧重于中国中东战略、中国国家安全政策、中朝关系等。

 　　概要

　　21世纪初以来，中以关系在外交、贸易、投资、建设、教育、科技、旅游等诸多领域迅速发展。双边关系的深化为两国带来了重要机遇，一方面，中国希望继续寻求以色列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其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以色列希望扩大与中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以促进其出口市场和投资来源多样化。

　　然而，中以关系的深化会导致以色列与美国发生利益分歧，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与以色列科技行业的频繁接触已让美国感到不安。美国一向高度重视技术转让，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转让。技术创新是以色列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驱动力，但以色列和美国均对中国窃取技术知识产权的行为表示担忧。

　　本报告旨在探讨中以关系的发展历程及现状。为了剖析中以关系的性质，本文参考了各种以希伯来语、汉语和英语撰写的学术文献和官方文件，以及多名中国问题专家的访谈记录。本报告详细地阐述了中以两国关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以关系的发展历程

　　如果要谈中以关系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索尔·艾森伯格(Saul Eisenberg)，他早在以色列和中国建交12年前就开始做对华的军火生意。1979年开始，他向以色列国防部购买了一些先进的武器和设备，然后再卖给中国。根据以色列官方的说法，直到1992年中以关系正常化，以色列与中国共达成60多笔交易，卖给了中国价值10亿至2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与技术。

　　2005年的哈比无人机事件使得中以关系趋于冷淡。迫于美国的压力，以色列取消了为中国空军侦察机安装“费尔康”机载预警雷达系统的交易。美国辩称，该系统具有美国的技术，属于禁止出口的技术，要求以色列解除为中国哈比无人机技术升级的合同。这直接导致了中以防务关系的中断。

　　以色列设法化解了因此事件而导致的负面影响，仍重视中以关系的发展。除了防务领域，中以两国在贸易、投资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进展顺利。

　　中国与以色列和好是事出有因的。以色列以其技术创新著称于世，高科技在其经济发展中占重要地位，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中国正进行着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经济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的过渡。中国将以色列在安全和反恐方面的经验和技术视为提升中国军事和安全能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以色列在农业、医疗、水利等领域的成就也引起中国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在地缘政治层面，中国将以色列视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担忧，中国深化与域内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会削弱美国同盟体系的全球影响力。另一原因是，以色列可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中以关系的深化对以色列来说益处颇多。出于经济和外交方面的考虑，以色列一直在努力开辟美国和欧洲以外的投资来源地。近年来，欧洲市场的表现一直停滞不前，再加上亲巴勒斯坦团体对以色列发起的“抵制、撤资、制裁”行动，这对以色列显然极为不利。尽管美国的国内现状比欧洲要好得多，但以色列同美国的关系一直充斥着争议和紧张。2013至2014年期间，中以关系深化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以色列当局认为，中国也可像欧美国家一样，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投资来源地。然而，中国可从与以色列的合作中汲取知识和关键技术，但以色列却得不到足够的回报。

　　中以关系的性质

　　目前，中以关系已经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据中国报道，中国对以色列的出口额在1992至2016年期间从1280万美元增长至80亿美元;从以色列进口的中国商品总额从3870万美元增长至30多亿美元。以色列在中国专利申请量从0件增加到如今的700件，并获得了365项专利权。相比之下，中国在以色列获得的专利权加起来只有不到50项。

　　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在以色列投资的建设项目数量增长迅速，目前至少有69个建设项目具有中资背景。中资在以色列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29亿美元，而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合同总额就超过了40亿美元，其中包括港口、隧道、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的投资重点是以色列的农业和技术行业，投资总额超过了100亿美元。

　　中以学术合作也在持续升温。截至2016年，以色列在中国已设有四个校区。2015年1月，以色列外交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共同签署了《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建立“中以7+7研究型大学联盟”，促进中以两国研究型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这项计划包括兴建：(1)耗资3亿美元的清华大学与特拉维夫大学交叉创新研究中心;(2)华东师范大学—海法大学转化科学与技术联合研究院;(3)由吉林大学与本·古里安大学共同创建的中以创新创业中心。此外，2016至2017年期间，中以两国共开展了10多场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赴以色列旅游市场的快速增长有目共睹。据以色列旅游部方面的数据，2014年中国游客赴以人数首次超过3万人。截至2017年底，前往以色列旅游的中国游客已达10万5千多人次，与2014年同比增长近400%。截至2018年底，中国前往以色列的直飞航线已有四条，目前正在筹划开通第五条航线。

　　然而，中以关系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并不乐观。事实上，以色列仍在向中国的竞争对手印度销售武器，而中国此时也与以色列的死敌伊朗加强了防务关系。尽管中国舆论减少了对以色列的批评，但中国代表经常在多边论坛和联合国大会上投票反对以色列。

　　中以关系的转型及其面临的挑战

　　以色列需对涉及投资、技术知识产权以及建设项目的问题保持高度敏感，因为这涉及以色列和美国的安全与经济利益。

　　最令人担忧的是，长期活跃在以色列的中国公司大多数均有中国官方背景。任何来自中国的大公司，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均可能与中国政府有联系，有的公司甚至被要求与中国的安全和情报机构合作。由于以色列高科技企业众多，该国面临着外国间谍和窃取先进技术的棘手问题。据美国媒体称，中国近年加强了在以色列的情报活动，主要通过国际和私营部门的以色列科技公司来获取美国的情报。具有政府和军方双重背景的外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网络安全漏洞窃取敏感技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可籍此获得更多的先进军事技术，而这正是美国一直竭力避免的后果。因此，以色列需尽快建立一个外国投资审查机制，以确保不会将美以双方的安全利益置于危险之中。

　　经调查发现，一些有中国官方背景的科技公司企图利用以色列的网络安全漏洞窃取技术。不管这些漏洞是否是因疏忽造成的，他们的目的仍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数据上传到中国的服务器上，中国政府就能查看到这些数据。这些公司的经营方式带来了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将在以后中以政治经济合作中表现得越发明显。

　　中国在以色列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引发了以色列乃至美国对安全的担忧。一家中国公司近年取得了以色列海法港25年的经营权。尽管这对以色列经济发展有利，但海法的民用港口毗邻美国的海军基地，距以色列搭载核弹头巡航导弹的潜艇基地也不远。一些专家称，以色列在向中国提供海法港钥匙时失去了理智。海法大学海事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沙乌勒·霍列夫(Shaul Horev)指出，一旦中国掌握了海法港的运营权，以色列海军将无法继续保持与美军第六舰队的密切关系，其后果相当严重。

　　美国海军前作战部部长加里·拉夫黑德(Gary Roughead)称，中国港口运营商可利用海法港的地理优势监视美国舰艇的日常活动，甚至可侵入美国海军的通讯系统，威胁其网络安全。美国前驻以色列大使唐·夏匹洛(Dan Shapiro)表示，此举会给美国海军带来军事机密泄露风险。

　　此外，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有一家中国公司正进行着阿什杜德新港建设项目，该港口的地理位置靠近以色列的一家电力公司和一个炼油厂。这对于中国开展情报工作极其有利。

　　还有人担忧，中国在以色列的大规模投资和建设会影响以色列的政治取向。据媒体报导，2013年，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屈服于中国压力，禁止以色列情报官员在美国法庭上指证中国银行为恐怖主义组织转账。

　　中以关系未来的走向

　　尽管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审查是必要的，但需以不损害中以和美以关系为前提。以色列与中国深化经贸关系意义重大，中国市场增长速度比美国和欧洲要快得多，不仅可促进以色列出口市场和投资来源多样化，更有利于增强以色列的经济弹性。美国应尊重以色列从中国寻求经济利益的行为，但以色列仍需对中国保持警惕，并参照美国的经验，在战略上视其为竞争对手，在经济上视其为合作伙伴。

　　结论与政策建议

　　虽然中以关系发展迅速，但仍有许多以色列官员对中国外交和经济策略缺乏认识，甚至基本不了解。

　　以色列可在两大领域加强其对华政策方针：(1)全方位地了解与中国深化关系可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2)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制定针对性更强的政策，以应对这些挑战和机遇。同时，美国应消除与以色列的分歧，形成和推进双方同意的对华议程，并协助以色列建设与中国有关的知识基础，增进对中国的了解。美国和以色列还应将中国作为一项常规影响因素来进行讨论和制定政策。

　　鉴于以色列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意见相左，需建立一个正式的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来管理对华政策。如此一来，便可更有效地评估中以接触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此外，通过中国问题专家来了解中国社会、政治、外交政策、经济、军事发展和战略目标等方面的趋势，从而获得与中国相关的专业知识。

　　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建立一个符合以色列国情的外国投资审查机制。有多种审查手段可供考虑：加强对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监管;加强对有侵犯知识产权案底的公司的监控。从大范围来讲，侧重于国家安全的“美国模式”、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审查模式、加拿大的“净效益”审查模式等均可列入考虑之中。

　　本文为中文摘要版，由IPP评论组织翻译。报告作者介绍如下——

　　希拉·埃夫隆(Shira Efron)：美国兰德公司政策研究员，兼中东公共政策中心以色列问题特别顾问。埃夫隆的研究侧重于中东事务、粮食安全、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等。

　　霍华德·沙茨(Howard J. Shatz)：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经济学家。沙茨的研究侧重于国际经济学、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劳动力市场、行政改革、伊斯兰国家财政体制等。

　　陈亚瑟(Arthur Chan)：美国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师。陈亚瑟的研究侧重于中国研究。

　　艾米莉·哈斯克尔(Emily Haskel)：美国兰德公司助理研究员，帕地兰德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哈斯克尔的研究侧重于中美关系、东亚安全、网络安全等。

　　莱尔·莫里斯(Lyle J. Morris)：美国兰德公司高级政策分析师。莫里斯的研究侧重于东亚和东南亚安全、国际争端、中国军事现代化等。

　　安德鲁·斯科贝尔(Andrew Scobell)：美国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斯科贝尔的研究侧重于中国中东战略、中国国家安全政策、中朝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