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民粹主义”浪潮正在消退？

　　英国脱欧的政治功能失调，以及针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中期选举的反作用，正引起人们对近年横扫世界民主国家的民粹主义潮流进行重新思考。事实上早就应该反思了。

　　民粹主义是一个模糊术语，适用于许多不同类型的政党和运动，但其共同特性是怨恨强势的精英。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美国两大政党都出现对全球化和贸易协定的民粹主义反应。一些观察人士甚至把特朗普的当选归因于民粹主义者对过去70年自由国际秩序的反动。不过这种分析过于简单化。结果是由众多因素以多元方式决定的，外交政策并不是主因。

　　民粹主义不算新鲜，而且它是典型美国式的。一些民粹主义反应，如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出任总统，或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都导致了加强民主的改革。其他的如19世纪50年代反移民反天主教的“无知党”，或20世纪50、60年代的乔·麦卡锡参议员和乔治·华莱士州长，他们强调的仇外和排斥。近年来的美国民粹主义浪潮则两者兼而有之。

　　民粹主义反应的根源既有经济的，也有文化的，这是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哈佛大学的皮帕·诺里斯和密歇根大学的罗纳德·英格勒哈特发现，早在2016年大选之前，文化因素就已经非常重要。因外国竞争而失去工作的选民倾向于支持特朗普，而年纪较大的白人男性等群体也是如此，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使种族、性别和性向价值观发生改变的文化战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埃默里大学的艾伦·阿布拉莫维茨已经证明，在共和党初选中，种族仇恨是对特朗普胜出影响最大的单一因子。

　　但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解释并不互相排斥。通过辩称非法移民夺走了美国公民的工作，特朗普明确地把这些问题绑在了一起。沿美国南部边境建墙，其象征意义可以拿来用作口号，以围绕这些问题团结基础选民。这也是为什么他觉得很难放弃这个想法的原因。

　　即使没有经济全球化或自由的国际秩序，即使没有2008年后的大衰退，美国国内文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催生某种程度的民粹主义。美国在上世纪20、30年代就发生过这种情况。20世纪前20年，1500万移民来到美国，这让许多美国人产生了害怕被淹没的不安。20年代初3K党死灰复燃，并推动建立了1924年《国家起源法案》，为的是“防止北欧民族被淹没”，同时“保护他们所崇敬的更古老、更同质的美国”。

　　同样，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不是导致，而是反映了深刻的种族、意识形态和文化分裂，这种分裂的形成是对上世纪60、70年代民权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反动。随着机器人像贸易一样给美国带来失业，以及文化的改变仍具有分裂性质，民粹主义在美国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对于支持全球化和开放经济的政策精英来说，教训是他们不仅要更加注意经济不平等问题，而且还要更加注意向受到国内外变革影响的人们提供适应性援助。对移民的态度会随经济的改善而改善，但它仍会是一个文化情感问题。2010年年中，大衰退影响到达顶峰的时候，一项皮尤调查发现，39%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移民让国家变得更强大，50%的人认为移民是负担。而到2015年，51%的美国成年人说移民让国家更强大，41%的人称他们是负担。移民是美国比较优势的一个来源，但政治领导人必须证明，如果他们要抵御本土主义者的攻击，尤其是在经济压力大的时期和地区，他们是能处理好国家边境问题的——无论是在物质上，还在文化上。

　　尽管如此，人们并不应该从2016年大选的激烈言辞，或者从特朗普精明地通过社交平台用文化分裂问题操纵新闻议程当中，误读美国民意的长期趋势。虽然特朗普赢了选举人票，但他的民众选票落后300万张。根据2016年9月的一项民调，65%的美国人认为全球化对美国总体还是有利的，尽管他们担心就业问题。民意调查一向容易受改变问题措辞和顺序这种陷阱的影响，但“孤立主义”标签并不是对当前美国人态度的准确描述。

　　1974年以来，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每年都会询问美国人，美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事务还是置身事外。其间约1/3民众一直坚持可以回溯到19世纪的传统孤立主义立场。这一数字在在2014年达到了41%。与多数人的看法相反，2016年并不是1945年以来孤立主义情绪的顶点。大选期间，64%的受访者称他们赞成积极参与世界事务，这一数字在2018年的民调中上升到70%，是2002年(当时是“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以来录得的最高水平。

　　美国国内对移民和全球化的有力支持，与“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问题这种看法是对不上的。这一术语仍然含糊不清，无法对问题作出解释，尤其是，如今对它试图所描述的那股政治力量的支持似乎正在减弱。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Is the “Populist” Tide Retreating?”(2019)

　　英国脱欧的政治功能失调，以及针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中期选举的反作用，正引起人们对近年横扫世界民主国家的民粹主义潮流进行重新思考。事实上早就应该反思了。

　　民粹主义是一个模糊术语，适用于许多不同类型的政党和运动，但其共同特性是怨恨强势的精英。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美国两大政党都出现对全球化和贸易协定的民粹主义反应。一些观察人士甚至把特朗普的当选归因于民粹主义者对过去70年自由国际秩序的反动。不过这种分析过于简单化。结果是由众多因素以多元方式决定的，外交政策并不是主因。

　　民粹主义不算新鲜，而且它是典型美国式的。一些民粹主义反应，如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出任总统，或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都导致了加强民主的改革。其他的如19世纪50年代反移民反天主教的“无知党”，或20世纪50、60年代的乔·麦卡锡参议员和乔治·华莱士州长，他们强调的仇外和排斥。近年来的美国民粹主义浪潮则两者兼而有之。

　　民粹主义反应的根源既有经济的，也有文化的，这是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哈佛大学的皮帕·诺里斯和密歇根大学的罗纳德·英格勒哈特发现，早在2016年大选之前，文化因素就已经非常重要。因外国竞争而失去工作的选民倾向于支持特朗普，而年纪较大的白人男性等群体也是如此，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使种族、性别和性向价值观发生改变的文化战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埃默里大学的艾伦·阿布拉莫维茨已经证明，在共和党初选中，种族仇恨是对特朗普胜出影响最大的单一因子。

　　但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解释并不互相排斥。通过辩称非法移民夺走了美国公民的工作，特朗普明确地把这些问题绑在了一起。沿美国南部边境建墙，其象征意义可以拿来用作口号，以围绕这些问题团结基础选民。这也是为什么他觉得很难放弃这个想法的原因。

　　即使没有经济全球化或自由的国际秩序，即使没有2008年后的大衰退，美国国内文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催生某种程度的民粹主义。美国在上世纪20、30年代就发生过这种情况。20世纪前20年，1500万移民来到美国，这让许多美国人产生了害怕被淹没的不安。20年代初3K党死灰复燃，并推动建立了1924年《国家起源法案》，为的是“防止北欧民族被淹没”，同时“保护他们所崇敬的更古老、更同质的美国”。

　　同样，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不是导致，而是反映了深刻的种族、意识形态和文化分裂，这种分裂的形成是对上世纪60、70年代民权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反动。随着机器人像贸易一样给美国带来失业，以及文化的改变仍具有分裂性质，民粹主义在美国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对于支持全球化和开放经济的政策精英来说，教训是他们不仅要更加注意经济不平等问题，而且还要更加注意向受到国内外变革影响的人们提供适应性援助。对移民的态度会随经济的改善而改善，但它仍会是一个文化情感问题。2010年年中，大衰退影响到达顶峰的时候，一项皮尤调查发现，39%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移民让国家变得更强大，50%的人认为移民是负担。而到2015年，51%的美国成年人说移民让国家更强大，41%的人称他们是负担。移民是美国比较优势的一个来源，但政治领导人必须证明，如果他们要抵御本土主义者的攻击，尤其是在经济压力大的时期和地区，他们是能处理好国家边境问题的——无论是在物质上，还在文化上。

　　尽管如此，人们并不应该从2016年大选的激烈言辞，或者从特朗普精明地通过社交平台用文化分裂问题操纵新闻议程当中，误读美国民意的长期趋势。虽然特朗普赢了选举人票，但他的民众选票落后300万张。根据2016年9月的一项民调，65%的美国人认为全球化对美国总体还是有利的，尽管他们担心就业问题。民意调查一向容易受改变问题措辞和顺序这种陷阱的影响，但“孤立主义”标签并不是对当前美国人态度的准确描述。

　　1974年以来，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每年都会询问美国人，美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事务还是置身事外。其间约1/3民众一直坚持可以回溯到19世纪的传统孤立主义立场。这一数字在在2014年达到了41%。与多数人的看法相反，2016年并不是1945年以来孤立主义情绪的顶点。大选期间，64%的受访者称他们赞成积极参与世界事务，这一数字在2018年的民调中上升到70%，是2002年(当时是“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以来录得的最高水平。

　　美国国内对移民和全球化的有力支持，与“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问题这种看法是对不上的。这一术语仍然含糊不清，无法对问题作出解释，尤其是，如今对它试图所描述的那股政治力量的支持似乎正在减弱。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Is the “Populist” Tide Retreating?”(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