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多夫·考德威尔：濒于分裂的法国社会

　　作者克里斯多夫·考德威尔，美国《旗帜周刊》的资深编辑，著有《欧洲革命反思录：移民、伊斯兰和西方》。

　　本文译自city journal，宋宗澳 译，万吉庆 校

　　按：本文主要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法国社会、文化的冲击，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法国大选提供一些参考信息。全文9000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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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在高度发达的大都市，房地产市场的波动都会反映出人们深层的渴望与恐慌。如果你能洞察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比如说，如果你能理解那些年轻的父母买房时为何精心挑选这一社区，而酒鬼何以选择另一街坊，你就可以大赚一笔。同时，你或许也能从一般意义上搞清社会是如何演化的。2016年，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甚至曾试图角逐美国总统职位，并且最终还赢得了大选。

　　在法国，一位房地产专家取得了几乎难以置信的成就。克里斯托夫·居依(Christophe Guilluy)自称是地理学者。不过，数十年来，他一直在发展迅速的巴黎北部居民区从事房地产咨询工作，同时，他还研究房屋高档化的问题。此外，他还精心撰写了一份令人信服的报告，其中囊括了法国各种社会问题，如移民关系紧张、不平等、产业空心化、经济衰退、族群冲突以及民粹主义政党的抬头等。巴黎的“种姓阶层”——哲学家、政治学者、记者、政府赞助的研究者以及党派理论家——以前对这些问题往往避而不谈。

　　居依(Guilluy)则不然。尽管法国的政治体制也像美国那样“两极化”，但无论是即将卸任的总统奥朗德(社会党)还是前任总统萨科齐(戴高乐派)，都曾向居依垂询国事。即便是将两大主流政党斥为腐败的建制派的国民阵线，其党魁勒庞同样对居依的报告饶有兴趣。自2010年起，居依出版了三本书;他的最新著作尽管尚未译成英文，但已经在去年秋天上架出售，题名大致可译为《法国精英的黄昏》(Le crépuscule de la France d’en haut)。这些著作密切关注法国的社会形势、制度以及法律，短期内很难会有英译本。不过，这些书对全球化给法国的经济、居民构成以及民主制所造成的后果，做出了最为微观的观察。它们对国民阵线的崛起也做出了独特解释，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将国民阵线崛起简单地归结为选民的愚蠢或盲从。因此，居依的研究也表明，英国选民决意脱欧和川普出人预料的崛起，两种现象都源于对社会现状产生了类似不满。

　　居依研究的核心是全球化。虽然国际劳动分工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率，但是它也造成了一个世纪以来所未有的不平等、人口剧变以及文化混乱。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我们该做些什么。

　　居依所谓的“都市化”过程已经将法国社会一分为二。在16个有活力的都市圈(分别为巴黎、里昂、马赛、普罗旺斯、图卢兹、里尔、波尔多、尼斯、南特、斯特拉斯堡、格勒诺布尔、雷恩、鲁昂、土伦、杜埃朗斯和蒙彼利埃)，全世界的资源使法国的这些都市圈锦上添花。法国的教育和财政机构、几乎所有的公司及其许多高薪工作，都聚集在这些都市圈。同时，这里也云集着企业家、工程师和CEOs，时尚设计师和模特，电影导演、高级厨师以及其他“符号分析师”(罗伯特·赖希语)，他们形塑着整个国家的品位、思想以及声望。全球化所带来的廉价劳动力、免关税消费品以及数十亿人口的新兴市场，让这些繁华之地意外获利。然而，全球化却没有同样惠及法国的其他地区。那些活跃数百年的城市——如塔布、阿让、阿尔比、贝齐尔等——现如今已经“荒漠化”(用居依的话来说)，充斥着闲置的店铺和萎缩的街区，如同美国人所熟知的“锈带”一般。

　　居依怀疑，法国的新兴经济可以给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提供工作岗位。巴黎就是一个最显著的案例。这座光明之城(City of Light)，伴随它的繁荣，已经形成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就像英国伦敦或美国的纽约和旧金山。这是一个适合百万富翁、移民、游客和年轻人的地方，却几乎没有法国中间阶层的立足之地。今天，巴黎正在驱逐这部分人，而他们曾经被认为是这座城市的“化身”。

　　然而，法国的其他地方又缺乏相应的经济机会来吸纳这些在巴黎没有前途的人。记者和政客认为，这些法国大都市在繁荣外表下的社会分化，只是全球化运行中微不足道的小故障。不管怎么样，法国的富人阶层并没有说服他们的贫穷同胞。至少对某些政客和政策专家来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另辟蹊径：如果罗莫兰亭有免费的无线网络，这里的市民不久之后也会富裕。居依则不同意这一点。在他看来，没有理由指望巴黎(以及法国其他的都市圈)将会形成一个新的中产阶层，或者，认为法国的其他地区将会产生广泛的繁荣(因为繁荣通常出现在那些大多数人口聚居的地方)。如果居依是对的，那么，我们便能理解为何西方各个主要国家都正在见证那些敌视现行制度的政治运动的崛起。

　　在这个时代，城市房地产市场是一种冷酷无情的筛选机制。富人和锐意进取的企业家纷纷在优越的城市买进私人房产，从而推高了房价。居依指出，一个巴黎圣路易斯岛的房地产中介，现在开始出售3平方米或者30平方英尺的“小阁楼”，而价格则高达50000欧元。这种情况类似于伦敦：根据《世界报》的报道，伦敦的平均月租(2580镑)现在已经超过了平均月薪(2300镑)。

　　失业者、教育程度低下者和技术低下者，都必须在“法国的边缘”(La France périphérique)——居依第二本书的书名——重建他们的生活。在居依的社会学概念里，“法国的边缘”是一个关键术语，而且在法国被误解很深。所以，有必要对其作出澄清：这个概念，既不是指代偏远的乡村地区，也不是用于衡量距离城市中心的远近。(大多数法国小城市，其实都处在法国的边缘。)相反，这个术语衡量的是与那些全球化经济运转良好的地区的距离。可以说，法国经济表现最好的城市大概在在文化或零售设施上有更好的表现。但是，这样的地方毕竟太少，无法担负起整个国民经济。当法国的经济还没有全球化以前，法国的中产工薪阶层有着良好的收入水平，并受到很好的保障以免受疾病、老龄以及其他生活变故的困扰。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些工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驱逐出那些经济运行良好的地区。他们已经被移民所取代。

　　20世纪中期以后，法国政府已经建设了大规模的公共住房，大约500万套，占到整个国家住房总数的1/6。尽管大多数住房看起来很简陋，但是毕竟还能负担得起。然而，这些公共住房的用途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这些公共住房，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主要提供给法国本土工人;相反，而是提供给了那些移民及其后裔——60年代起数百万来自北非的移民来到法国，今天还有那些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东的新移民。例如，大概在欧贝维利耶的北郊地区，3/4的年轻人具有移民背景。此外，巴黎的前景似乎可以在现在的伦敦发现。在2001至2011年，尽管伦敦的总人口上升了100万，伦敦的白人已经下降了60万：伦敦白人所占比重已经从世纪之交的58%，下降至今天的45%。

　　尽管巴黎的富人阶层往往忽视中产阶层的存在，但是他们总是需要人手来搬运家具、修剪灌木、照看婴儿以及看护病人。移民——而不是法国本土的工人——做了大多数这类工作。至于究竟为什么这样，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经济问题。可能是因为，移民愿意做这些工作，而法国人不愿意——至少在目前的工资水平上。或许，雇主不想支付每小时10欧元的薪酬雇佣一个法国本地人——他们早在十年前就已挣到每小时20欧元，现在愈加抱怨薪酬低下。也许，目前的经济形势就是“萨伊定律”——即廉价的劳动力供给本身能够创造需求——的一个现实案例。

　　这并非居依关注的主题。他的目标仅在于表明，即使法国人愿意为这些繁荣的大都市做此类工作，可他们仍然无法从事这类工作，因为在这些大都市已不再有他们的容身之所。新兴的资产阶级占领了私人房产市场，而贫穷的外来移民则侵夺了公共住房——因此，公共住房便成了由纳税人补贴的、提供给那些都市富人的佣人宿舍。一种公共住房的居民几乎没有法兰西人;目前，那里最盛行的文化氛围通常就是浓厚的、令人恐慌的穆斯林文化。

　　居依在新书的开篇，将21世纪的法国描述为“一种充斥着不平等和文化多元的美国社会”。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假定：不平等和种族多样性在这种(美国式的)社会制度下是联系在一起的，两者总是共进退。尽管这个假定已经被半个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现实所证实，但是许多美国人对这种观点仍然感到震惊，他们过去总是将“不平等”(恶)和“多样性”(善)置于一种摩尼教式道德秩序的两端。恰恰是这种断裂造成了美国政治争论转向不理性和充斥着憎恨的状态。某些争论——例如，要提高美国工人的收入水平就得限制移民——可以被认定是合理的或迷信的、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善的或恶的，这取决于人们是从经济还是身份认同上做出这种论断。

　　在现实层面，经济考量和族群因素越来越难以讲清楚。居依花了数年时间出入巴黎北部的街区(他的姐妹就住在公租房)，因此，他对公租房的运作方式非常了解。公租房就是一个社区，人们可能希望它更多元化。但是，它也是一种经济资源，越来越变成不同族群争夺的目标。一个搬进北非人聚居的公房区的法兰西人，发现自己威胁到这个“共同体”成员认为属于他们的财产。居依提到，一种“眼神战斗”每天都发生在法国各地公寓楼的大厅里，一个人或另一个人——法兰西人或移民后裔——会首先将他的目光凝视在地板上。

　　居依预计，大多数移民文化与法国本土文化相混合的地方，都将重演巴黎北郊地区(也是他本人工作的地方)的情形。20年前，这些社区仍是巴黎犹太人的生活中心，然而如今，这里已经成了阿拉伯人的天下。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同他们远在中东的穆斯林兄弟具有一种强烈的团结感，总是对犹太人抱有一种敌视。至少从2002年起——当时911恐怖袭击的余波交织着巴勒斯坦“第二次暴动”，犹太人在巴黎北部就经常受到威胁。暴力行为正在陡增。2014年7月，萨塞勒郊区就发生了一波针对犹太人商店和会堂的袭击。犹太人已经撤离了巴黎北部的一些城区，这些地方曾经(直到最近)是一个完整的部分：Saint-Denis，La Courneuve，Aubervilliers，Stains，Pierrefitte-sur-Seine， Trappes，Aulnay-sous-Bois 和 Le Blanc-Mesnil。当然，多数犹太人仍然在法国安全舒适地生活，但是他们只能成群地集中在一小部分安全的社区，其中一些社区分布在巴黎西郊。根据法国的犹太机构统计，每年离开法国返回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多达7000人。其他一些犹太人则动身去了美国和加拿大。并且，这些离开者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年轻人。

　　“多样性”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抽象教义跟这个道德上复杂的世界其实关系甚微，居依对此多有论述。在我们的周围，来自各种背景的、怀有善意的人“每天都需要处理复杂繁多的族群文化问题，但同时又不想陷入仇恨与暴力”。去年冬天，他在接受Causeur杂志的采访时曾说：

　　“现在跟我们父辈所处的60年代不同，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者”并不会变得“跟你一样”。并且，在这种情形下，你会经常需要问你自己：到底有多少他者——无论在你的社区还是你的公寓楼?因为没有人想要成为少数。”

　　因此，在同往年一样接受民意调查时，70%的法国人说道，法国的“外国人太多了”。他们并不必然是种族主义者，但是他们也并不必然就不是种族主义者。那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想要区分这种情感的“善恶”越来越难了。

　　法国最危险的政治斗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演。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70%法国人：他们反对移民并且对一个多种族社会的前景感到担忧。他们愿望是一致的，他们的热情高涨。民主就是应该把人民的愿望和激情转变成为政府行为。然而，这还没有在法国发生。

　　居依按照社会阶层分析了他们对移民问题的观点。54%的高层管理人士对法国当前的移民人数持满意态度。但是，只有38%的中级专业人员、27%的劳工以及23%的文职人员持有类似态度。至于这些移民本身(他们的意见很少被关于法国移民的讨论所考虑在内)，只要生活在巴黎而不是巴马科(Boumako)本身就是一种红利，即使是生活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居依强调，在某些方面，移民事实上要比原住居民过得更好。他所指的不是平权措施。那些政府规划的“城市敏感地带”(ZUS, sensitive urban zones)的居住者，现在确实获得了一些特殊的福利。但是，自从法国人将公民平等奉为一种政治理想，强制消除就业和教育领域的种族偏见要远远早于其他国家。这些强制措施已经生效了差不多有十年。正如地理学家居依所言，一个更重要的优势是，这些移民，生活在城市贫民窟——尽管简陋，仍然是“处在都市圈”。他们靠近公共交通、学校以及一个现实的就业市场——这里本来会有成千上百的职位空缺。正值法国乡村流动日趋停滞之际，城市敏感地带刚好成了法国居民流动性最强的地方——尤其是城市郊区。

　　同美国民主党或英国工党类似，法国的社会党基于全新的人口因素和政治现实的认知，已经重塑了其自身。2012年，奥朗德就是凭借Bruno Jeanbart(民调机构“OpinionWay”的部门主管)和已故的Olivier Ferrand(社会党智库“Terra Nova”负责人)于2011年10月所谋划的策略当选总统。这两位曾警告，很大程度上因为文化多元问题，工人阶级不再投票支持左派政党。专家建议组织一个由少数族裔、高学历人群(通常就职于新兴经济领域)、妇女、青年人以及非天主教徒构成的替代联盟——即一个法国版的“奥巴马阵营”。这本身并不是一个选举的多数派，但是它拥有足够的文化吸引力。

　　在世纪之交，居依开始受到许多法国读者的关注。那时，他正在巴黎左派媒体《解放报》的版面上，推销美国记者大卫·布鲁克斯的新书《天堂里的布波族》(Bobos in Paradise)。居依当时为“布波族”的形象所吸引——“Bobo”是“bourgeois”(资产阶级)和“Bohemian”(原意为波西米亚人，在此意思是生活放荡的人)这两个单词的缩写，它被用来形容那类出现于90年代后期高技术经济泡沫的上中阶层(upper-middle-class)人士。这个词语可能已经被英语读者所淡忘，但法国读者却记忆犹新。就像bébé、Dada和tutu一样，你可以在任何一部优秀的法国词典中找到Bobo这个词。

　　对布鲁克斯来说，“布波族”曾是一种“昵称”。现如今的暴发户已不同往日了。跟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更善解人意、更有教养，就是那种在Restoration Hardware为1950年代的圣诞灯饰——提醒人们想起童年——而停下来的人。然而，在居依和多数法国知识分子看来，“布波族”就是一种诋毁。这些暴发户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他们掠夺成性，缺少道德良心的约束。他们将工人阶级从那些已经建立多年的社区里赶出去，然后还盼着这个国家感谢他们。

　　同美国一样，法国的“布波族”，既是文化巨变的原因，又是文化巨变的结果。这个国家的各种文化机构——包括大学、电视台、喜剧俱乐部以及政府，仍然是从前的样子。但是，这些机构周围社区的社会状况已经被改变了。现在，文化产业领域已经百分之百被全球化的受益者所占领了。现在也没有巴尔扎克著作《高老头》中伏盖夫人的那种寄宿公寓了——在这公寓里，向上奋斗的拉斯蒂涅(Rastignac)每天不得不同那些没有前途的人们擦肩而过。在巴黎的大部分地区，法国的工人阶级正在消失，甚至被排挤出足球场——那里在1998年法国夺取世界杯以前，曾一直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精神堡垒。这个国家的文化变了。

　　法国的政治也是如此。自社会民主时代以来，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富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不可避免地使贫富对立，一个群体的获益必定使另一个群体受损。然而，大都市的资产阶级不再亲近那些收入不高、观念迥异的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在巴黎和其他城市(居依所谓的“幸运法国”)——这里一度发生过阶级斗争，现在人们常常会遇到一种彬彬有礼甚至意见一致的外观。但这只是一种幻象：其中一方已经出局了。

　　老式资产阶级没有被取代;但是，它已经得到了第二资产阶级——他们占据了以往属于非资产阶级的房产——的补充。每一个生活在香榭丽舍大街第二帝国高档公寓里的老派经济银行家，都对应一个新经济电视主播或者高新技术专利律师，他们生活在马莱街区那些过度改造的筒子楼里。一个纽约人可能会将这两种资产阶级类比为纽约上东区和上西区的居民。他们通过不同的上升渠道到达此地，他们曾经可能还持有不同的政治见解，现在却立场一致。居依指出，保守派总统候选人、波尔多市长阿兰·朱佩和左翼社会党人、里昂市长热拉尔·克洛布，均采取相同的政策。巴黎现在不仅是法国最富有的城市，而且还成为法国有史以来最富有的城市。巴黎居民已开始用“左派”——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这一看法产生争议——来描述自己的政治立场。很多时候，巴黎人就意味着居依所谓的“左派标签”，或者我们可能称其为“玻璃天花板左派”，他们专注于在精英之间——而不是从精英那里——进行再分配：我们可能没有对穷人做过什么，但是我们的确首次任命一个残疾的女同性恋担任停车专员(parking commissioner)。

　　根据居依的观察，那些向上奋斗的都市人，称巴黎为“希望之地”、“思想之邦”。这让人想起Richard Florida和其他“创意阶层”的推崇者。创意阶层成员的幸运在于，对他们来说，似乎同任何资本主义斗争均没有关系。再也没有比目前更优越的条件了——它使这个幸运阶层的人们深信不疑：他们的特权源自于他们比其他人更善良、更聪明以及更诚实。他们还能怎么想?他们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者。同创意阶层共同分享城市的移民则截然不同，他们带着异国情调，甚至还令人恐慌。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全球经济体系究竟是有效的还是正在失灵，他们却达成了共识。“我们的移民，我们的力量”——《纽约时报》社论版的标题，这是去年9月纽约恐怖爆炸案之后，由伦敦市长萨迪·可汗(Sadiq Khan)、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和巴黎市长希达戈(Anne Hidalgo)联合署名发表的。这种隔阂恰恰就是去年世界各地的选举结果——从英国脱欧公投到川普当选——如此难以预料的原因。那些处在城市之外、法国边缘的人们，似乎是隐形的;他们的愿望也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就好像不存在一样，但是他们又确实存在。

　　人们过去常常将经济等同于社会——它只是国民生活的收支方面。所有的公民都生活在同一个经济体系之中(这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从中获取了同等的份额)。正如居依所描述的，新兴经济更像是一种个人效用(private utility)：它提供资金和货物的方式，就像电力公司提供电力一样。如果你在家总是有电，那有什么好担心的?但是也很有可能电源会被切断。

　　对于那些被隔离于法国新经济壁垒的人来说，这种不幸是很严重的。他们在经济上陷入困境。3/4的法国大学生，在毕业三年以后，可以自力更生。与此相反，那些未获得大学学位的同龄人，其中有3/4仍然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往往还早早地离世。2016年6月，据法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法国的男女预期寿命自二战以来首次下降。并且，土生土长的法国工人阶级很可能推动了这次下降。事实上，这些处在法国边缘的人，看起来很像查尔斯·默里在《分崩离析》(Coming Apart)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可怜的美国人，他们不仅在收入和寿命上落于下风，而且还在组建家庭、心理健康以及教育各方面一败涂地。他们在政治上的疏离感也十分显著。而今，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出身于工人阶级的立法代表还不到2%，这与二战结束后的20%形成鲜明的对比。

　　同他们在冷战时期的父母不同，这种被排斥者已经不再相信通过努力就可以使社会分配更平等。当然，也有大量挑战“体制”的政治路线，从2017年社会党总统候选人阿蒙(Benoît Hamon)提出的确立最低收入保障，到其竞争对手、前经济部长马克龙主张的建立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但是，这些方案都被他们的潜在受益者看作是体制受到操控的进一步的证据。现在，福利国家已经不再被这些受助者所信任。从这一点来看，法国在郊区移民上花费的开销已经很巨大了;增加公共住房的供给，只会招致更多不受欢迎的移民。建设任何大型公共工程的效果也会是一样的。反过来，投资教育事业，则有利于富人阶层，他们刚好处在从中获益的最佳位置。在居依描述的这个分裂社会，传统的政治路线没有市场。

　　法国的两个传统政党——共和党(曾经追随戴高乐精心构思的保守主义路线)和社会党(曾经遵循社会主义路线)，仍然在争夺选票，但是争论的议题范围却日益缩小。真实的鸿沟，已经不再是在“左右”之间，而是在“中心”与“边缘”之间。传统政党仍然在左右之间的争执不下，而国民阵线却是局外人的政党。

　　实际上，国民阵线不仅反对自由贸易、开放移民政策以及欧盟，而且还将自身树立为反全球化的主要代表。在2015年的地方选举中，它获得了55%的工人选票。社会党、共和党、绿党以极左翼，总共仅得到了18%的工人选票。为了联合狙击国民阵线，传统政党，就像他们经常竞争一样，开始勾结起来。在这些地方选举的第二轮中，社会党退出选举，转而支持他们的对手共和党，企图制造一种共和党多数派以抵制国民阵线。建制派政党为捍卫体制而联合起来对付反建制政党，全世界都在上演这一幕。德国出现了两个最大政党的“大联盟”，西班牙可能很快也会出现这种联盟。在美国，川普和桑德斯两位候选人都获得了大量选民的支持，而这些选民则担心两大政党的主流候选人都在提供基本上相同的纲领。

　　居依已经试图运用一种原创的政治正确理论，来澄清法国的政治局势。大都市精英的优势地位，甚至使他们很难认识到法国当前最重要的矛盾，除非用符合他们世界观的话语去叙述。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西方政治家曾为自由市场大唱赞歌。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则捍卫所谓的“开放社会”。这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自由市场观念，还包括接纳和鼓励那些拥有不同的种族、信仰和性别的群体。从政策层面讲，这就是居依所谓的各种“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所带来的结果。尽管他并未具体言明这些运动的内容，但可以肯定，其中包括奥朗德政府推动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2013和2014年，这一法案曾引发了上百万抗议者走上巴黎街头，这也是自二战以来法国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法国的精英阶层深信，他们优越的社会地位并非取决于他们的经济水平，而是来自他们的公众形象(common decency)。居依认为，这就使他们把“全球化进程下的失败者看作是质疑多样性的抱怨者”。这些精英声称，法国底层人民感到气愤的，不是我们的特权，而是我们一些雇员的肤色。法国的精英阶层，为那些抵制“开放社会”的人们准备了一个充满各色词汇的同义词辞典：“反动”、“族群紧张”以及民粹主义(被指控为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甚至不需要相应证据)。有的人甚至不需要说出任何关于种族歧视的或仇恨的言论，就会被指责为“排外的白人”的一员。哪怕只是对这个政治体制表达不满，就已足够危险了，更何况是要参与国民阵线。

　　看过居依对法国当前现状调查的美国读者，不会看不到美国的相似情况。在有些方面，法国眼下面临的困难，更为严重。当居依写到“批判主流社会被入罪”时，他可不止是打个比方。法国1972年通过的反种族歧视《普利文法》(Pleven law)，可以惩治种族歧视言论。1990年，《盖梭法》(Gayssot law)将否认或淡化“大屠杀”(the Holocaust)列为犯罪，部分地废除了1881年7月29日颁行的《法国出版自由法》。两部法律的颁布是欧洲从捍卫言论自由倒退的标志。此后，针对小说家、思想家以及历史学家的诉讼，已经层出不穷。

　　在法国，政治正确不单单是一套荒谬的意见集合;它还是——并且主要是——一种政府强制的工具。政治正确不仅在任何政治讨论中偏向某一种立场，而且还给统治阶级营造一种毫无疑问的神话，用来提升士气和荣誉感，这很像民主社会以前的等级制度。政治正确的问题一俟提出，便会遭人揶揄：一方面，政治舞台上的人都不愿意被人扣上“政治正确”的帽子，另一方面，被说成是“政治正确”的人都不愿承认自己是被胁迫而从的。然而，这却造成当前法国政治中的截然对立。人们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认为，反种族歧视究竟是面对日益高涨的公众仇恨时的一种真情流露，还是精英为寻求统治合法性而做出的一种机会主义姿态。

　　对这个问题，居依感到很纠结。他看到了法国居住空间变迁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深刻的历史经济过程。“从来没有计划要 ‘驱逐穷人’，也没有阴谋，”他写道，“只不过是市场经济原则的一种严格应用。”不过，他进而转向一种更具政治意味的观点：所谓“开放社会”的修辞，其实只是一个“障眼法”，意在掩饰正在出现的封闭社会，这种隔离服务于上层阶级的利益。

　　倘若将居依视作某种政治计划的拥趸，那无疑是错误的，更不要说他是其中的“局内人”。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很难将他恰当归类。有时候，他听上去像英国的激进分子保罗·梅森(Paul Mason)——2016年新书《后资本主义》的作者。也就是说，他认为，工人阶级力量来源的毁灭(从工会到就业)，不是近30年来经济政策所不幸造成的间接后果，而是它的首要目标。他对政治变迁的看法让《城市》杂志的读者联想到科特金(Joel Kotkin)：他更为关注的是人们如何行动(如迁徙、就业以及组织家庭的方式)，而不是他们表达的意见。在法国语境下，他或许会被视为左翼圈子的一员。某些文明真理一旦被视作“保守”，就会被这个圈子打破。这群人包括小说家Michel Houellebecq、哲学家Michel Onfray以及政治哲学家Jean-Claude Michéa，他们都受美国历史学家Christopher Lasch的影响很深。居依也承认自己受到Lasch的影响;当他在《法国的边缘》一书中写道家庭和社区构成了“穷人的资本”时，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

　　就像许多法国知识分子那样，居依的新书无疑是深刻的、原创的，但也是相当草率的。它的图景，虽然构思精巧，但解释力很差。它对社会科学的冒险尝试是不太妥当的。居依的“脆弱性指数”是以重复的、高度相关的因素为基础，而这些因素夸大了他意图表达的观点。这本书被草草地拼凑，看上去十分仓促。冗长啰嗦的段落在同一页上出现两次，似乎是编辑在剪切和粘贴的时候碰洒了一杯咖啡。

　　然而，居依在引导法国政治社会学摆脱冷战以来的桎梏，指向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方面，做出了最成功的尝试。居依所描述的“美国”社会——不平等和文化多元——可以看上去很稳定，但是种种迹象显示它正处于危机之中。当务之急，它需要经济增长来实现自身的改变。

　　自托克维尔起，我们就已经认识到，我们的民主社会是竞争性的。倘若这个国家俱乐部的董事会成员以其文化多元主义为豪，那么，没有人想当偏执狂。但是，随着阶层上升的前景受阻或被压制，思想上因循守旧的诱因被打破。异议出现了。政治正确变得愈发严苛。最终，统治阶级到达了一个危险阶段;此时，统治阶级不仅失去了合法性，还忘却了什么是其合法性的首要来源。

　　(终)

　　作者克里斯多夫·考德威尔，美国《旗帜周刊》的资深编辑，著有《欧洲革命反思录：移民、伊斯兰和西方》。

　　本文译自city journal，宋宗澳 译，万吉庆 校

　　按：本文主要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法国社会、文化的冲击，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法国大选提供一些参考信息。全文9000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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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在高度发达的大都市，房地产市场的波动都会反映出人们深层的渴望与恐慌。如果你能洞察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比如说，如果你能理解那些年轻的父母买房时为何精心挑选这一社区，而酒鬼何以选择另一街坊，你就可以大赚一笔。同时，你或许也能从一般意义上搞清社会是如何演化的。2016年，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甚至曾试图角逐美国总统职位，并且最终还赢得了大选。

　　在法国，一位房地产专家取得了几乎难以置信的成就。克里斯托夫·居依(Christophe Guilluy)自称是地理学者。不过，数十年来，他一直在发展迅速的巴黎北部居民区从事房地产咨询工作，同时，他还研究房屋高档化的问题。此外，他还精心撰写了一份令人信服的报告，其中囊括了法国各种社会问题，如移民关系紧张、不平等、产业空心化、经济衰退、族群冲突以及民粹主义政党的抬头等。巴黎的“种姓阶层”——哲学家、政治学者、记者、政府赞助的研究者以及党派理论家——以前对这些问题往往避而不谈。

　　居依(Guilluy)则不然。尽管法国的政治体制也像美国那样“两极化”，但无论是即将卸任的总统奥朗德(社会党)还是前任总统萨科齐(戴高乐派)，都曾向居依垂询国事。即便是将两大主流政党斥为腐败的建制派的国民阵线，其党魁勒庞同样对居依的报告饶有兴趣。自2010年起，居依出版了三本书;他的最新著作尽管尚未译成英文，但已经在去年秋天上架出售，题名大致可译为《法国精英的黄昏》(Le crépuscule de la France d’en haut)。这些著作密切关注法国的社会形势、制度以及法律，短期内很难会有英译本。不过，这些书对全球化给法国的经济、居民构成以及民主制所造成的后果，做出了最为微观的观察。它们对国民阵线的崛起也做出了独特解释，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将国民阵线崛起简单地归结为选民的愚蠢或盲从。因此，居依的研究也表明，英国选民决意脱欧和川普出人预料的崛起，两种现象都源于对社会现状产生了类似不满。

　　居依研究的核心是全球化。虽然国际劳动分工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率，但是它也造成了一个世纪以来所未有的不平等、人口剧变以及文化混乱。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我们该做些什么。

　　居依所谓的“都市化”过程已经将法国社会一分为二。在16个有活力的都市圈(分别为巴黎、里昂、马赛、普罗旺斯、图卢兹、里尔、波尔多、尼斯、南特、斯特拉斯堡、格勒诺布尔、雷恩、鲁昂、土伦、杜埃朗斯和蒙彼利埃)，全世界的资源使法国的这些都市圈锦上添花。法国的教育和财政机构、几乎所有的公司及其许多高薪工作，都聚集在这些都市圈。同时，这里也云集着企业家、工程师和CEOs，时尚设计师和模特，电影导演、高级厨师以及其他“符号分析师”(罗伯特·赖希语)，他们形塑着整个国家的品位、思想以及声望。全球化所带来的廉价劳动力、免关税消费品以及数十亿人口的新兴市场，让这些繁华之地意外获利。然而，全球化却没有同样惠及法国的其他地区。那些活跃数百年的城市——如塔布、阿让、阿尔比、贝齐尔等——现如今已经“荒漠化”(用居依的话来说)，充斥着闲置的店铺和萎缩的街区，如同美国人所熟知的“锈带”一般。

　　居依怀疑，法国的新兴经济可以给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提供工作岗位。巴黎就是一个最显著的案例。这座光明之城(City of Light)，伴随它的繁荣，已经形成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就像英国伦敦或美国的纽约和旧金山。这是一个适合百万富翁、移民、游客和年轻人的地方，却几乎没有法国中间阶层的立足之地。今天，巴黎正在驱逐这部分人，而他们曾经被认为是这座城市的“化身”。

　　然而，法国的其他地方又缺乏相应的经济机会来吸纳这些在巴黎没有前途的人。记者和政客认为，这些法国大都市在繁荣外表下的社会分化，只是全球化运行中微不足道的小故障。不管怎么样，法国的富人阶层并没有说服他们的贫穷同胞。至少对某些政客和政策专家来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另辟蹊径：如果罗莫兰亭有免费的无线网络，这里的市民不久之后也会富裕。居依则不同意这一点。在他看来，没有理由指望巴黎(以及法国其他的都市圈)将会形成一个新的中产阶层，或者，认为法国的其他地区将会产生广泛的繁荣(因为繁荣通常出现在那些大多数人口聚居的地方)。如果居依是对的，那么，我们便能理解为何西方各个主要国家都正在见证那些敌视现行制度的政治运动的崛起。

　　在这个时代，城市房地产市场是一种冷酷无情的筛选机制。富人和锐意进取的企业家纷纷在优越的城市买进私人房产，从而推高了房价。居依指出，一个巴黎圣路易斯岛的房地产中介，现在开始出售3平方米或者30平方英尺的“小阁楼”，而价格则高达50000欧元。这种情况类似于伦敦：根据《世界报》的报道，伦敦的平均月租(2580镑)现在已经超过了平均月薪(2300镑)。

　　失业者、教育程度低下者和技术低下者，都必须在“法国的边缘”(La France périphérique)——居依第二本书的书名——重建他们的生活。在居依的社会学概念里，“法国的边缘”是一个关键术语，而且在法国被误解很深。所以，有必要对其作出澄清：这个概念，既不是指代偏远的乡村地区，也不是用于衡量距离城市中心的远近。(大多数法国小城市，其实都处在法国的边缘。)相反，这个术语衡量的是与那些全球化经济运转良好的地区的距离。可以说，法国经济表现最好的城市大概在在文化或零售设施上有更好的表现。但是，这样的地方毕竟太少，无法担负起整个国民经济。当法国的经济还没有全球化以前，法国的中产工薪阶层有着良好的收入水平，并受到很好的保障以免受疾病、老龄以及其他生活变故的困扰。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些工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驱逐出那些经济运行良好的地区。他们已经被移民所取代。

　　20世纪中期以后，法国政府已经建设了大规模的公共住房，大约500万套，占到整个国家住房总数的1/6。尽管大多数住房看起来很简陋，但是毕竟还能负担得起。然而，这些公共住房的用途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这些公共住房，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主要提供给法国本土工人;相反，而是提供给了那些移民及其后裔——60年代起数百万来自北非的移民来到法国，今天还有那些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东的新移民。例如，大概在欧贝维利耶的北郊地区，3/4的年轻人具有移民背景。此外，巴黎的前景似乎可以在现在的伦敦发现。在2001至2011年，尽管伦敦的总人口上升了100万，伦敦的白人已经下降了60万：伦敦白人所占比重已经从世纪之交的58%，下降至今天的45%。

　　尽管巴黎的富人阶层往往忽视中产阶层的存在，但是他们总是需要人手来搬运家具、修剪灌木、照看婴儿以及看护病人。移民——而不是法国本土的工人——做了大多数这类工作。至于究竟为什么这样，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经济问题。可能是因为，移民愿意做这些工作，而法国人不愿意——至少在目前的工资水平上。或许，雇主不想支付每小时10欧元的薪酬雇佣一个法国本地人——他们早在十年前就已挣到每小时20欧元，现在愈加抱怨薪酬低下。也许，目前的经济形势就是“萨伊定律”——即廉价的劳动力供给本身能够创造需求——的一个现实案例。

　　这并非居依关注的主题。他的目标仅在于表明，即使法国人愿意为这些繁荣的大都市做此类工作，可他们仍然无法从事这类工作，因为在这些大都市已不再有他们的容身之所。新兴的资产阶级占领了私人房产市场，而贫穷的外来移民则侵夺了公共住房——因此，公共住房便成了由纳税人补贴的、提供给那些都市富人的佣人宿舍。一种公共住房的居民几乎没有法兰西人;目前，那里最盛行的文化氛围通常就是浓厚的、令人恐慌的穆斯林文化。

　　居依在新书的开篇，将21世纪的法国描述为“一种充斥着不平等和文化多元的美国社会”。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假定：不平等和种族多样性在这种(美国式的)社会制度下是联系在一起的，两者总是共进退。尽管这个假定已经被半个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现实所证实，但是许多美国人对这种观点仍然感到震惊，他们过去总是将“不平等”(恶)和“多样性”(善)置于一种摩尼教式道德秩序的两端。恰恰是这种断裂造成了美国政治争论转向不理性和充斥着憎恨的状态。某些争论——例如，要提高美国工人的收入水平就得限制移民——可以被认定是合理的或迷信的、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善的或恶的，这取决于人们是从经济还是身份认同上做出这种论断。

　　在现实层面，经济考量和族群因素越来越难以讲清楚。居依花了数年时间出入巴黎北部的街区(他的姐妹就住在公租房)，因此，他对公租房的运作方式非常了解。公租房就是一个社区，人们可能希望它更多元化。但是，它也是一种经济资源，越来越变成不同族群争夺的目标。一个搬进北非人聚居的公房区的法兰西人，发现自己威胁到这个“共同体”成员认为属于他们的财产。居依提到，一种“眼神战斗”每天都发生在法国各地公寓楼的大厅里，一个人或另一个人——法兰西人或移民后裔——会首先将他的目光凝视在地板上。

　　居依预计，大多数移民文化与法国本土文化相混合的地方，都将重演巴黎北郊地区(也是他本人工作的地方)的情形。20年前，这些社区仍是巴黎犹太人的生活中心，然而如今，这里已经成了阿拉伯人的天下。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同他们远在中东的穆斯林兄弟具有一种强烈的团结感，总是对犹太人抱有一种敌视。至少从2002年起——当时911恐怖袭击的余波交织着巴勒斯坦“第二次暴动”，犹太人在巴黎北部就经常受到威胁。暴力行为正在陡增。2014年7月，萨塞勒郊区就发生了一波针对犹太人商店和会堂的袭击。犹太人已经撤离了巴黎北部的一些城区，这些地方曾经(直到最近)是一个完整的部分：Saint-Denis，La Courneuve，Aubervilliers，Stains，Pierrefitte-sur-Seine， Trappes，Aulnay-sous-Bois 和 Le Blanc-Mesnil。当然，多数犹太人仍然在法国安全舒适地生活，但是他们只能成群地集中在一小部分安全的社区，其中一些社区分布在巴黎西郊。根据法国的犹太机构统计，每年离开法国返回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多达7000人。其他一些犹太人则动身去了美国和加拿大。并且，这些离开者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年轻人。

　　“多样性”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抽象教义跟这个道德上复杂的世界其实关系甚微，居依对此多有论述。在我们的周围，来自各种背景的、怀有善意的人“每天都需要处理复杂繁多的族群文化问题，但同时又不想陷入仇恨与暴力”。去年冬天，他在接受Causeur杂志的采访时曾说：

　　“现在跟我们父辈所处的60年代不同，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者”并不会变得“跟你一样”。并且，在这种情形下，你会经常需要问你自己：到底有多少他者——无论在你的社区还是你的公寓楼?因为没有人想要成为少数。”

　　因此，在同往年一样接受民意调查时，70%的法国人说道，法国的“外国人太多了”。他们并不必然是种族主义者，但是他们也并不必然就不是种族主义者。那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想要区分这种情感的“善恶”越来越难了。

　　法国最危险的政治斗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演。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70%法国人：他们反对移民并且对一个多种族社会的前景感到担忧。他们愿望是一致的，他们的热情高涨。民主就是应该把人民的愿望和激情转变成为政府行为。然而，这还没有在法国发生。

　　居依按照社会阶层分析了他们对移民问题的观点。54%的高层管理人士对法国当前的移民人数持满意态度。但是，只有38%的中级专业人员、27%的劳工以及23%的文职人员持有类似态度。至于这些移民本身(他们的意见很少被关于法国移民的讨论所考虑在内)，只要生活在巴黎而不是巴马科(Boumako)本身就是一种红利，即使是生活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居依强调，在某些方面，移民事实上要比原住居民过得更好。他所指的不是平权措施。那些政府规划的“城市敏感地带”(ZUS, sensitive urban zones)的居住者，现在确实获得了一些特殊的福利。但是，自从法国人将公民平等奉为一种政治理想，强制消除就业和教育领域的种族偏见要远远早于其他国家。这些强制措施已经生效了差不多有十年。正如地理学家居依所言，一个更重要的优势是，这些移民，生活在城市贫民窟——尽管简陋，仍然是“处在都市圈”。他们靠近公共交通、学校以及一个现实的就业市场——这里本来会有成千上百的职位空缺。正值法国乡村流动日趋停滞之际，城市敏感地带刚好成了法国居民流动性最强的地方——尤其是城市郊区。

　　同美国民主党或英国工党类似，法国的社会党基于全新的人口因素和政治现实的认知，已经重塑了其自身。2012年，奥朗德就是凭借Bruno Jeanbart(民调机构“OpinionWay”的部门主管)和已故的Olivier Ferrand(社会党智库“Terra Nova”负责人)于2011年10月所谋划的策略当选总统。这两位曾警告，很大程度上因为文化多元问题，工人阶级不再投票支持左派政党。专家建议组织一个由少数族裔、高学历人群(通常就职于新兴经济领域)、妇女、青年人以及非天主教徒构成的替代联盟——即一个法国版的“奥巴马阵营”。这本身并不是一个选举的多数派，但是它拥有足够的文化吸引力。

　　在世纪之交，居依开始受到许多法国读者的关注。那时，他正在巴黎左派媒体《解放报》的版面上，推销美国记者大卫·布鲁克斯的新书《天堂里的布波族》(Bobos in Paradise)。居依当时为“布波族”的形象所吸引——“Bobo”是“bourgeois”(资产阶级)和“Bohemian”(原意为波西米亚人，在此意思是生活放荡的人)这两个单词的缩写，它被用来形容那类出现于90年代后期高技术经济泡沫的上中阶层(upper-middle-class)人士。这个词语可能已经被英语读者所淡忘，但法国读者却记忆犹新。就像bébé、Dada和tutu一样，你可以在任何一部优秀的法国词典中找到Bobo这个词。

　　对布鲁克斯来说，“布波族”曾是一种“昵称”。现如今的暴发户已不同往日了。跟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更善解人意、更有教养，就是那种在Restoration Hardware为1950年代的圣诞灯饰——提醒人们想起童年——而停下来的人。然而，在居依和多数法国知识分子看来，“布波族”就是一种诋毁。这些暴发户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他们掠夺成性，缺少道德良心的约束。他们将工人阶级从那些已经建立多年的社区里赶出去，然后还盼着这个国家感谢他们。

　　同美国一样，法国的“布波族”，既是文化巨变的原因，又是文化巨变的结果。这个国家的各种文化机构——包括大学、电视台、喜剧俱乐部以及政府，仍然是从前的样子。但是，这些机构周围社区的社会状况已经被改变了。现在，文化产业领域已经百分之百被全球化的受益者所占领了。现在也没有巴尔扎克著作《高老头》中伏盖夫人的那种寄宿公寓了——在这公寓里，向上奋斗的拉斯蒂涅(Rastignac)每天不得不同那些没有前途的人们擦肩而过。在巴黎的大部分地区，法国的工人阶级正在消失，甚至被排挤出足球场——那里在1998年法国夺取世界杯以前，曾一直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精神堡垒。这个国家的文化变了。

　　法国的政治也是如此。自社会民主时代以来，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富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不可避免地使贫富对立，一个群体的获益必定使另一个群体受损。然而，大都市的资产阶级不再亲近那些收入不高、观念迥异的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在巴黎和其他城市(居依所谓的“幸运法国”)——这里一度发生过阶级斗争，现在人们常常会遇到一种彬彬有礼甚至意见一致的外观。但这只是一种幻象：其中一方已经出局了。

　　老式资产阶级没有被取代;但是，它已经得到了第二资产阶级——他们占据了以往属于非资产阶级的房产——的补充。每一个生活在香榭丽舍大街第二帝国高档公寓里的老派经济银行家，都对应一个新经济电视主播或者高新技术专利律师，他们生活在马莱街区那些过度改造的筒子楼里。一个纽约人可能会将这两种资产阶级类比为纽约上东区和上西区的居民。他们通过不同的上升渠道到达此地，他们曾经可能还持有不同的政治见解，现在却立场一致。居依指出，保守派总统候选人、波尔多市长阿兰·朱佩和左翼社会党人、里昂市长热拉尔·克洛布，均采取相同的政策。巴黎现在不仅是法国最富有的城市，而且还成为法国有史以来最富有的城市。巴黎居民已开始用“左派”——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这一看法产生争议——来描述自己的政治立场。很多时候，巴黎人就意味着居依所谓的“左派标签”，或者我们可能称其为“玻璃天花板左派”，他们专注于在精英之间——而不是从精英那里——进行再分配：我们可能没有对穷人做过什么，但是我们的确首次任命一个残疾的女同性恋担任停车专员(parking commissioner)。

　　根据居依的观察，那些向上奋斗的都市人，称巴黎为“希望之地”、“思想之邦”。这让人想起Richard Florida和其他“创意阶层”的推崇者。创意阶层成员的幸运在于，对他们来说，似乎同任何资本主义斗争均没有关系。再也没有比目前更优越的条件了——它使这个幸运阶层的人们深信不疑：他们的特权源自于他们比其他人更善良、更聪明以及更诚实。他们还能怎么想?他们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者。同创意阶层共同分享城市的移民则截然不同，他们带着异国情调，甚至还令人恐慌。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全球经济体系究竟是有效的还是正在失灵，他们却达成了共识。“我们的移民，我们的力量”——《纽约时报》社论版的标题，这是去年9月纽约恐怖爆炸案之后，由伦敦市长萨迪·可汗(Sadiq Khan)、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和巴黎市长希达戈(Anne Hidalgo)联合署名发表的。这种隔阂恰恰就是去年世界各地的选举结果——从英国脱欧公投到川普当选——如此难以预料的原因。那些处在城市之外、法国边缘的人们，似乎是隐形的;他们的愿望也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就好像不存在一样，但是他们又确实存在。

　　人们过去常常将经济等同于社会——它只是国民生活的收支方面。所有的公民都生活在同一个经济体系之中(这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从中获取了同等的份额)。正如居依所描述的，新兴经济更像是一种个人效用(private utility)：它提供资金和货物的方式，就像电力公司提供电力一样。如果你在家总是有电，那有什么好担心的?但是也很有可能电源会被切断。

　　对于那些被隔离于法国新经济壁垒的人来说，这种不幸是很严重的。他们在经济上陷入困境。3/4的法国大学生，在毕业三年以后，可以自力更生。与此相反，那些未获得大学学位的同龄人，其中有3/4仍然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往往还早早地离世。2016年6月，据法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法国的男女预期寿命自二战以来首次下降。并且，土生土长的法国工人阶级很可能推动了这次下降。事实上，这些处在法国边缘的人，看起来很像查尔斯·默里在《分崩离析》(Coming Apart)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可怜的美国人，他们不仅在收入和寿命上落于下风，而且还在组建家庭、心理健康以及教育各方面一败涂地。他们在政治上的疏离感也十分显著。而今，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出身于工人阶级的立法代表还不到2%，这与二战结束后的20%形成鲜明的对比。

　　同他们在冷战时期的父母不同，这种被排斥者已经不再相信通过努力就可以使社会分配更平等。当然，也有大量挑战“体制”的政治路线，从2017年社会党总统候选人阿蒙(Benoît Hamon)提出的确立最低收入保障，到其竞争对手、前经济部长马克龙主张的建立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但是，这些方案都被他们的潜在受益者看作是体制受到操控的进一步的证据。现在，福利国家已经不再被这些受助者所信任。从这一点来看，法国在郊区移民上花费的开销已经很巨大了;增加公共住房的供给，只会招致更多不受欢迎的移民。建设任何大型公共工程的效果也会是一样的。反过来，投资教育事业，则有利于富人阶层，他们刚好处在从中获益的最佳位置。在居依描述的这个分裂社会，传统的政治路线没有市场。

　　法国的两个传统政党——共和党(曾经追随戴高乐精心构思的保守主义路线)和社会党(曾经遵循社会主义路线)，仍然在争夺选票，但是争论的议题范围却日益缩小。真实的鸿沟，已经不再是在“左右”之间，而是在“中心”与“边缘”之间。传统政党仍然在左右之间的争执不下，而国民阵线却是局外人的政党。

　　实际上，国民阵线不仅反对自由贸易、开放移民政策以及欧盟，而且还将自身树立为反全球化的主要代表。在2015年的地方选举中，它获得了55%的工人选票。社会党、共和党、绿党以极左翼，总共仅得到了18%的工人选票。为了联合狙击国民阵线，传统政党，就像他们经常竞争一样，开始勾结起来。在这些地方选举的第二轮中，社会党退出选举，转而支持他们的对手共和党，企图制造一种共和党多数派以抵制国民阵线。建制派政党为捍卫体制而联合起来对付反建制政党，全世界都在上演这一幕。德国出现了两个最大政党的“大联盟”，西班牙可能很快也会出现这种联盟。在美国，川普和桑德斯两位候选人都获得了大量选民的支持，而这些选民则担心两大政党的主流候选人都在提供基本上相同的纲领。

　　居依已经试图运用一种原创的政治正确理论，来澄清法国的政治局势。大都市精英的优势地位，甚至使他们很难认识到法国当前最重要的矛盾，除非用符合他们世界观的话语去叙述。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西方政治家曾为自由市场大唱赞歌。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则捍卫所谓的“开放社会”。这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自由市场观念，还包括接纳和鼓励那些拥有不同的种族、信仰和性别的群体。从政策层面讲，这就是居依所谓的各种“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所带来的结果。尽管他并未具体言明这些运动的内容，但可以肯定，其中包括奥朗德政府推动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2013和2014年，这一法案曾引发了上百万抗议者走上巴黎街头，这也是自二战以来法国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法国的精英阶层深信，他们优越的社会地位并非取决于他们的经济水平，而是来自他们的公众形象(common decency)。居依认为，这就使他们把“全球化进程下的失败者看作是质疑多样性的抱怨者”。这些精英声称，法国底层人民感到气愤的，不是我们的特权，而是我们一些雇员的肤色。法国的精英阶层，为那些抵制“开放社会”的人们准备了一个充满各色词汇的同义词辞典：“反动”、“族群紧张”以及民粹主义(被指控为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甚至不需要相应证据)。有的人甚至不需要说出任何关于种族歧视的或仇恨的言论，就会被指责为“排外的白人”的一员。哪怕只是对这个政治体制表达不满，就已足够危险了，更何况是要参与国民阵线。

　　看过居依对法国当前现状调查的美国读者，不会看不到美国的相似情况。在有些方面，法国眼下面临的困难，更为严重。当居依写到“批判主流社会被入罪”时，他可不止是打个比方。法国1972年通过的反种族歧视《普利文法》(Pleven law)，可以惩治种族歧视言论。1990年，《盖梭法》(Gayssot law)将否认或淡化“大屠杀”(the Holocaust)列为犯罪，部分地废除了1881年7月29日颁行的《法国出版自由法》。两部法律的颁布是欧洲从捍卫言论自由倒退的标志。此后，针对小说家、思想家以及历史学家的诉讼，已经层出不穷。

　　在法国，政治正确不单单是一套荒谬的意见集合;它还是——并且主要是——一种政府强制的工具。政治正确不仅在任何政治讨论中偏向某一种立场，而且还给统治阶级营造一种毫无疑问的神话，用来提升士气和荣誉感，这很像民主社会以前的等级制度。政治正确的问题一俟提出，便会遭人揶揄：一方面，政治舞台上的人都不愿意被人扣上“政治正确”的帽子，另一方面，被说成是“政治正确”的人都不愿承认自己是被胁迫而从的。然而，这却造成当前法国政治中的截然对立。人们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认为，反种族歧视究竟是面对日益高涨的公众仇恨时的一种真情流露，还是精英为寻求统治合法性而做出的一种机会主义姿态。

　　对这个问题，居依感到很纠结。他看到了法国居住空间变迁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深刻的历史经济过程。“从来没有计划要 ‘驱逐穷人’，也没有阴谋，”他写道，“只不过是市场经济原则的一种严格应用。”不过，他进而转向一种更具政治意味的观点：所谓“开放社会”的修辞，其实只是一个“障眼法”，意在掩饰正在出现的封闭社会，这种隔离服务于上层阶级的利益。

　　倘若将居依视作某种政治计划的拥趸，那无疑是错误的，更不要说他是其中的“局内人”。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很难将他恰当归类。有时候，他听上去像英国的激进分子保罗·梅森(Paul Mason)——2016年新书《后资本主义》的作者。也就是说，他认为，工人阶级力量来源的毁灭(从工会到就业)，不是近30年来经济政策所不幸造成的间接后果，而是它的首要目标。他对政治变迁的看法让《城市》杂志的读者联想到科特金(Joel Kotkin)：他更为关注的是人们如何行动(如迁徙、就业以及组织家庭的方式)，而不是他们表达的意见。在法国语境下，他或许会被视为左翼圈子的一员。某些文明真理一旦被视作“保守”，就会被这个圈子打破。这群人包括小说家Michel Houellebecq、哲学家Michel Onfray以及政治哲学家Jean-Claude Michéa，他们都受美国历史学家Christopher Lasch的影响很深。居依也承认自己受到Lasch的影响;当他在《法国的边缘》一书中写道家庭和社区构成了“穷人的资本”时，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

　　就像许多法国知识分子那样，居依的新书无疑是深刻的、原创的，但也是相当草率的。它的图景，虽然构思精巧，但解释力很差。它对社会科学的冒险尝试是不太妥当的。居依的“脆弱性指数”是以重复的、高度相关的因素为基础，而这些因素夸大了他意图表达的观点。这本书被草草地拼凑，看上去十分仓促。冗长啰嗦的段落在同一页上出现两次，似乎是编辑在剪切和粘贴的时候碰洒了一杯咖啡。

　　然而，居依在引导法国政治社会学摆脱冷战以来的桎梏，指向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方面，做出了最成功的尝试。居依所描述的“美国”社会——不平等和文化多元——可以看上去很稳定，但是种种迹象显示它正处于危机之中。当务之急，它需要经济增长来实现自身的改变。

　　自托克维尔起，我们就已经认识到，我们的民主社会是竞争性的。倘若这个国家俱乐部的董事会成员以其文化多元主义为豪，那么，没有人想当偏执狂。但是，随着阶层上升的前景受阻或被压制，思想上因循守旧的诱因被打破。异议出现了。政治正确变得愈发严苛。最终，统治阶级到达了一个危险阶段;此时，统治阶级不仅失去了合法性，还忘却了什么是其合法性的首要来源。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