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误判”特朗普，中国如何理性反思?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还没有上任，就向中国发起了强硬挑战。继打破数十年的美国外交惯例与中美外交默契、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后，特朗普近期又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国不必受“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可以将此作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特朗普的这些言论、举动震动了全世界，而也许在所有人中受震动最大的，是那些原本以为特朗普上台会对中国有利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国人开始呼吁，不应再“误判”特朗普，应该认识到特朗普构成的重大威胁，否则将会给中国带来沉重代价。

　　但问题是，“误判”特朗普，究竟是谁之过，谁最应该反省?在今年的整个美国选举过程中，对于大量中国人(既包括精英也包括普通网民)热烈支持特朗普，国际舆论一直感到大惑不解，因为特朗普一直在竞选中对中国发出各种威胁，既有经贸方面，也有地缘政治方面，而且没有理由认为他的这些威胁只是说说而已，不会付诸实施。如果说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轻率行动令人惊奇的话，许多中国人这么晚才恍然大悟地意识到“原来特朗普上台对中国不利”，才更令人惊奇。

　　事实上，在中国，对特朗普的支持曾经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跨越了“左”、“右”两派。很多从“右”的方向支持特朗普的人，是受到了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反感美国的自由派(中国网络上俗称“白左”)，认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进步主义”和“政治正确”过头了，应该由保守主义来纠正。

　　当然，这中间也存在一定的情感误置，因为特朗普并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比如他的经济政策反国际自由贸易，并带有一定的国家统制主义色彩。只是这并未妨碍这部分人喜欢特朗普。不过，这部分特朗普支持者相对比较“小众”，以知识分子为主。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信奉自由主义的中国“右派”，对特朗普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而且，那些“右派”的特朗普支持者，通常对中国的体制也持批判态度，所以特朗普向中国发难的举动，并没有震动他们。

　　受特朗普最新言行冲击最大的是中国的“左派”特朗普支持者，主要是民族主义者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他们曾经认为特朗普的上台有利于中国，并为此而欢呼，而特朗普的对华强硬举动打碎了这一幻景。当然，这些“左派”也会与“右派”共用一些话语，如也对“白左”、“圣母”百般嘲讽等，但他们支持特朗普的最主要动机不是反感美国自由派，而是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或者特朗普符合他们的“口味”。他们支持特朗普的理由，或者说喜爱特朗普的原因，至少可以概括为七点。而这七点，每一点都值得推敲。

　　第一，特朗普是一个“商人”，其潜意思是，商人不受条条框框限制，可以接受各种讨价还价，而中国一向善于和这样的“务实主义者”打交道，所以，特朗普对中国有利。但问题是，用“商人”来概括特朗普的个性和习惯很不准确，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特朗普在整个选战中极其顽固，一意孤行，并未表现出“商人”的灵活性和乐于妥协的倾向，而且，他很可能因最终出人意料的竞选成功，而变得更加顽固。同时，特朗普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信念，可谓是一个狂热的美国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好斗、甚至好战的人。即使从“商人”的角度看，特朗普似乎也更喜欢冒险性的交易，愿意冒着两败俱伤的风险“恫吓”对方，迫使其支付沉重代价。鉴于在中美关系中，美国拥有的转圜空间远较中国为大，特朗普的这种策略将令中国很难受。

　　第二，特朗普不重视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无意推广西方制度与价值观，所以，有利于中国。的确，特朗普并不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度，也对在世界各地推广民主缺乏兴趣，但是这并不会妨碍他在与中国博弈时利用价值观话语，将其作为向中国施压的武器。同时，也很难说以往的美国政府，利用价值观对中国施加了多么巨大的压力，例如，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构成的压力，主要表现为战略方面的“亚太再平衡”，和经贸方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不在价值观方面。

　　第三，特朗普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可能退出东亚，从而给中国留下更大的战略空间。然而，人们根本无从判断，特朗普在上台后一定会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其实，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更像是利益维度上的“美国至上主义”，并不在空间维度上放弃战略空间。特朗普只是想更加强调美国作为单个国家的利益，减少国际公共品提供，减少对国际义务的承担，而要求盟友自己负担起更大责任，缴纳更多“保护费”。这并不代表美国力量的收缩，相反，美国仍以维持全球主宰地位为目标，并可能在局部地区，如东亚，演变为更加咄咄逼人的战略进攻。

　　第四，一些中国“左派”不喜欢美国的民主制度，在他们看来，特朗普的崛起意味着美国民主制的堕落和衰败，因此是喜闻乐见的。的确，特朗普的上台意味着美国民主制度面临一定的危机。但第一，特朗普上台也“打醒”了美国自由派，迫使他们思考如何与特朗普更好地博弈，同时回应更深的社会诉求，美国民主仍有在“试错”中修复、巩固的机会。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出错，尤其是权力制衡机制的失灵，对中国未必是好事。美国总统受到的约束主要体现在国内方面，其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也有更大的滥用权力(“乱来”)的空间。现在，即使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也会承认，美国国内民主机制及相关政治、社会力量，是制衡特朗普，迫使他不要在台湾问题上“乱来”的重要因素。

　　第五，一些人认为(并希望)特朗普会把美国“搞乱”，加剧美国的衰落，从而对中国有利。但是，美国现在并没有在绝对意义上衰落，只是别国与美国的差距相对缩小了，美国的军事、经济、科技实力仍然远超其他国家。特朗普上台有可能加剧美国社会矛盾和族群裂痕，但并不一定会导致美国经济下滑，或者军事力量削弱。退一步讲，即使美国衰落，历史经验表明，处于衰落过程中的大国更喜欢对外用武，以吓阻它所认为的潜在竞争对手发起挑战。

　　第六，一些人认为特朗普会把美国战略重点放在中东地区，甚至在中东恢复“反恐战争”，从而延续9·11后中国获得的所谓“战略机遇期”。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针对穆斯林的言辞或许造成了这种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真的会这么做。事实上，特朗普竞选中的涉穆斯林言论主要集中于两点——恐怖袭击威胁与移民，而这恰好是在呼应美国国内民众关心的“身边”议题。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受伊拉克战争等事件影响，美国民众不愿再贸然介入“遥远”的中东地区的冲突，特朗普也向选民一再强调，他从一开始就反对伊拉克战争。执政后，特朗普可能加大美国打击伊斯兰国(ISIS)的力度，或者对伊朗施加更大压力，但不一定会把战略重点放在中东。更何况，特朗普表现出强烈的亲俄倾向，而俄罗斯在叙利亚、伊朗等中东国家都有战略利益，这为美俄合作重塑中东秩序，而非美国单边激烈干预中东，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第七，特朗普在选战中表达的族群歧视、族群威胁话语，引起了一些中国大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排外主义者的共鸣。他们或者是在情感上认同特朗普，或者真的想效法特朗普，鼓动族群歧视，加剧族群对立(尽管特朗普在美国正式执政后未必真会这么做)。但是，美国的族群政策，和中国的族群政策，完全是两回事。特朗普即使在美国国内挑动族群对立，这也不意味着他就会更容忍、鼓励其他国家实施这种行为。相反，如果他选择和中国对峙的话，更可能利用族群议题向中国施压，而面对来自特朗普的挑战，中国也应当会更强调国内的族群团结。

　　基于以上站不住脚的理由，中国国内出现了大量的特朗普支持者(俗称“川粉”)。有的人达到了荒谬的程度，不仅自己喜爱特朗普，而且会猛烈攻击那些基于合理理由批评特朗普的人。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国际严肃媒体基于公心而非私意，一直在提醒特朗普对国际秩序与全球公共利益可能造成的危害，但在这些“川粉”眼中，这些媒体是“背离了客观公正原则”，是在蓄意、吹毛求疵地“黑”特朗普，或者是“不识时务”的“小清新”、“白左”、“公知”。但吊诡的是，国际主流媒体所提醒的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与危险性，最终却以特朗普对中国的惊人挑衅表现了出来。这在印证了国际主流媒体警告合理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川粉”的分裂，以及相当大一部分“川粉”的哑然失声。

　　由以上分析可见，很多中国人支持特朗普，是因为他们与特朗普有一定的共性：都是民族主义者，都以零和博弈思维看待中美关系，都不认同民主、包容等现代价值观，都有族群歧视倾向，都有反智倾向，更愿意依赖直觉和情绪，而非综合权衡的理性认知。这解释了“非理性”的特朗普在中国的巨大吸引力。但问题在于，国际主义者会联合在一起，而民族主义者却往往互为对手，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的、以零和思维看待两国关系的人，更容易爆发冲突而不是合作。特朗普并不是他在中国的许多民族主义“粉丝”的“同道”，而是先行一步，走上了与中国对抗的道路，而且根据以往经验判断，他不会轻易后退。

　　特朗普的举动已经令中美关系处于险境，可以说构成了中国近些年来遇到的最大的国际政治挑战。然而，特朗普在西方仍有一定的孤立性，美国的自由派试图从一开始就制约特朗普，包括在外交政策方面，欧洲也对特朗普深怀疑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也存在着对特朗普的忧虑。因此，在约束特朗普、迫使他尊重外交惯例和已有国际秩序方面，中国不仅与许多其他国家，甚至与西方的内部力量，都有着共同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面对“特朗普挑战”，诉诸一种主要植根于民族主义的策略，乃至以“特朗普式”的激烈言辞回敬特朗普，这将使世界将此视为中国与美国的民族主义的冲突，从而使中国难以赢得国际性支持，甚至可能给特朗普一定的机会来孤立中国。中国合理的做法是不囿于本国利益的视野，而是既强调中美关系的合作共赢性，反对特朗普的零和博弈思维，又强调维护国际秩序，反对特朗普颠覆已有国际秩序的企图。中国更多展示自身维护国际自由贸易、国际法、全球秩序的意愿，从维护“全球公益”的角度来定义自身与特朗普的博弈，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争取更多的支持。这也是针对此前对特朗普的“误判”，中国应该进行的正确反思。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还没有上任，就向中国发起了强硬挑战。继打破数十年的美国外交惯例与中美外交默契、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后，特朗普近期又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国不必受“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可以将此作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特朗普的这些言论、举动震动了全世界，而也许在所有人中受震动最大的，是那些原本以为特朗普上台会对中国有利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国人开始呼吁，不应再“误判”特朗普，应该认识到特朗普构成的重大威胁，否则将会给中国带来沉重代价。

　　但问题是，“误判”特朗普，究竟是谁之过，谁最应该反省?在今年的整个美国选举过程中，对于大量中国人(既包括精英也包括普通网民)热烈支持特朗普，国际舆论一直感到大惑不解，因为特朗普一直在竞选中对中国发出各种威胁，既有经贸方面，也有地缘政治方面，而且没有理由认为他的这些威胁只是说说而已，不会付诸实施。如果说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轻率行动令人惊奇的话，许多中国人这么晚才恍然大悟地意识到“原来特朗普上台对中国不利”，才更令人惊奇。

　　事实上，在中国，对特朗普的支持曾经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跨越了“左”、“右”两派。很多从“右”的方向支持特朗普的人，是受到了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反感美国的自由派(中国网络上俗称“白左”)，认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进步主义”和“政治正确”过头了，应该由保守主义来纠正。

　　当然，这中间也存在一定的情感误置，因为特朗普并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比如他的经济政策反国际自由贸易，并带有一定的国家统制主义色彩。只是这并未妨碍这部分人喜欢特朗普。不过，这部分特朗普支持者相对比较“小众”，以知识分子为主。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信奉自由主义的中国“右派”，对特朗普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而且，那些“右派”的特朗普支持者，通常对中国的体制也持批判态度，所以特朗普向中国发难的举动，并没有震动他们。

　　受特朗普最新言行冲击最大的是中国的“左派”特朗普支持者，主要是民族主义者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他们曾经认为特朗普的上台有利于中国，并为此而欢呼，而特朗普的对华强硬举动打碎了这一幻景。当然，这些“左派”也会与“右派”共用一些话语，如也对“白左”、“圣母”百般嘲讽等，但他们支持特朗普的最主要动机不是反感美国自由派，而是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或者特朗普符合他们的“口味”。他们支持特朗普的理由，或者说喜爱特朗普的原因，至少可以概括为七点。而这七点，每一点都值得推敲。

　　第一，特朗普是一个“商人”，其潜意思是，商人不受条条框框限制，可以接受各种讨价还价，而中国一向善于和这样的“务实主义者”打交道，所以，特朗普对中国有利。但问题是，用“商人”来概括特朗普的个性和习惯很不准确，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特朗普在整个选战中极其顽固，一意孤行，并未表现出“商人”的灵活性和乐于妥协的倾向，而且，他很可能因最终出人意料的竞选成功，而变得更加顽固。同时，特朗普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信念，可谓是一个狂热的美国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好斗、甚至好战的人。即使从“商人”的角度看，特朗普似乎也更喜欢冒险性的交易，愿意冒着两败俱伤的风险“恫吓”对方，迫使其支付沉重代价。鉴于在中美关系中，美国拥有的转圜空间远较中国为大，特朗普的这种策略将令中国很难受。

　　第二，特朗普不重视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无意推广西方制度与价值观，所以，有利于中国。的确，特朗普并不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度，也对在世界各地推广民主缺乏兴趣，但是这并不会妨碍他在与中国博弈时利用价值观话语，将其作为向中国施压的武器。同时，也很难说以往的美国政府，利用价值观对中国施加了多么巨大的压力，例如，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构成的压力，主要表现为战略方面的“亚太再平衡”，和经贸方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不在价值观方面。

　　第三，特朗普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可能退出东亚，从而给中国留下更大的战略空间。然而，人们根本无从判断，特朗普在上台后一定会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其实，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更像是利益维度上的“美国至上主义”，并不在空间维度上放弃战略空间。特朗普只是想更加强调美国作为单个国家的利益，减少国际公共品提供，减少对国际义务的承担，而要求盟友自己负担起更大责任，缴纳更多“保护费”。这并不代表美国力量的收缩，相反，美国仍以维持全球主宰地位为目标，并可能在局部地区，如东亚，演变为更加咄咄逼人的战略进攻。

　　第四，一些中国“左派”不喜欢美国的民主制度，在他们看来，特朗普的崛起意味着美国民主制的堕落和衰败，因此是喜闻乐见的。的确，特朗普的上台意味着美国民主制度面临一定的危机。但第一，特朗普上台也“打醒”了美国自由派，迫使他们思考如何与特朗普更好地博弈，同时回应更深的社会诉求，美国民主仍有在“试错”中修复、巩固的机会。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出错，尤其是权力制衡机制的失灵，对中国未必是好事。美国总统受到的约束主要体现在国内方面，其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也有更大的滥用权力(“乱来”)的空间。现在，即使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也会承认，美国国内民主机制及相关政治、社会力量，是制衡特朗普，迫使他不要在台湾问题上“乱来”的重要因素。

　　第五，一些人认为(并希望)特朗普会把美国“搞乱”，加剧美国的衰落，从而对中国有利。但是，美国现在并没有在绝对意义上衰落，只是别国与美国的差距相对缩小了，美国的军事、经济、科技实力仍然远超其他国家。特朗普上台有可能加剧美国社会矛盾和族群裂痕，但并不一定会导致美国经济下滑，或者军事力量削弱。退一步讲，即使美国衰落，历史经验表明，处于衰落过程中的大国更喜欢对外用武，以吓阻它所认为的潜在竞争对手发起挑战。

　　第六，一些人认为特朗普会把美国战略重点放在中东地区，甚至在中东恢复“反恐战争”，从而延续9·11后中国获得的所谓“战略机遇期”。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针对穆斯林的言辞或许造成了这种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真的会这么做。事实上，特朗普竞选中的涉穆斯林言论主要集中于两点——恐怖袭击威胁与移民，而这恰好是在呼应美国国内民众关心的“身边”议题。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受伊拉克战争等事件影响，美国民众不愿再贸然介入“遥远”的中东地区的冲突，特朗普也向选民一再强调，他从一开始就反对伊拉克战争。执政后，特朗普可能加大美国打击伊斯兰国(ISIS)的力度，或者对伊朗施加更大压力，但不一定会把战略重点放在中东。更何况，特朗普表现出强烈的亲俄倾向，而俄罗斯在叙利亚、伊朗等中东国家都有战略利益，这为美俄合作重塑中东秩序，而非美国单边激烈干预中东，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第七，特朗普在选战中表达的族群歧视、族群威胁话语，引起了一些中国大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排外主义者的共鸣。他们或者是在情感上认同特朗普，或者真的想效法特朗普，鼓动族群歧视，加剧族群对立(尽管特朗普在美国正式执政后未必真会这么做)。但是，美国的族群政策，和中国的族群政策，完全是两回事。特朗普即使在美国国内挑动族群对立，这也不意味着他就会更容忍、鼓励其他国家实施这种行为。相反，如果他选择和中国对峙的话，更可能利用族群议题向中国施压，而面对来自特朗普的挑战，中国也应当会更强调国内的族群团结。

　　基于以上站不住脚的理由，中国国内出现了大量的特朗普支持者(俗称“川粉”)。有的人达到了荒谬的程度，不仅自己喜爱特朗普，而且会猛烈攻击那些基于合理理由批评特朗普的人。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国际严肃媒体基于公心而非私意，一直在提醒特朗普对国际秩序与全球公共利益可能造成的危害，但在这些“川粉”眼中，这些媒体是“背离了客观公正原则”，是在蓄意、吹毛求疵地“黑”特朗普，或者是“不识时务”的“小清新”、“白左”、“公知”。但吊诡的是，国际主流媒体所提醒的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与危险性，最终却以特朗普对中国的惊人挑衅表现了出来。这在印证了国际主流媒体警告合理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川粉”的分裂，以及相当大一部分“川粉”的哑然失声。

　　由以上分析可见，很多中国人支持特朗普，是因为他们与特朗普有一定的共性：都是民族主义者，都以零和博弈思维看待中美关系，都不认同民主、包容等现代价值观，都有族群歧视倾向，都有反智倾向，更愿意依赖直觉和情绪，而非综合权衡的理性认知。这解释了“非理性”的特朗普在中国的巨大吸引力。但问题在于，国际主义者会联合在一起，而民族主义者却往往互为对手，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的、以零和思维看待两国关系的人，更容易爆发冲突而不是合作。特朗普并不是他在中国的许多民族主义“粉丝”的“同道”，而是先行一步，走上了与中国对抗的道路，而且根据以往经验判断，他不会轻易后退。

　　特朗普的举动已经令中美关系处于险境，可以说构成了中国近些年来遇到的最大的国际政治挑战。然而，特朗普在西方仍有一定的孤立性，美国的自由派试图从一开始就制约特朗普，包括在外交政策方面，欧洲也对特朗普深怀疑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也存在着对特朗普的忧虑。因此，在约束特朗普、迫使他尊重外交惯例和已有国际秩序方面，中国不仅与许多其他国家，甚至与西方的内部力量，都有着共同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面对“特朗普挑战”，诉诸一种主要植根于民族主义的策略，乃至以“特朗普式”的激烈言辞回敬特朗普，这将使世界将此视为中国与美国的民族主义的冲突，从而使中国难以赢得国际性支持，甚至可能给特朗普一定的机会来孤立中国。中国合理的做法是不囿于本国利益的视野，而是既强调中美关系的合作共赢性，反对特朗普的零和博弈思维，又强调维护国际秩序，反对特朗普颠覆已有国际秩序的企图。中国更多展示自身维护国际自由贸易、国际法、全球秩序的意愿，从维护“全球公益”的角度来定义自身与特朗普的博弈，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争取更多的支持。这也是针对此前对特朗普的“误判”，中国应该进行的正确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