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理泰：我对核战略的几个观点

　　笔者在Stanford’s CISAC从事大战略研究长达35年之久，并与智库主任刘易斯教授合著了四本专著以及在美、欧几家权威的战略季刊发表了13篇学术论文。我们主要的研究内容不外乎核战略和核武器的战略运用之类的课题。

　　2023年3月初，笔者就俄乌战争写了系列文章。后来发现十一篇文章都被下架了，于是手头正在撰述的关于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是否可能使用核武器的一篇文章就搁笔不写了。

薛理泰

　　近来一个群里在热议普京究竟敢不敢动用核武器一事，我在旁看了忍俊不禁。下面略谈一下本人对上述热议之事的观点：

　　当年核大国竞相斥巨资研制核武器，其宗旨就是一旦核武器体系成形，则在国际谋略运用时，足以利器在手，得心应手。譬如贯彻核威慑的目的，就是在平日迫使咄咄逼人的对手让步，至少可以迫使对手不敢对己方实施核袭击。此外，核武器还有实战意义，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则使用这一终极武器。

　　核战略涵盖研制战略、威慑战略、部署战略和使用战略。这四项分支战略的立足点乃是如何在战略、战术层面看待核武器，焦点则是周详考虑对方是否会使用核武器以及究竟在何等情况下会诉诸这一终极武器。

　　说到底，在一场双方或多方核对峙的过程中，一个核大国决策层真正需要考虑的仅是一条，即对手是否会考虑到非使用核武器不可的必要性。当前热议普京敢不敢使用核武器，持有如此想法者肯定没有在研究核战略的智库中长期工作的经历。

　　试问：假若当年希特勒、东条英机与美 英、苏等国同样都手里握有几颗核弹，却在面对国破身亡的情景时，推断他俩依然不敢使用核弹，显然是异想天开了。正如今日推断朝鲜断然不敢使用核武器，也是不经之谈。民众可以如此谈论，无非海外奇谈罢了，核大国决策层决不会基此作为判断的依据。

　　诚然，当前各核大国奉行的核战略确有异同。譬如美、英、法、俄诸国都奉行“先发制人”的核武器使用战略或政策。可是，如何界定“先发”的限制条件，诸国却保持模糊，各有巧妙之处。

　　美国声称在极端情况下才使用核武器保护美国或其盟友和伙伴的重要利益。什么是重要利益?如何界定盟友和伙伴?美国却没有精准表述。

　　英国也声称在极端条件下实施自卫或保护北约盟友时才会使用核武器。英国却对何时及如何使用核武器刻意保持模糊。

　　法国则强调核门槛的模糊性。法国认为不应该精确界定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以发挥核武器的威慑效应。

　　俄罗斯表述核武器使用的触发条件是：报复核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俄罗斯重要的政府和军事设施的打击以及报复对国家生存带来威胁的常规武器攻击。俄罗斯将常规武器攻击列为启动核打击的条件，令人瞩目。

　　至于印度，自1999年起实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2003年和2018年，印度却在官方文件中先后表示，也会用核武器报复常规武器攻击。

　　中国自从首次核试验以来，一贯实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并列为一条国策。迄今没有发生过变化。

　　巴基斯坦的核政策完全针对印度并强调“以核慑常”，拒绝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巴基斯坦连儿童义务教育的经费尚且不足，没有钱将核导弹部署在地下洞库，大部分核导弹只能部署在地表，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朝鲜声称为了应付对手对朝鲜发动的攻击，朝鲜可以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2022年，朝鲜更提出利用战术核武器打击地区目标的设想。

　　以色列一如既往保持高模糊度的核姿态，对于拥有核武器既不否认也不承认。自然无法臆测其核政策。

　　诚如前述，多数核国家的核武器使用政策都具有模糊性，在一场可怖的核对峙中，此类政策的诠释及执行，更令人捉摸不定。从下面叙述的1969年北京军事指挥体系如何执行紧急战备的历程看来，在应对一场高悬于头顶的敌国核袭击时，无论哪个核国家似乎都不能完全杜绝发生哪怕是不经意的失控现象。

　　刘易斯教授和我撰写的第四本专著《Imagined Enemies China Prepares for Uncertain War》(此书已有中文版)，贯注于中国党政军决策机制，中间有两章分别叙述北京在1969年如何应对苏联核袭击以及在1979年如何应对中越战争，并且详述了中、苏、美三方在那场中、苏核对峙中互动的场景以及中越战争爆发以后苏、美对华政策的转变及国内紧急备战和军事部署。

　　关于那场异常紧张的中、苏核对峙，据林彪机要秘书回忆，中国在1969年应对苏联核袭击而紧急备战时，林彪对总参及二炮等以口授的方式明确命令战略导弹部队须准备好能够随时发射东风-2和东风-3核导弹。据林办规定，凡正式发出文本或重要指示时，须搁置两小时才能发出，这样可以考虑得更加周详一些，以策政治安全。其间该秘书提醒林彪，对二炮发射核导弹须有限定词，即须由军委主席批准等语。林经提醒才同意补加这一条。

　　此外，叶群也提醒林彪，发出这条命令还须请示毛泽东。林同意后，叶群才打电话给中办主任汪东兴，请汪在毛泽东睡醒后请示报告此事。

　　此时军委作战体系业已搬至京郊西山，总参谋长黄永胜在山顶住宅入睡了，负责作战指挥的副总长闫仲川鉴于林彪命令具有紧迫性，又不便在睡梦中吵醒黄总长，只能依据保密的原则，把林彪的口授命令细分为数份，10月10日以《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的名义，分别发往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二炮以及国防工办和国防科委。此即世称“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

　　实际上，林彪本人并不知悉这份指示被冠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称呼，连总参谋长黄永胜也是在睡醒后才获知这一称呼。此乃副总长闫仲川在紧迫之际自我作主使用这一在国内政治上相当敏感的称呼。

　　顺便说一个小插曲。后来中办主任汪东兴将“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文件连同信封呈递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看了此文件，顿时把该文件撕成碎片，接着又要伸手撕那个信封。汪东兴即劝止说，若撕了信封，就无法入档了。信封被保存下来。

　　据析，当时毛泽东看到被冠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文件，这九个字映入眼帘，难免感慨万千。既然有了第一个号令，第二个、第三个号令势必接踵而来，置身为军委主席的自己于何等地位呢?无论如何，此风不可长。

　　然而，毛泽东并未立即发作。显然，在毛泽东当时的观念中，苏联对华采用核袭击的阴影并未消除。一旦大战爆发，他仍然要依靠林彪及其旧部掌握的全国军事指挥体系，主持全国性的自卫反击，此外别无选择。因此，他喜怒不形于色，并没有就此明确表态。待中、苏军事对峙十分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军委办事组(文革期间代行军委常委会的职权)及总参谋部相关人士程度不等地惹上了麻烦。

　　值此之际，二炮还没有部署东风-3核导弹呢。二炮接获林彪的紧急指示后，经军委办事组向林彪报告，无从执行林命令中的这一条。林才知道二炮尚未列装东风-3核导弹的情况。据析，林可能早先从主持尖端武器研制的国防科委获悉东风-3中程导弹的研制进度，他认为，至此二炮应该已经部署此型导弹了。因此，他对二炮作出了那项指示。结果却显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副主席对国家战略核武器的了解并不全面。

　　由此可见，当年军委应急体系在情势迫在眉睫时，连军委主席都忽略报告了。至于如何对苏联核袭击实施反击的原则，则是以变应变，必要时是不择手段的，即手头有什么武器就使用什么武器。

　　当年中国面临苏联核袭击的严重威胁，举国紧急备战。北京决心与苏联拼死一搏，宁可鱼死网破，玉石俱焚。举世滔滔，北京的誓死决心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中、苏、美三方战略博弈及互动的过程，当苏联密锣紧鼓地准备对中国大举进攻时，美国紧急出动B-52机群，满载核弹，在逼近苏联边境后，才返程回归美国。如此这般，B-52满载核弹的军事飞行反复持续了多次。此外，华府命令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显而易见，美国在向苏联传递明确无误的严重警告。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在克里姆林宫决策层中，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代表的鸽派尝试减缓苏、中两国之间紧绷的军事对峙的局势。柯西金赴河内出席胡志明的吊唁仪式后，搭机飞回苏联境内时，接到中方同意他提出的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的建议。他获得勃列日涅夫的首肯。9月11日，周、柯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谈。

　　历史证明，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谈。会谈中，周、柯两人均同意启动外交谈判以解决边界问题，并同意维持边界现状以及避免武装冲突。仅双方同意重新启动两国外交谈判以解决边界问题这一条，开始将两国决策层的视线从军事对决移往外交谈判，就对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必然性“予以釜底抽薪提供了可能性。

　　在前述三层因素交替作用之下，苏联拟对中国发动核袭击的计划不免胎死腹中。一场核浩劫终于与中，苏两国亿万民众擦肩而过，举世额手称庆。

　　至此，读者难免会说，上述解释启人疑窦：既然周、柯会谈业已推动两国着手化解危急的临战局面，为什么一个月后林彪又心急火燎似地发布他的第一号命令呢?原来两国互动的过程是错综复杂的，其间可靠性不足却实在无法忽略的其他因素也会突如其来。

　　北京战略研究机构对柯西金回国后的事态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分析，结论是事态不容乐观。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柯西金飞回莫斯科时，苏方决策层中没有重要人士赴机场迎接;二是会谈后周恩来写信给柯西金，敦促苏方与中方磋商并落实北京会谈中双方已经达成共识的事项，苏方却迟迟不甚搭理，等等。中方认为，苏方根本没有缓和紧张情势的诚意。

　　其间，中方又接获几条具有紧迫性的机密情报(此处不赘)，揭示了一场核袭击迫在眉睫。尽管事后审视，此等情报可靠性存疑，当时却有不容迟疑的紧迫性。

　　在此等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事不宜迟，立即决定乘专列避往武汉。毛离开中南海前，先让专列锅炉生火等待启动，他一上火车可以立即启动。

　　当时决策层作为紧急应变措施，多数人均需离京奔赴各地，仅黄永胜等人赶赴西山作战指挥中心。江青却坚持留在北京，替毛泽东观察各方情况。当时江青作为个人的应变措施，还学会了驾车技术。她担心苏联特种部队会降落北京，发动突袭，一旦她的司机、警卫都已阵亡，她还可以自己驾车避险。当时决策层的紧迫心态，略见一斑。

　　据中办主任汪东兴事后告诉军委办事组成员说，毛泽东临行用餐时，江青赶来一叙。她赶过来，是想陪毛用一顿餐。江青吩咐服务员再拿来一副碗筷，却被毛喝止说，他马上要动身，不能再耽搁，让江青另找地方用餐。江青只能悻悻而别。

　　毛泽东匆匆告别北京，林彪一家也赶紧迁往苏州避居。连文革期间被打倒或整肃的中共领导人也被迅速驱离北京，散居各地，如刘少奇被押赴河南开封，邓小平被送往江西南昌，连叶剑英也被疏散至湖南长沙，等等。

　　在这样的语境、氛围中，“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被紧急发出，就可以理解了。由此可见，在一场核危机的应对措施中，情况瞬息万变，届时核大国决策层的心态和心理确实是异乎寻常的。

　　下面再回到核战略的主题。核大国倾其举国之力，将此项战略决策付诸实施，几十年以来，孜孜矻矻，不稍懈怠。毋庸讳言，其宗旨就是一个“用“字。此处，“用“字涵盖了两层意义：

　　其一，在平时用于核威慑，在外交、军事上支撑其国家意志、政策的贯彻，至少震慑了敌对的核大国对其发动核袭击的可能性。这就是其核武器体系在平时的实际用处。

　　其二，一旦某个核大国面临非常巨大的挑战，危机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决策层及民众显然不能承受下一步势必出现的更为艰难的局面，如此，决策层难免萌生缩头一刀、伸头也是一刀的心理境界，堪比“逼上梁山“的心态。值此情况，其核武体系就在真实使用的层面上派上了用场。

　　时至今日，倘若人们还执着于核大国决策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敢贸然使用核武器，则类同于书生论政了。彼辈需要认真重温现代史重大事件中核大国战略博弈、互动的过程以及核大国决策层的思路及心态的变化历程。

　　核大国决策层在一场核对峙的过程中，究竟是如何评估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呢?有一条底线思维，即务必不把核对手逼迫至考虑使用终极武器的境地，而不是考虑届时核对手敢不敢使用终极武器的问题。

　　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一旦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核战争，是没有胜负之分的，结局无非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至于核大国决策层在核对峙中的底线思维，决不会类似于夏桀时代老百姓关于时局艰危而发出“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感叹。那一层感慨毕竟是发自群氓之口，与决策层的心理感受是隔膜甚至绝缘的。

　　基此，核大国决策层处理一场核对峙的底线思维必然是：务必不把核对手逼迫至考虑使用终极武器的境地。这是核战略及其组成部分核威慑战略的真谛。

　　至于未来一场紧张的核对峙究竟是否会急剧演变成惨绝人寰的核浩劫，必然受到多层变数的交替影响。祸福吉凶，实非专著或论文所能逆料。一言以蔽之，非惟人谋，抑亦天意。身居各国庙堂者，届时务必善尽人谋，怵惕天象而已。

　　关于两个或多个核大国处在军事对峙甚至核对峙中，某方是否会率尔首先使用战术核武器一节，兹事体大。在核战略学说中，在战术核武器与战略核武器是否会被某方首先使用的问题上，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区别。在核时代，核大国对战术核武器的使用也是极其谨慎的，可以说，这与战略核武器的使用同样持有极其谨慎的立场。

　　事实上，除了在日本广岛、长崎扔过两颗原子弹以外，在核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军事对峙的漫长而激烈的历程中，核大国从未使用过一次战术核武器。此即明证。之所以如此，自然有言之成理的原因：

　　说到底，战术核武器毕竟也是核武器，与战略核武器相比，仅有爆炸当量大小的不同，却没有性质的区别。此其一。

　　一旦使用了战术核武器，就意味着跨过了核门槛。紧接着，核大国之间势必会在军事上急剧采取行动及反制行动。电闪雷鸣之际，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可能已经登场了。究其惨烈后果，不知伊于胡底。此其二。

　　有鉴于此，在战术核武器的使用问题上，核大国均持有极其谨慎的立场。其理由不言而喻。

　　作者为旅美学者，前斯坦福大学国际战略安全与合作中心(CISAC)高级研究员。

　　笔者在Stanford’s CISAC从事大战略研究长达35年之久，并与智库主任刘易斯教授合著了四本专著以及在美、欧几家权威的战略季刊发表了13篇学术论文。我们主要的研究内容不外乎核战略和核武器的战略运用之类的课题。

　　2023年3月初，笔者就俄乌战争写了系列文章。后来发现十一篇文章都被下架了，于是手头正在撰述的关于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是否可能使用核武器的一篇文章就搁笔不写了。

薛理泰

　　近来一个群里在热议普京究竟敢不敢动用核武器一事，我在旁看了忍俊不禁。下面略谈一下本人对上述热议之事的观点：

　　当年核大国竞相斥巨资研制核武器，其宗旨就是一旦核武器体系成形，则在国际谋略运用时，足以利器在手，得心应手。譬如贯彻核威慑的目的，就是在平日迫使咄咄逼人的对手让步，至少可以迫使对手不敢对己方实施核袭击。此外，核武器还有实战意义，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则使用这一终极武器。

　　核战略涵盖研制战略、威慑战略、部署战略和使用战略。这四项分支战略的立足点乃是如何在战略、战术层面看待核武器，焦点则是周详考虑对方是否会使用核武器以及究竟在何等情况下会诉诸这一终极武器。

　　说到底，在一场双方或多方核对峙的过程中，一个核大国决策层真正需要考虑的仅是一条，即对手是否会考虑到非使用核武器不可的必要性。当前热议普京敢不敢使用核武器，持有如此想法者肯定没有在研究核战略的智库中长期工作的经历。

　　试问：假若当年希特勒、东条英机与美 英、苏等国同样都手里握有几颗核弹，却在面对国破身亡的情景时，推断他俩依然不敢使用核弹，显然是异想天开了。正如今日推断朝鲜断然不敢使用核武器，也是不经之谈。民众可以如此谈论，无非海外奇谈罢了，核大国决策层决不会基此作为判断的依据。

　　诚然，当前各核大国奉行的核战略确有异同。譬如美、英、法、俄诸国都奉行“先发制人”的核武器使用战略或政策。可是，如何界定“先发”的限制条件，诸国却保持模糊，各有巧妙之处。

　　美国声称在极端情况下才使用核武器保护美国或其盟友和伙伴的重要利益。什么是重要利益?如何界定盟友和伙伴?美国却没有精准表述。

　　英国也声称在极端条件下实施自卫或保护北约盟友时才会使用核武器。英国却对何时及如何使用核武器刻意保持模糊。

　　法国则强调核门槛的模糊性。法国认为不应该精确界定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以发挥核武器的威慑效应。

　　俄罗斯表述核武器使用的触发条件是：报复核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俄罗斯重要的政府和军事设施的打击以及报复对国家生存带来威胁的常规武器攻击。俄罗斯将常规武器攻击列为启动核打击的条件，令人瞩目。

　　至于印度，自1999年起实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2003年和2018年，印度却在官方文件中先后表示，也会用核武器报复常规武器攻击。

　　中国自从首次核试验以来，一贯实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并列为一条国策。迄今没有发生过变化。

　　巴基斯坦的核政策完全针对印度并强调“以核慑常”，拒绝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巴基斯坦连儿童义务教育的经费尚且不足，没有钱将核导弹部署在地下洞库，大部分核导弹只能部署在地表，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朝鲜声称为了应付对手对朝鲜发动的攻击，朝鲜可以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2022年，朝鲜更提出利用战术核武器打击地区目标的设想。

　　以色列一如既往保持高模糊度的核姿态，对于拥有核武器既不否认也不承认。自然无法臆测其核政策。

　　诚如前述，多数核国家的核武器使用政策都具有模糊性，在一场可怖的核对峙中，此类政策的诠释及执行，更令人捉摸不定。从下面叙述的1969年北京军事指挥体系如何执行紧急战备的历程看来，在应对一场高悬于头顶的敌国核袭击时，无论哪个核国家似乎都不能完全杜绝发生哪怕是不经意的失控现象。

　　刘易斯教授和我撰写的第四本专著《Imagined Enemies China Prepares for Uncertain War》(此书已有中文版)，贯注于中国党政军决策机制，中间有两章分别叙述北京在1969年如何应对苏联核袭击以及在1979年如何应对中越战争，并且详述了中、苏、美三方在那场中、苏核对峙中互动的场景以及中越战争爆发以后苏、美对华政策的转变及国内紧急备战和军事部署。

　　关于那场异常紧张的中、苏核对峙，据林彪机要秘书回忆，中国在1969年应对苏联核袭击而紧急备战时，林彪对总参及二炮等以口授的方式明确命令战略导弹部队须准备好能够随时发射东风-2和东风-3核导弹。据林办规定，凡正式发出文本或重要指示时，须搁置两小时才能发出，这样可以考虑得更加周详一些，以策政治安全。其间该秘书提醒林彪，对二炮发射核导弹须有限定词，即须由军委主席批准等语。林经提醒才同意补加这一条。

　　此外，叶群也提醒林彪，发出这条命令还须请示毛泽东。林同意后，叶群才打电话给中办主任汪东兴，请汪在毛泽东睡醒后请示报告此事。

　　此时军委作战体系业已搬至京郊西山，总参谋长黄永胜在山顶住宅入睡了，负责作战指挥的副总长闫仲川鉴于林彪命令具有紧迫性，又不便在睡梦中吵醒黄总长，只能依据保密的原则，把林彪的口授命令细分为数份，10月10日以《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的名义，分别发往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二炮以及国防工办和国防科委。此即世称“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

　　实际上，林彪本人并不知悉这份指示被冠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称呼，连总参谋长黄永胜也是在睡醒后才获知这一称呼。此乃副总长闫仲川在紧迫之际自我作主使用这一在国内政治上相当敏感的称呼。

　　顺便说一个小插曲。后来中办主任汪东兴将“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文件连同信封呈递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看了此文件，顿时把该文件撕成碎片，接着又要伸手撕那个信封。汪东兴即劝止说，若撕了信封，就无法入档了。信封被保存下来。

　　据析，当时毛泽东看到被冠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文件，这九个字映入眼帘，难免感慨万千。既然有了第一个号令，第二个、第三个号令势必接踵而来，置身为军委主席的自己于何等地位呢?无论如何，此风不可长。

　　然而，毛泽东并未立即发作。显然，在毛泽东当时的观念中，苏联对华采用核袭击的阴影并未消除。一旦大战爆发，他仍然要依靠林彪及其旧部掌握的全国军事指挥体系，主持全国性的自卫反击，此外别无选择。因此，他喜怒不形于色，并没有就此明确表态。待中、苏军事对峙十分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军委办事组(文革期间代行军委常委会的职权)及总参谋部相关人士程度不等地惹上了麻烦。

　　值此之际，二炮还没有部署东风-3核导弹呢。二炮接获林彪的紧急指示后，经军委办事组向林彪报告，无从执行林命令中的这一条。林才知道二炮尚未列装东风-3核导弹的情况。据析，林可能早先从主持尖端武器研制的国防科委获悉东风-3中程导弹的研制进度，他认为，至此二炮应该已经部署此型导弹了。因此，他对二炮作出了那项指示。结果却显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副主席对国家战略核武器的了解并不全面。

　　由此可见，当年军委应急体系在情势迫在眉睫时，连军委主席都忽略报告了。至于如何对苏联核袭击实施反击的原则，则是以变应变，必要时是不择手段的，即手头有什么武器就使用什么武器。

　　当年中国面临苏联核袭击的严重威胁，举国紧急备战。北京决心与苏联拼死一搏，宁可鱼死网破，玉石俱焚。举世滔滔，北京的誓死决心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中、苏、美三方战略博弈及互动的过程，当苏联密锣紧鼓地准备对中国大举进攻时，美国紧急出动B-52机群，满载核弹，在逼近苏联边境后，才返程回归美国。如此这般，B-52满载核弹的军事飞行反复持续了多次。此外，华府命令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显而易见，美国在向苏联传递明确无误的严重警告。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在克里姆林宫决策层中，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代表的鸽派尝试减缓苏、中两国之间紧绷的军事对峙的局势。柯西金赴河内出席胡志明的吊唁仪式后，搭机飞回苏联境内时，接到中方同意他提出的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的建议。他获得勃列日涅夫的首肯。9月11日，周、柯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谈。

　　历史证明，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谈。会谈中，周、柯两人均同意启动外交谈判以解决边界问题，并同意维持边界现状以及避免武装冲突。仅双方同意重新启动两国外交谈判以解决边界问题这一条，开始将两国决策层的视线从军事对决移往外交谈判，就对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必然性“予以釜底抽薪提供了可能性。

　　在前述三层因素交替作用之下，苏联拟对中国发动核袭击的计划不免胎死腹中。一场核浩劫终于与中，苏两国亿万民众擦肩而过，举世额手称庆。

　　至此，读者难免会说，上述解释启人疑窦：既然周、柯会谈业已推动两国着手化解危急的临战局面，为什么一个月后林彪又心急火燎似地发布他的第一号命令呢?原来两国互动的过程是错综复杂的，其间可靠性不足却实在无法忽略的其他因素也会突如其来。

　　北京战略研究机构对柯西金回国后的事态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分析，结论是事态不容乐观。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柯西金飞回莫斯科时，苏方决策层中没有重要人士赴机场迎接;二是会谈后周恩来写信给柯西金，敦促苏方与中方磋商并落实北京会谈中双方已经达成共识的事项，苏方却迟迟不甚搭理，等等。中方认为，苏方根本没有缓和紧张情势的诚意。

　　其间，中方又接获几条具有紧迫性的机密情报(此处不赘)，揭示了一场核袭击迫在眉睫。尽管事后审视，此等情报可靠性存疑，当时却有不容迟疑的紧迫性。

　　在此等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事不宜迟，立即决定乘专列避往武汉。毛离开中南海前，先让专列锅炉生火等待启动，他一上火车可以立即启动。

　　当时决策层作为紧急应变措施，多数人均需离京奔赴各地，仅黄永胜等人赶赴西山作战指挥中心。江青却坚持留在北京，替毛泽东观察各方情况。当时江青作为个人的应变措施，还学会了驾车技术。她担心苏联特种部队会降落北京，发动突袭，一旦她的司机、警卫都已阵亡，她还可以自己驾车避险。当时决策层的紧迫心态，略见一斑。

　　据中办主任汪东兴事后告诉军委办事组成员说，毛泽东临行用餐时，江青赶来一叙。她赶过来，是想陪毛用一顿餐。江青吩咐服务员再拿来一副碗筷，却被毛喝止说，他马上要动身，不能再耽搁，让江青另找地方用餐。江青只能悻悻而别。

　　毛泽东匆匆告别北京，林彪一家也赶紧迁往苏州避居。连文革期间被打倒或整肃的中共领导人也被迅速驱离北京，散居各地，如刘少奇被押赴河南开封，邓小平被送往江西南昌，连叶剑英也被疏散至湖南长沙，等等。

　　在这样的语境、氛围中，“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被紧急发出，就可以理解了。由此可见，在一场核危机的应对措施中，情况瞬息万变，届时核大国决策层的心态和心理确实是异乎寻常的。

　　下面再回到核战略的主题。核大国倾其举国之力，将此项战略决策付诸实施，几十年以来，孜孜矻矻，不稍懈怠。毋庸讳言，其宗旨就是一个“用“字。此处，“用“字涵盖了两层意义：

　　其一，在平时用于核威慑，在外交、军事上支撑其国家意志、政策的贯彻，至少震慑了敌对的核大国对其发动核袭击的可能性。这就是其核武器体系在平时的实际用处。

　　其二，一旦某个核大国面临非常巨大的挑战，危机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决策层及民众显然不能承受下一步势必出现的更为艰难的局面，如此，决策层难免萌生缩头一刀、伸头也是一刀的心理境界，堪比“逼上梁山“的心态。值此情况，其核武体系就在真实使用的层面上派上了用场。

　　时至今日，倘若人们还执着于核大国决策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敢贸然使用核武器，则类同于书生论政了。彼辈需要认真重温现代史重大事件中核大国战略博弈、互动的过程以及核大国决策层的思路及心态的变化历程。

　　核大国决策层在一场核对峙的过程中，究竟是如何评估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呢?有一条底线思维，即务必不把核对手逼迫至考虑使用终极武器的境地，而不是考虑届时核对手敢不敢使用终极武器的问题。

　　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一旦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核战争，是没有胜负之分的，结局无非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至于核大国决策层在核对峙中的底线思维，决不会类似于夏桀时代老百姓关于时局艰危而发出“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感叹。那一层感慨毕竟是发自群氓之口，与决策层的心理感受是隔膜甚至绝缘的。

　　基此，核大国决策层处理一场核对峙的底线思维必然是：务必不把核对手逼迫至考虑使用终极武器的境地。这是核战略及其组成部分核威慑战略的真谛。

　　至于未来一场紧张的核对峙究竟是否会急剧演变成惨绝人寰的核浩劫，必然受到多层变数的交替影响。祸福吉凶，实非专著或论文所能逆料。一言以蔽之，非惟人谋，抑亦天意。身居各国庙堂者，届时务必善尽人谋，怵惕天象而已。

　　关于两个或多个核大国处在军事对峙甚至核对峙中，某方是否会率尔首先使用战术核武器一节，兹事体大。在核战略学说中，在战术核武器与战略核武器是否会被某方首先使用的问题上，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区别。在核时代，核大国对战术核武器的使用也是极其谨慎的，可以说，这与战略核武器的使用同样持有极其谨慎的立场。

　　事实上，除了在日本广岛、长崎扔过两颗原子弹以外，在核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军事对峙的漫长而激烈的历程中，核大国从未使用过一次战术核武器。此即明证。之所以如此，自然有言之成理的原因：

　　说到底，战术核武器毕竟也是核武器，与战略核武器相比，仅有爆炸当量大小的不同，却没有性质的区别。此其一。

　　一旦使用了战术核武器，就意味着跨过了核门槛。紧接着，核大国之间势必会在军事上急剧采取行动及反制行动。电闪雷鸣之际，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可能已经登场了。究其惨烈后果，不知伊于胡底。此其二。

　　有鉴于此，在战术核武器的使用问题上，核大国均持有极其谨慎的立场。其理由不言而喻。

　　作者为旅美学者，前斯坦福大学国际战略安全与合作中心(CISAC)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