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俄乌战争与欧亚地缘结构之变

　　俄乌战争正在重塑欧亚大陆地缘结构。这场战争可能将为冷战秩序画上最终的休止符，也会将欧亚大陆带入后帝国时代，自近代以来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博弈，将以俄罗斯这一陆权帝国的重组而进入新的阶段。随着乌军收复赫尔松，乌克兰政府明确和谈条件，以及北约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战后秩序的轮廓开始浮现。

　　俄乌战争的全球性冲击开始趋缓，越来越回复到欧洲国际体系内战，以及以北约为代表的海权体系，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激烈博弈。这其中有几个表现：俄乌战争与核战争之间的切割。战争爆发后，核战争的风险一直没有消散，直到美俄重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以及俄罗斯发布反对核战争声明之后，核战争风险才得以下降。而且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反对核战争已经成为大国共识。

　　此外，联合国体系在俄乌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喜忧参半，联合国谴责了俄罗斯的侵略战争，但是无法制止战争；联合国下属机构在人权、法律、核扩散等议题的作用不彰。同时也要看到，在联合国协调之下，乌克兰粮食外运得以继续，缓解了粮食危机。这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的失败，而是俄乌战争越来越像一场19世纪的欧洲战争。

　　第一，近代以来欧洲国际关系中，一条地缘政治逻辑就是海权与陆权之争，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从长时段来看，欧洲逐渐被卷入到海权体系之中，欧陆帝国如法国、德国，在一次次惨烈战争中逐渐被“去帝国化”；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解体了德意志帝国的同时，塑造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俄罗斯大帝国。

　　从地缘政治逻辑来说，冷战是以北约为代表的海权体系同以苏联为核心的陆权体系的大博弈，战场就在所谓的“东欧”地区。二战后，西德、法国等传统欧陆国家被纳入到北约这一海权体系之中；苏联在东欧的边界也历史性地扩张到柏林，进入欧洲心脏地带。冷战结束后，以苏联为代表的陆权体系裂解，中东欧国家加入到欧盟和北约，进而成为海权体系的一部分。

　　冷战后的俄罗斯，在欧洲的边界已经缩小到自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女皇以来的“最小边界”。俄乌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普京重塑俄罗斯帝国的冒险之举，乌克兰是欧洲国际体系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终局之战。

　　作为第一个现代海权国家，英国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举动异常积极，其战略思想根源，就在于英国与俄罗斯帝国缠斗几百年，显然已经意识到俄乌战争给海权体系带来了空前机遇。俄乌战争让北约从“脑死亡”中被激活，美国在欧洲部署了近10万人的部队，海权已经深入到欧洲心脏，逼近黑海北岸，这与19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几无差别。冷战以“无战争”“无和约”的方式在1990年代结束，但是冷战所内涵的地缘政治博弈和矛盾最终在俄乌战争中爆发出来。可以预见，俄乌战争后的和平条约，将为漫长的冷战画上句号。

　　第二，俄乌战争之后，欧亚大陆的海陆权体系将会重组。沿着近代以来的逻辑，俄罗斯帝国可能会面临“去帝国化”的转型。一战结束后，俄罗斯也面临过一次巨变，“去帝国化”意味着俄罗斯边疆地区的裂变，至少意味着莫斯科的军事政治辐射能力会急剧衰减。

　　战后的乌克兰将成为俄罗斯面对的强势且有敌意的邻国。乌克兰曾经是俄罗斯帝国的中心，现在连缓冲区都算不上了。高加索、中亚这些昔日俄罗斯的脆弱边疆地区更加自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哈萨克斯坦。经历了1月份的未遂政变之后，托卡耶夫修改宪法、举行大选，为哈萨克斯坦成为欧亚大陆新心脏中心奠定了政治基础。俄乌战争结束后的俄罗斯，亚洲陆权特性会更加突出，同时，能源和军火贸易遭受打击后，俄罗斯的权力必然急剧缩水。

　　北约虽然进一步东扩，但是北约这一海权体系也面临“过度扩张”的风险，东欧国家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之后，会冲击布鲁塞尔以及法德传统欧洲大国的地位，欧盟和北约的重心进一步向东移，远离海洋。于美国而言，北约“上岸”以及欧盟趋向陆权集团，意味着美国作为全球性海权国家的“流动性”受到抑制，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和再平衡也会遇到一系列阻力。

　　第三，俄罗斯依然能够扮演欧亚大陆地缘结构“传动轴”的角色，俄乌战争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将随着俄罗斯国家地位和角色的重新界定，而传导到太平洋沿岸。在东欧、高加索、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下降，俄罗斯重心或将进一步向北和东移动。这一转向，对北太平洋、东北亚以及北冰洋的影响，或许会在未来几十年中逐渐显现出来。届时，俄罗斯依然要面临美国等为主导的海权体系的压力。

　　作者是广州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俄乌战争正在重塑欧亚大陆地缘结构。这场战争可能将为冷战秩序画上最终的休止符，也会将欧亚大陆带入后帝国时代，自近代以来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博弈，将以俄罗斯这一陆权帝国的重组而进入新的阶段。随着乌军收复赫尔松，乌克兰政府明确和谈条件，以及北约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战后秩序的轮廓开始浮现。

　　俄乌战争的全球性冲击开始趋缓，越来越回复到欧洲国际体系内战，以及以北约为代表的海权体系，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激烈博弈。这其中有几个表现：俄乌战争与核战争之间的切割。战争爆发后，核战争的风险一直没有消散，直到美俄重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以及俄罗斯发布反对核战争声明之后，核战争风险才得以下降。而且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反对核战争已经成为大国共识。

　　此外，联合国体系在俄乌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喜忧参半，联合国谴责了俄罗斯的侵略战争，但是无法制止战争；联合国下属机构在人权、法律、核扩散等议题的作用不彰。同时也要看到，在联合国协调之下，乌克兰粮食外运得以继续，缓解了粮食危机。这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的失败，而是俄乌战争越来越像一场19世纪的欧洲战争。

　　第一，近代以来欧洲国际关系中，一条地缘政治逻辑就是海权与陆权之争，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从长时段来看，欧洲逐渐被卷入到海权体系之中，欧陆帝国如法国、德国，在一次次惨烈战争中逐渐被“去帝国化”；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解体了德意志帝国的同时，塑造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俄罗斯大帝国。

　　从地缘政治逻辑来说，冷战是以北约为代表的海权体系同以苏联为核心的陆权体系的大博弈，战场就在所谓的“东欧”地区。二战后，西德、法国等传统欧陆国家被纳入到北约这一海权体系之中；苏联在东欧的边界也历史性地扩张到柏林，进入欧洲心脏地带。冷战结束后，以苏联为代表的陆权体系裂解，中东欧国家加入到欧盟和北约，进而成为海权体系的一部分。

　　冷战后的俄罗斯，在欧洲的边界已经缩小到自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女皇以来的“最小边界”。俄乌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普京重塑俄罗斯帝国的冒险之举，乌克兰是欧洲国际体系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终局之战。

　　作为第一个现代海权国家，英国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举动异常积极，其战略思想根源，就在于英国与俄罗斯帝国缠斗几百年，显然已经意识到俄乌战争给海权体系带来了空前机遇。俄乌战争让北约从“脑死亡”中被激活，美国在欧洲部署了近10万人的部队，海权已经深入到欧洲心脏，逼近黑海北岸，这与19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几无差别。冷战以“无战争”“无和约”的方式在1990年代结束，但是冷战所内涵的地缘政治博弈和矛盾最终在俄乌战争中爆发出来。可以预见，俄乌战争后的和平条约，将为漫长的冷战画上句号。

　　第二，俄乌战争之后，欧亚大陆的海陆权体系将会重组。沿着近代以来的逻辑，俄罗斯帝国可能会面临“去帝国化”的转型。一战结束后，俄罗斯也面临过一次巨变，“去帝国化”意味着俄罗斯边疆地区的裂变，至少意味着莫斯科的军事政治辐射能力会急剧衰减。

　　战后的乌克兰将成为俄罗斯面对的强势且有敌意的邻国。乌克兰曾经是俄罗斯帝国的中心，现在连缓冲区都算不上了。高加索、中亚这些昔日俄罗斯的脆弱边疆地区更加自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哈萨克斯坦。经历了1月份的未遂政变之后，托卡耶夫修改宪法、举行大选，为哈萨克斯坦成为欧亚大陆新心脏中心奠定了政治基础。俄乌战争结束后的俄罗斯，亚洲陆权特性会更加突出，同时，能源和军火贸易遭受打击后，俄罗斯的权力必然急剧缩水。

　　北约虽然进一步东扩，但是北约这一海权体系也面临“过度扩张”的风险，东欧国家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之后，会冲击布鲁塞尔以及法德传统欧洲大国的地位，欧盟和北约的重心进一步向东移，远离海洋。于美国而言，北约“上岸”以及欧盟趋向陆权集团，意味着美国作为全球性海权国家的“流动性”受到抑制，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和再平衡也会遇到一系列阻力。

　　第三，俄罗斯依然能够扮演欧亚大陆地缘结构“传动轴”的角色，俄乌战争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将随着俄罗斯国家地位和角色的重新界定，而传导到太平洋沿岸。在东欧、高加索、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下降，俄罗斯重心或将进一步向北和东移动。这一转向，对北太平洋、东北亚以及北冰洋的影响，或许会在未来几十年中逐渐显现出来。届时，俄罗斯依然要面临美国等为主导的海权体系的压力。

　　作者是广州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