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国家间网络领域的威慑、冲突管理和事态降级的关键是什么？

　　冲突会否失控，取决于各方对敌对行动的规模进行理解和沟通的能力。不幸的是，当涉及到网络冲突时，人们在冲突规模或其与传统军事措施的对应关系方面，没有达成一致。某一方认为业已获得同意的游戏或战斗，或许在另一方眼中并非如此。

　　10年前，美国使用网络破坏，而不是炸弹来摧毁伊朗的核浓缩设施，伊朗也以网络攻击作为回应，摧毁了沙特阿美公司的3万台电脑，并扰乱了多家美国银行的系统。今年夏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实施严厉制裁后，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整个过程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特朗普最初计划回敬一场导弹打击，但却在最后一刻取消计划，转而发动网络攻击，摧毁了伊朗军方用来袭击油轮的关键数据库。同样，这造成了一定破坏，但依然没有人员伤亡。

　　随后，伊朗直接或间接地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沙特的两个主要石油设施实施了一场精密打击。虽然看来没有或只有轻微的人员伤亡，但这次袭击意味着损失和风险显著增加。

　　这种对局势的洞察力和控制事态升级的问题并不新鲜。1914年8月，欧洲主要大国都预期会爆发一场短暂而激烈的“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甚至预计部队将在圣诞节前停战归国。

　　在奥地利大公6月被刺杀后，奥匈帝国想要狠狠教训一下塞尔维亚，德国则表态会给予奥地利盟友无限支持，而不是看着它受辱。但是，当德皇威廉二世7月底度假回来，发现奥地利是如何利用德国的支持时，他尝试将事态降温的努力已为时已晚。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能获胜，并且差点就成功。

　　如果威廉二世、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1914年8月就能预见四年多之后，他们都将丢掉王位，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领土被肢解，他们肯定不会参战。

　　自1945年以来，核武器一直扮演着水晶球的作用，让领导人可以从中瞥见一场大战所隐含的灾难。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则让各方领导人都认识到缓和局势、军备控制沟通以及制定冲突管理的规则的重要性。

　　当然，网络科技缺乏核武器的明显毁灭性影响，而由于没有水晶球来预测所可能出现的结果，这就产生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在冷战期间，两个大国都避免直接交战，但在网络冲突中却并非如此。然而，所谓网络珍珠港事件的威胁却被夸大了，因为大多数网络冲突都不超过武装冲突规则所规定的界限。它们能造成经济和政治影响，却不会杀伤人命。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分别利用网络盗窃知识产权和干预选举，就威胁要动用核武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美国的原则，威慑并不局限于网络回应(尽管这是可能的)。针对各领域或部门的网络攻击，美国将使用与所造成的破坏成正比的任何武器做出回应。武器的选择范围可以从点名羞辱到经济制裁，再到动能武器。

　　今年早些时候，一项名为“持久交战”的新原则，被描述为不仅破坏对方的攻击，而且有助于加强威慑。但是，入侵网络以收集情报或破坏敌方攻击，与发起进攻行动之间在技术方面的重叠，往往使人难以分辨究竟是在令局势升级或在缓和局势。与其像“持久交战”的支持者有时强调的那样，依赖于私下的谈判，也许还须要进行明确的沟通，以限制事态升级。

　　毕竟，我们不能假定自己有足够的经验，去理解何谓网络空间中得到各方同意的竞争行为，也不能确定自己在其他国家的网络中采取的行动，会被如何解读。例如，俄罗斯利用网络干预美国大选，就不是一个各方同意的竞争行为。在网络这类新领域中，公开而不仅仅是私下的沟通，可以扩大我们对相关行动界限的有限认识。

　　网络军备控制条约的谈判虽然困难重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外交手段不可行。在网络领域，武器和非武器之间的区别可能只是一行代码，或者取决于用户的意图，同一程序可以用于合法或恶意目的。但如果这会使传统的军备控制条约无法产生效果，那么仍有可能对某些类型的民用目标(而不是武器)设限，并就限制冲突的粗略规则进行谈判。

　　无论如何，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性将难以维持。由于这方面的技术创新要比核领域更快，因此网络战争的特点，就是各方对自身遭到突袭的恐慌都将不断加剧。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好的归因取证可能会增强惩罚的作用;通过加密或机器学习进行更好的防御，可能会增加预防和拒绝的作用。此外，随着各个国家和组织逐渐了解网络攻击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各方在互联网上的复杂联系，对自身经济利益的日益重要性，对网络战效用的成本效益计算可能会发生变化。

　　然而，在这一点上，网络领域的威慑、冲突管理和事态降级的关键在于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并扩大敌对各方的沟通进程。

　　作者是哈佛大学教授，即将出版新著《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和外交政策》(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

　　冲突会否失控，取决于各方对敌对行动的规模进行理解和沟通的能力。不幸的是，当涉及到网络冲突时，人们在冲突规模或其与传统军事措施的对应关系方面，没有达成一致。某一方认为业已获得同意的游戏或战斗，或许在另一方眼中并非如此。

　　10年前，美国使用网络破坏，而不是炸弹来摧毁伊朗的核浓缩设施，伊朗也以网络攻击作为回应，摧毁了沙特阿美公司的3万台电脑，并扰乱了多家美国银行的系统。今年夏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实施严厉制裁后，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整个过程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特朗普最初计划回敬一场导弹打击，但却在最后一刻取消计划，转而发动网络攻击，摧毁了伊朗军方用来袭击油轮的关键数据库。同样，这造成了一定破坏，但依然没有人员伤亡。

　　随后，伊朗直接或间接地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沙特的两个主要石油设施实施了一场精密打击。虽然看来没有或只有轻微的人员伤亡，但这次袭击意味着损失和风险显著增加。

　　这种对局势的洞察力和控制事态升级的问题并不新鲜。1914年8月，欧洲主要大国都预期会爆发一场短暂而激烈的“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甚至预计部队将在圣诞节前停战归国。

　　在奥地利大公6月被刺杀后，奥匈帝国想要狠狠教训一下塞尔维亚，德国则表态会给予奥地利盟友无限支持，而不是看着它受辱。但是，当德皇威廉二世7月底度假回来，发现奥地利是如何利用德国的支持时，他尝试将事态降温的努力已为时已晚。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能获胜，并且差点就成功。

　　如果威廉二世、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1914年8月就能预见四年多之后，他们都将丢掉王位，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领土被肢解，他们肯定不会参战。

　　自1945年以来，核武器一直扮演着水晶球的作用，让领导人可以从中瞥见一场大战所隐含的灾难。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则让各方领导人都认识到缓和局势、军备控制沟通以及制定冲突管理的规则的重要性。

　　当然，网络科技缺乏核武器的明显毁灭性影响，而由于没有水晶球来预测所可能出现的结果，这就产生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在冷战期间，两个大国都避免直接交战，但在网络冲突中却并非如此。然而，所谓网络珍珠港事件的威胁却被夸大了，因为大多数网络冲突都不超过武装冲突规则所规定的界限。它们能造成经济和政治影响，却不会杀伤人命。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分别利用网络盗窃知识产权和干预选举，就威胁要动用核武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美国的原则，威慑并不局限于网络回应(尽管这是可能的)。针对各领域或部门的网络攻击，美国将使用与所造成的破坏成正比的任何武器做出回应。武器的选择范围可以从点名羞辱到经济制裁，再到动能武器。

　　今年早些时候，一项名为“持久交战”的新原则，被描述为不仅破坏对方的攻击，而且有助于加强威慑。但是，入侵网络以收集情报或破坏敌方攻击，与发起进攻行动之间在技术方面的重叠，往往使人难以分辨究竟是在令局势升级或在缓和局势。与其像“持久交战”的支持者有时强调的那样，依赖于私下的谈判，也许还须要进行明确的沟通，以限制事态升级。

　　毕竟，我们不能假定自己有足够的经验，去理解何谓网络空间中得到各方同意的竞争行为，也不能确定自己在其他国家的网络中采取的行动，会被如何解读。例如，俄罗斯利用网络干预美国大选，就不是一个各方同意的竞争行为。在网络这类新领域中，公开而不仅仅是私下的沟通，可以扩大我们对相关行动界限的有限认识。

　　网络军备控制条约的谈判虽然困难重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外交手段不可行。在网络领域，武器和非武器之间的区别可能只是一行代码，或者取决于用户的意图，同一程序可以用于合法或恶意目的。但如果这会使传统的军备控制条约无法产生效果，那么仍有可能对某些类型的民用目标(而不是武器)设限，并就限制冲突的粗略规则进行谈判。

　　无论如何，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性将难以维持。由于这方面的技术创新要比核领域更快，因此网络战争的特点，就是各方对自身遭到突袭的恐慌都将不断加剧。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好的归因取证可能会增强惩罚的作用;通过加密或机器学习进行更好的防御，可能会增加预防和拒绝的作用。此外，随着各个国家和组织逐渐了解网络攻击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各方在互联网上的复杂联系，对自身经济利益的日益重要性，对网络战效用的成本效益计算可能会发生变化。

　　然而，在这一点上，网络领域的威慑、冲突管理和事态降级的关键在于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并扩大敌对各方的沟通进程。

　　作者是哈佛大学教授，即将出版新著《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和外交政策》(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