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涛：土耳其与“东突”的“不解之缘”

 　　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之后，有一个向来被关注较少的国家显得格外惹眼，表现也特别鲁莽，它就是土耳其。对“7·5”事件，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模糊立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土耳其的反应格外激烈：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扬言要给热比娅签证，还将“7·5事件”说成是“种族灭绝”，企图将此事提交到联合国，以引起更大的国际关注;有土耳其高官扬言要抵制中国商品;土耳其示威者攻击中国大使馆并焚烧中国国旗与商品;土耳其外交部门表示“严重关切”;土耳其反对党“民族行动党”(MHP)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发表反中言论，并要求政府对中国更加强硬;土耳其各媒体更是纷纷报道，以不实和片面之词攻击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甚至就“7·5”事件发表了很多完全颠倒是非的报道，对不明真相的土耳其民众造成了恶劣影响，等等等等。在此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了解土耳其这个国家与“东突”到底有何瓜葛，它自身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土耳其如何看待中国。

　　一

　　土耳其这个国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欧洲人亦称之为土耳其帝国)。该帝国的建立者是一个从中亚西迁到小亚细亚的突厥部落。奥斯曼帝国绵延六百余年(1299-1919年)，辉煌一时，其最强盛是在16世纪，疆域地跨欧亚非三大陆，地中海当时就是它的内陆湖。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绑在一起。战败后，帝国就分崩离析了。1923年，那些讲突厥语的人最后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

　　历史上，在突厥部落西迁和创业的过程中，他们与当地其他不同的种族通婚、融合并改变了种族特征，形成为新的民族。但其自身的语言和文化得以保留，这是现代土耳其人延续其与中亚之关系的最重要基础。突厥语是阿尔泰语系下面的一个语族，该语族下又包含很多不同的方言，现代土耳其语就是突厥语族的重要方言之一，其他的突厥语族方言还包括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等数十种。语言的相近使这些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之间交流起来障碍比较小，另外一个共性是，他们多数都信仰伊斯兰教。在土耳其访学期间，我遇到过很多来自中亚地区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选择来土耳其留学，除了经济上比较便宜和土耳其教育比较发达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语言上基本没有障碍。比如，一个来自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花四个月的时间就基本掌握了土耳其语。

　　历史上，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统治者的土耳其人，对中亚的记忆是逐渐淡化的。换句话说，土耳其人一直是往西看的，到现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渴望加入欧盟。但有一个变化值得注意，那就是自19世纪以来，土耳其人又“重新发现”了自身的中亚传统。那时候，随着欧洲的胜出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其他欧洲、北非和阿拉伯的不同民族开始离心离德。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失败之后，一些曾留学欧洲并习得一点了欧洲东方学知识的土耳其精英，开始为帝国境内讲突厥语的这群人谋划未来。与此同时，他们也受到了中亚地区一些讲突厥语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些知识分子是因为当时俄国对中亚的压力而流亡到土耳其的。这些人都讲突厥语，所以，先是为奥斯曼帝国设计了一个用“突厥”来同化其他民族的方案。但帝国很快就垮掉了，方案也就流产了。

　　但在上述过程中，为了激发帝国境内讲突厥语人群的民族意识，“突厥”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被复活了，这些失败和失意的人还幻想着把从土耳其到中亚的讲突厥语之不同民族统一起来，这就形成了我们所知道的“泛突厥主义”。泛突厥主义很自然地把新疆的维吾尔人也划到了他们想象的势力范围之内。在20世纪初，也就是奥斯曼帝国崩溃前夕，有一些土耳其人在当时帝国政府的支持和默许下来到新疆，宣传泛突厥主义。这便是土耳其与新疆自近代以来形成的一种关系。

　　土耳其人向新疆地区传布泛突厥主义的时期，正是我们的民国时期。当时有不少的维吾尔人受到影响，并到土耳其留学，有的就在土耳其定居下来，有的回国后继续从事泛突厥主义活动，并在1949年之前搞过两次短暂的所谓“建国”。失败后，有一些人就逃亡到了土耳其。据报道，如今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大概有10万人(有土耳其官员说至少30万人)。其中不乏在政治、学术、文化和其他领域中有成就的人，这些人要么本身就是“东突”分子，要么就是在土耳其的“东突”势力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他们在土耳其成立了近二十个“疆独”组织，如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东突厥斯坦国民大会、东突厥斯坦独立联合会，等等。这些组织经常通过游行、媒体、自印刊物等方式和途径表达意见。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土耳其中央和地方政府施加影响。比如，在距离安卡拉不太远的开塞利市，就有一个维吾尔人聚居的社区——耶尼马哈莱，开塞利地区的维吾尔人及其组织就对该市政客有较大影响，他们也经常参加维吾尔人组织的活动。近年来，也有一些维吾尔人为了工作来到土耳其。由于他们可以很快掌握土耳其语，自身又有汉语基础，所以，可以很容易地为到土耳其旅游的中国旅行团当导游。

　　二

　　从历史上看，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以政治现实主义反对泛突厥主义的幻想。但是，在20世纪初的土耳其，“突厥意识”已经深入文化和知识领域，已经无法从文化上完全否定泛突厥主义了。况且，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需要重建自身的民族认同，“突厥”这个历史因素在国家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被广泛强调。1924年，根据凯末尔的命令，土耳其建立了一所“突厥学研究院”(TürkiyatEnstitüsü)，负责研究土耳其的历史与文化。凯末尔亲自为这个研究院挑选了院徽：天山脚下，一条张开血盆大口的灰狼，手持一把火炬。凯末尔向当时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富阿特?克普鲁律(FuatK?prülü)解释说：“富阿特先生，白雪覆盖的天山脚下，是那手持火炬的灰狼，那火炬正是对新生土耳其共和国的科学表述;我们从幼年走过的路上，灰狼是我们的向导，它代表着我们土耳其主义的国家在安纳托利亚这块土地上的建立!”中亚草原乃至中国西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中，狼一直是个重要的图腾，狼图腾也为古代突厥部族所崇拜。凯末尔选择灰狼作为突厥学研究院的徽标，自然有把土耳其的历史追溯到古代突厥人的意思。从这一点即可以看出泛突厥主义对凯末尔这一代人的影响。实际上，早在1922年，凯末尔就命令发行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第一套邮票，这套邮票在意大利刊印，邮票的主体画面就是一条奔跑中的灰狼。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灰狼的形象在土耳其日益流行，在邮票、纸币、商标、校服上都可以看到灰狼，甚至在凯末尔收到的礼物中，也有一些以灰狼为形象，凯末尔案头所用的镇纸也不例外。凯末尔对灰狼这一图腾的钟爱，以及灰狼形象在土耳其公共领域中的流行，反映出共和国建立后土耳其民族主义迅速普及开来，并受到了国家政权的大力支持。

　　凯末尔党人从20年代末期开始着手重新书写土耳其的民族历史，到30年代初提出了“土耳其史观”(TürkTarihTezi)，并据此编写了新的土耳其历史教科书。该史观把土耳其民族的历史推延到史前时期，并认为土耳其人是新石器时代生活在中亚的、具有当时世界最高文明发展程度的白种人，后来由于气候的变迁，土耳其人四处迁徙，并把他们的高级文明传播至世界各地，从而数千年前活动在小亚细亚地区的赫梯人也就成了土耳其人。“土耳其史观”的提出主要是为了与西方歧视土耳其人的史观相抗衡，从而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并建立起一以贯之的民族认同感。另外，“土耳其史观”把土耳其人的历史无限延伸到久远的过去，并认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迁徙之后的土耳其人在世界各地形成为新的民族，这就与泛突厥主义的主张不同。但“土耳其史观”仍然把土耳其历史追溯到中亚，并借助很多泛突厥主义的文化主张，从而间接地强化了泛突厥主义。这也就是说，凯末尔党人当年根本无法从文化上摆脱泛突厥主义。

土耳其之父——凯末尔

　　到40年代的时候，由于缺乏史实根据，“土耳其史观”被清除出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从最新版的土耳其历史教科书来看，它有这样的突出特点：它已经完全抛弃了“土耳其史观”强调种族因素的内容;在把安纳托利亚说成是伟大文明的故乡之同时，不再说赫悌文明是土耳其人的创造;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不再追溯到远古，而是从11世纪开始算起，认为安纳托利亚的第一个伟大的突厥国家是塞尔柱帝国。但这不妨碍说土耳其人的古代历史是伟大的，因为，新的历史教科书转而开始强调三个因素：(1)突厥人的建国能力，即突厥人曾创立了很多伟大的帝国，最早的是匈奴帝国;(2)突厥人对伟大文明的继承，说来到安纳托利亚的突厥人是这里所有古代伟大文明的继承人;(3)强调了突厥人与伊斯兰文明的融合及贡献。

　　可见，“突厥”是土耳其人永远都无法摆脱的一个幻梦。土耳其人采用“XX突厥”作为自己的姓或者名，还有的人干脆使用“灰狼”作为自己的姓名。民族认同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土耳其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显学”，而且非常有市场。90年代土耳其非小说类的一本畅销书，就是关于突厥认同的，该书作者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灰狼”。

　　三

　　对土耳其来说，泛突厥主义的确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政治工具。比如，在冷战期间，由于中亚是苏联的地盘，而土耳其是美国为首的北约成员国，美国希望土耳其能够利用其文化上的影响力来鼓动中亚地区的政治动荡，以削弱苏联。冷战结束以后，土耳其又称为美国进军中亚的排头兵。土耳其在中亚的活动，其背后通常都有美国的影子。比如，最近，在美国力图继续租用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空军基地的过程中，有一个条件就是美国出钱由土耳其以投资的形式来回报吉国。土耳其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它在这里有长期的文化存在。当然，这并不是说，土耳其人在中亚地区开展的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活动，都体现着美国的利益，而是说，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一旦有需要，土耳其人可以利用其在中亚地区各个领域的文化和经济影响，服务于美国的政治利益。

　　另外，冷战后，中亚地区也出现了宗教极端势力，成为美国全球安全布局中的不稳定因素，土耳其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其伊斯兰复兴具有深厚的现代主义特质，支持这种土耳其式的、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在中亚扩大影响，也符合美国利益。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中，美国一直以来都是鼎力相助，奥巴马上台后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了美国的这种支持态度。在美国看来，只有支持土耳其的亲西方定位，才符合美国在中亚和中东地区的利益。但从土耳其这方面来说，它正逐渐改变向西方“一边倒”的战略定位，不想再毫无条件地追随美国，比如，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土耳其议会就拒绝通过允许美国使用土耳其军事基地的议案。美国智库有关人士一再提醒政府说，2002年上台的正发党(AKP)是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它正在悄悄地改变土耳其的亲西方立场。

埃尔多安和正发党

　　同样地，对土耳其来说，冷战结束以后，它也开始重新规划其国家定位，具体表现就是改变其向西方“一边倒”的做法，开始重视发展与中东穆斯林世界和中亚新独立的讲突厥语各国的关系。尤其是在中亚地区，土耳其自认是一个与中亚地区有着重要的文化、语言、种族和历史联系的国家，把中亚作为其对外战略的重要部分，并在中亚推行经济-文化上泛突厥主义。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土耳其利用其“软实力”，大力推行土耳其语教育、培训、音乐和广播电视等，大大拓展了外交活动的空间，俨然成为苏联“老大哥”后的新“老大哥”。不过，中亚各国在政治上对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保持了高度警惕。

　　2008年6月，笔者在土耳其开会期间，时任土耳其总理外交总顾问的阿赫麦特?达伍特奥鲁(AhmetDavuto?lu，现任土耳其外交部长)在会上比较清楚地阐释了当代土耳其的外交构想。达伍特奥鲁是土耳其外交中主张“新奥斯曼主义”的一个代表者，所谓新奥斯曼主义，简单来说，就是要改变紧跟西方的传统策略，回归奥斯曼帝国时代那种多元主义，强调重视北非、东欧、中东乃至中亚这些地区，重建土耳其国家定位中的主体性，强调文化和文明在国家定位和外交中的作用，其目标显然是要使土耳其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土耳其成为地区性大国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要加强与中亚地区的联系，成为中亚能源输出的“能源过道国”。

　　四

　　从土-中关系的角度来看，两国之间经济贸易交往发展顺利，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的国家利益冲突。自1971年8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特别自80年代起，高层互访增多，关系发展较快。其间，中土双方还就不同问题达成了多项双边协定。尤其是在合作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方面，自90年代中期以来，土耳其官方采取了比较积极合作态度。1995年，土耳其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SüleymanDemirel)访问中国之后，土耳其政府发布了一道由总理麦苏特?耶尔马兹(MesutY?lmaz)签署的密令，密令指出，中国政府对由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后裔所建立的社团的活动感到不安，密令要求土耳其各级公务员不得参加这些社团的各类活动和集会。2000年2月15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会见了来访的土耳其内政部长萨阿德丁?坦坦。朱镕基表示，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并支持中土两国公安、内政警察部门进行友好交往与合作。中土两国刚刚签署的打击跨国犯罪的合作协议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将促进中土两国政府在打击跨国刑事犯罪、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国际恐怖活动及警用科技装备和情报信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萨阿德丁?坦坦表示，土耳其政府重视发展与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绝不允许反华分裂分子利用土领土从事反华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2002年4月朱镕基与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进行了会谈。这次会谈中，双方还公开地涉及到了“东突”问题。朱镕基表示：我们注意到土耳其政府近年来一再强调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限制在土“东突”分子的反华分裂活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目前“东突”分子仍在顽固地从事反华分裂活动，一些在阿富汗进行反华恐怖暴力活动的“东突”恐怖势力正在寻找新的基地，土耳其是其重要的转移方向。中土两国作为地区重要国家，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共同打击“东突”恐怖分子，符合两国维护安全与稳定的根本利益。我们希望中土双方更密切地合作，共同防止“东突”恐怖分子给中土关系造成损害。埃杰维特表示，土耳其反对世界上任何恐怖主义活动，土中双方在反恐领域进行了良好合作;近年来，土中两国在这一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增加了，我们愿意与中方继续加强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对于在土耳其部分“东突”分子的活动，土方将加强限制，土耳其政府不会支持“东突”的恐怖主义活动。

　　考虑到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土耳其官方做一些态度明确的表态是很自然的，但“言多行少”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五

　　在土耳其有大量当地维吾尔人组织和其他一些同情“东突”势力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知识分子和人权组织。从土耳其政治发展的历史来看，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的影响一般都处于较边缘地位。在当代土耳其，最大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就是民族行动党，该党早期受美国资助，持极端反共立场，并坚持极端民族主义，对外主张泛突厥主义。2007大选中，民族行动党实力大涨，它赢得了14.3%的选票，获得71个议会席位。民族行动党是土耳其泛突厥主义者的大本营，其中不乏同情“东突”的党员。“7·5”之后，该党领袖巴赫彻里公开发表了谴责中国政府的言论。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民族行动党与土国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的不同人士在不同场合都以“7·5”事件向埃尔多安政府施压，说政府应该强硬表态，说埃尔多安政府执政七年了，却没有在维吾尔问题上有任何作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土耳其在“7·5事件”上的激烈反应，还部分地带有国内政党斗争的影响，反对党以此攻击执政党，而各政党为了迎合民间对维吾尔人的同情，又在比赛谁的调门更高。无论如何，政府表态就算是引起什么政治后果，反对党也不必负责。有一些支持“东突”的人看到土耳其政府为了国家的大目标而采取与中国进行务实合作的态度时，当然更会表达反对意见，尤其是在遇到“7·5事件”这样的问题时，更不会放过大肆炒作的机会。

　　另外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土耳其民众获得信息的途径是经过过滤的。首先，当然是土国境内外的“东突”势力和各种维吾尔人组织的声音非常强大，他们是土耳其人获取“7·5”乃至所有关于新疆问题之知识的主要来源;其次，土耳其国内的知识分子和媒体无论是秉承某种程度的泛突厥主义还是泛伊斯兰主义，都会亲“东突”、反中国，有此背景，也就容易想见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报道;再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维吾尔人已经被几乎所有的土耳其人看作是“突厥兄弟”，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天然”认知。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势必会造成信息和舆论的“一边倒”。在这种舆情之下，很容易煽动起对“东突”的同情和支持，也更容易煽动起对中国的激烈反对态度。这样的舆情自然给现政府以极大压力，反对党一旦利用这种压力，政府就不能不表态。当然，这并不是说土政府完全就是被动的，而是说，政府的表态既有民意的基础，也有政客们自身的关切和倾向。所以，我们只能不得不遗憾地说，在涉及新疆的问题尤其是“东突”问题上，土耳其这个国家从下到上都具有某种反中情结，只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的反应与表现不同罢了。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高调反中的这一波浪潮中，总理与外交部之间存在博弈。简单来说就是，它们相互之间没有彼此通气，或者说，彼此很难说服对方，当然，它们各有自己的考虑。土耳其外交部代表了相对比较理性的声音，它知道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很多问题上土耳其需要中国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它也知道在乌鲁木齐事件上应该怎么样做，才能不激怒中国，也是土外交部一直拒绝给热比娅签证，土耳其外交部长达伍特奥鲁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的沟通，有为当前紧张关系“灭火”的味道;而总理所代表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则可能更多地是考虑到舆情和反对党的压力，另外，埃尔多安的过激言论表现出了他倾向伊斯兰主义的非理性，当然也是其政治上不成熟和无能的一个表现。最终，土耳其是否会给热比娅签证，将取决于总理和外交部之间的博弈，也就是哪一种意见最终会占上风。

　　六

　　在土耳其生活期间，偶尔也会问土耳其朋友对“东突”问题的看法，其实，有很多土耳其人根本就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个别了解中国的朋友往往会说，你们有“东突”问题，我们有PKK，都是一样的。PKK就是库尔德工人党，这个组织力图使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族人独立，分裂土耳其，现已被国际社会定性为恐怖组织。在安卡拉的时候，我曾经跟很多的库尔德人作邻居。他们与讲突厥语土耳其人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很正常的，但我发现，他们的交往多数只限于泛泛之交，库尔德人一般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小圈子活动的。土耳其历届政府在对待库尔德问题上的态度都是明确的。即使现在的埃尔多安政府更加强调用民主的手段解决库尔德问题，但在打击PKK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埃尔多安政府也丝毫不含糊，一旦软下来，就会遭到军方以及普通土耳其选民的谴责。

　　对21世纪的土耳其来说，它还有一个最为头痛的问题，即教俗之争。土耳其目前深受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困扰，自凯末尔时代推行西方化改革以来，世俗化进程目前遇到了很多困难。当前执政的就是源自伊斯兰主义的一个政党——正发党(AKP)。AKP政府在2002年上台，就是因为它争取到了保守穆斯林的选票。土耳其国内的世俗主义者担心，依靠伊斯兰民粹主义发家的正发党正在使土耳其发生一种不同的颜色革命——“绿色革命”(绿色代表伊斯兰教)。自2007年以来，在土耳其这个原本最为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世俗主义者竟然已经逐渐地被边缘化了。AKP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之后，曾力图推动修改宪法，允许大学女生可以在校园里佩戴伊斯兰头巾，触及了该国世俗主义的底线。

　　虽然AKP的修宪案最终被宪法法院裁定为违反了世俗主义原则，但这一提案在议会获得通过，这表明土耳其的强固的世俗主义堡垒正在被逐渐攻破。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坚持凯末尔主义原则的共和人民党(CHP)近来也开始考虑要松动其世俗主义教条，在头巾问题上改变其强硬态度。土耳其总统居尔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有一件大家可能不太在意的事，就是居尔夫人戴着伊斯兰头巾，这对世俗主义的土耳其来说，是政治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世俗主义者不断地发动反对“绿化”的示威游行，但并没有改变正发党的支持率。2008年在土耳其的时候，我曾经要买一个牌子的巧克力，一位坚持世俗主义的朋友告诉我说，那是支持AKP的一家厂商，让我不要买。从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玩笑似的细节就能感觉到那种张力的存在。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尽管在伊斯兰世界属于相当温和的一类，但考虑到该国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传统，这种转向是非常剧烈的。以埃尔多安为首的伊斯兰主义政府更强调伊斯兰认同，而力图弱化“突厥”认同，因为后者一直以来是与世俗-民族主义(当然包括极端性质的)联姻。如果回顾一下埃尔多安的一些做法，就不太难理解他所代表的势力的倾向性。比如，在2009年1月29日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埃尔多安高声指责以色列滥杀无辜的不人道行径并起身退场。埃尔多安的这一姿态反映出，AKP主政的土耳其要改变其一贯亲西方的立场，甚至不惜以得罪美国和以色列来讨好国内外的“深绿”势力(详见昝涛《土耳其总理达沃斯“发飙”背后》，载《世界知识》，北京：2009年第4期)。对土耳其现政府的这一倾向，我想用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表述来为之定性，即“新泛伊斯兰主义”。前边我们强调了新奥斯曼主义，旧奥斯曼主义的历史比较复杂，这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这里我只想补充指出的是，在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历史上，奥斯曼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本来是相互补充的(详见昝涛《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兴起》，载《大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期)。那么，在土耳其的新奥斯曼主义中(如前所述，其代言人达伍特奥鲁就强调文化和文明在外交中的作用)，也就不难理解其与伊斯兰文明/文化之间存在着或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暧昧”关系。

　　笔者说破上述这一层关系的目的何在呢?答案是：警惕外部势力把“7·5”事件、新疆问题乃至“东突”问题最终定性为宗教(伊斯兰教)问题。这并不是说之前就没有这样的一种倾向性。不要忘了，“东突”的两大意识形态支柱就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东突”分子在朝圣过程中就力图以泛伊斯兰主义吸引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注意，希望能够赢取“同教兄弟”的支持和同情，这也是热比娅的一个重要策略。“东突”与中亚极端势力尤其是本·拉登的联系与合作已经证明这种策略进入了实践阶段。“7·5”事件发生后北非某前“基地”组织分支就扬言要报复中国，更是说明“东突”问题正在日益被国际极端组织“伊斯兰化”。对中国而言，这样的一个结果显然是大大不利的。在这一过程中，之前还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高调地来反对中国。现在土耳其一个伊斯兰主义的政府站出来了，所以，我们需要更加警惕土耳其现政府激烈反应的多重消极影响。不能忽视的是，埃尔多安在达沃斯上的表现使其成为穆斯林世界的“英雄”;更不可小觑的是，土耳其总理和总统的夫人们戴着伊斯兰头巾在世界各地访问的时候，为这个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做了什么样的注脚。

　　七

　　最后，再谈一点“余论”

　　第一、土耳其的立场仍将含糊，对我国十分不利。目前“东突”势力还并没有给土耳其国内带来什么麻烦，土耳其将在很长一段时期默认其存在。另外，近年来“东突”势力也改变了策略，借助于少数族群权益、人权、宗教、文化等“软话语”获得了很多不明真相者的支持与同情，这也是其能够在土耳其持续扩大影响的重要原因。土耳其境内一直存在活跃的“维吾尔民族运动”，不少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右派人士和人权组织对维吾尔人的“民族自决运动”持同情和支持态度，尤其是反对党(MHP)借此对现政府施加压力，这是土对“7·5事件”反应激烈的重要原因。单从土耳其本身来考量，在“7·5事件”这个问题上它应该不会走太远;但是，如果这个问题进一步被国际反华势力所利用，多方结合，以抹黑中国，并遏制中国的崛起，也很可能在国际上造成对我非常不利的局面，在这其中，土耳其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土耳其政府、反对党和民间在“7·5”事件上的互动性过激反应表明，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这是土耳其的典型特征。笔者当前正在研究源自土耳其的一场世界性宗教运动“居兰运动”(其领导人是法图拉?居兰，FetullahGülen，台湾学者译为“葛兰”)。一些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朋友对居兰运动在土耳其的影响深表担忧，据有关材料显示，居兰的信徒目前已经渗透和控制了土耳其的警察机构。这一运动不仅是一场温和的宗教复兴运动，它还在中亚地区推行文化上的泛突厥主义。通过各种文化和教育机构，居兰运动普及土耳其的语言与文化。居兰运动在中亚取得了最为巨大的成功，其原因就在于把伊斯兰复兴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结合起来实施。土耳其现政府与反对党以及民间在“7·5”事件上的高调互动，其实也反映出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而更多地是相互补充。

　　关于土耳其对“7·5”事件的反应，专家学者们已经给出了不同解读，但相对忽视了前述土耳其逐渐“绿化”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埃尔多安在达沃斯发飙，既迎合了国内“深绿”选民的民心，又使其成为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的“英雄”;此次针对“7·5”事件，埃尔多安再次信口开河，并不是说他嘴巴没有把门的，而也有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举动。对内，他迎合了国内民众(无论是从宗教立场还是从民族立场)对“东突”的同情，同时也封住了反对党之口，并转移了人们对其支持率连续下降的关注;对外，如果他暗示此次事件是一个宗教问题，他就能够再次赢得全球穆斯林的关注，为土耳其做广告，为其政党加分。

　　第三、就这次“7·5事件”来说，美国没有明确表态，似不符合美国的一贯做法。土耳其反应如此激烈，其中是否有美国的因素，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来下结论。但并不能排除美国支持土耳其表态的可能性。在合作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确实不想在此刻激怒中国。但美国的那些以“人权卫士”自居的反华组织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攻击中国的机会。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借土耳其之口表达他们的立场，也是有可能的。埃尔多安把“7·5”事件描述为一个“人权事件”，又能够博得西方各国以“人权卫士”自居的反华人士的交口称赞，既有利于改变土耳其在欧盟政客和人权分子心目中的形象，也表达了西方某些此刻不便于开口批评中国的人的心声。

　　最后、土耳其国力有限，有其自身头痛的大问题，它没有很大的精力和能力去关注与自身国家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外部事件，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土耳其在“7·5事件”上不会走太远。土耳其企图在中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可避免地会与上合组织发生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它就必须更加明确地表明在反恐问题上的立场。诚如一位西方学者多年前所言，土耳其长期以来都是“东突”分裂势力避难的中心，只要中国新疆的分裂运动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将很难保持中立。

 　　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之后，有一个向来被关注较少的国家显得格外惹眼，表现也特别鲁莽，它就是土耳其。对“7·5”事件，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模糊立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土耳其的反应格外激烈：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扬言要给热比娅签证，还将“7·5事件”说成是“种族灭绝”，企图将此事提交到联合国，以引起更大的国际关注;有土耳其高官扬言要抵制中国商品;土耳其示威者攻击中国大使馆并焚烧中国国旗与商品;土耳其外交部门表示“严重关切”;土耳其反对党“民族行动党”(MHP)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发表反中言论，并要求政府对中国更加强硬;土耳其各媒体更是纷纷报道，以不实和片面之词攻击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甚至就“7·5”事件发表了很多完全颠倒是非的报道，对不明真相的土耳其民众造成了恶劣影响，等等等等。在此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了解土耳其这个国家与“东突”到底有何瓜葛，它自身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土耳其如何看待中国。

　　一

　　土耳其这个国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欧洲人亦称之为土耳其帝国)。该帝国的建立者是一个从中亚西迁到小亚细亚的突厥部落。奥斯曼帝国绵延六百余年(1299-1919年)，辉煌一时，其最强盛是在16世纪，疆域地跨欧亚非三大陆，地中海当时就是它的内陆湖。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绑在一起。战败后，帝国就分崩离析了。1923年，那些讲突厥语的人最后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

　　历史上，在突厥部落西迁和创业的过程中，他们与当地其他不同的种族通婚、融合并改变了种族特征，形成为新的民族。但其自身的语言和文化得以保留，这是现代土耳其人延续其与中亚之关系的最重要基础。突厥语是阿尔泰语系下面的一个语族，该语族下又包含很多不同的方言，现代土耳其语就是突厥语族的重要方言之一，其他的突厥语族方言还包括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等数十种。语言的相近使这些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之间交流起来障碍比较小，另外一个共性是，他们多数都信仰伊斯兰教。在土耳其访学期间，我遇到过很多来自中亚地区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选择来土耳其留学，除了经济上比较便宜和土耳其教育比较发达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语言上基本没有障碍。比如，一个来自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花四个月的时间就基本掌握了土耳其语。

　　历史上，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统治者的土耳其人，对中亚的记忆是逐渐淡化的。换句话说，土耳其人一直是往西看的，到现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渴望加入欧盟。但有一个变化值得注意，那就是自19世纪以来，土耳其人又“重新发现”了自身的中亚传统。那时候，随着欧洲的胜出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其他欧洲、北非和阿拉伯的不同民族开始离心离德。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失败之后，一些曾留学欧洲并习得一点了欧洲东方学知识的土耳其精英，开始为帝国境内讲突厥语的这群人谋划未来。与此同时，他们也受到了中亚地区一些讲突厥语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些知识分子是因为当时俄国对中亚的压力而流亡到土耳其的。这些人都讲突厥语，所以，先是为奥斯曼帝国设计了一个用“突厥”来同化其他民族的方案。但帝国很快就垮掉了，方案也就流产了。

　　但在上述过程中，为了激发帝国境内讲突厥语人群的民族意识，“突厥”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被复活了，这些失败和失意的人还幻想着把从土耳其到中亚的讲突厥语之不同民族统一起来，这就形成了我们所知道的“泛突厥主义”。泛突厥主义很自然地把新疆的维吾尔人也划到了他们想象的势力范围之内。在20世纪初，也就是奥斯曼帝国崩溃前夕，有一些土耳其人在当时帝国政府的支持和默许下来到新疆，宣传泛突厥主义。这便是土耳其与新疆自近代以来形成的一种关系。

　　土耳其人向新疆地区传布泛突厥主义的时期，正是我们的民国时期。当时有不少的维吾尔人受到影响，并到土耳其留学，有的就在土耳其定居下来，有的回国后继续从事泛突厥主义活动，并在1949年之前搞过两次短暂的所谓“建国”。失败后，有一些人就逃亡到了土耳其。据报道，如今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大概有10万人(有土耳其官员说至少30万人)。其中不乏在政治、学术、文化和其他领域中有成就的人，这些人要么本身就是“东突”分子，要么就是在土耳其的“东突”势力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他们在土耳其成立了近二十个“疆独”组织，如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东突厥斯坦国民大会、东突厥斯坦独立联合会，等等。这些组织经常通过游行、媒体、自印刊物等方式和途径表达意见。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土耳其中央和地方政府施加影响。比如，在距离安卡拉不太远的开塞利市，就有一个维吾尔人聚居的社区——耶尼马哈莱，开塞利地区的维吾尔人及其组织就对该市政客有较大影响，他们也经常参加维吾尔人组织的活动。近年来，也有一些维吾尔人为了工作来到土耳其。由于他们可以很快掌握土耳其语，自身又有汉语基础，所以，可以很容易地为到土耳其旅游的中国旅行团当导游。

　　二

　　从历史上看，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以政治现实主义反对泛突厥主义的幻想。但是，在20世纪初的土耳其，“突厥意识”已经深入文化和知识领域，已经无法从文化上完全否定泛突厥主义了。况且，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需要重建自身的民族认同，“突厥”这个历史因素在国家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被广泛强调。1924年，根据凯末尔的命令，土耳其建立了一所“突厥学研究院”(TürkiyatEnstitüsü)，负责研究土耳其的历史与文化。凯末尔亲自为这个研究院挑选了院徽：天山脚下，一条张开血盆大口的灰狼，手持一把火炬。凯末尔向当时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富阿特?克普鲁律(FuatK?prülü)解释说：“富阿特先生，白雪覆盖的天山脚下，是那手持火炬的灰狼，那火炬正是对新生土耳其共和国的科学表述;我们从幼年走过的路上，灰狼是我们的向导，它代表着我们土耳其主义的国家在安纳托利亚这块土地上的建立!”中亚草原乃至中国西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中，狼一直是个重要的图腾，狼图腾也为古代突厥部族所崇拜。凯末尔选择灰狼作为突厥学研究院的徽标，自然有把土耳其的历史追溯到古代突厥人的意思。从这一点即可以看出泛突厥主义对凯末尔这一代人的影响。实际上，早在1922年，凯末尔就命令发行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第一套邮票，这套邮票在意大利刊印，邮票的主体画面就是一条奔跑中的灰狼。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灰狼的形象在土耳其日益流行，在邮票、纸币、商标、校服上都可以看到灰狼，甚至在凯末尔收到的礼物中，也有一些以灰狼为形象，凯末尔案头所用的镇纸也不例外。凯末尔对灰狼这一图腾的钟爱，以及灰狼形象在土耳其公共领域中的流行，反映出共和国建立后土耳其民族主义迅速普及开来，并受到了国家政权的大力支持。

　　凯末尔党人从20年代末期开始着手重新书写土耳其的民族历史，到30年代初提出了“土耳其史观”(TürkTarihTezi)，并据此编写了新的土耳其历史教科书。该史观把土耳其民族的历史推延到史前时期，并认为土耳其人是新石器时代生活在中亚的、具有当时世界最高文明发展程度的白种人，后来由于气候的变迁，土耳其人四处迁徙，并把他们的高级文明传播至世界各地，从而数千年前活动在小亚细亚地区的赫梯人也就成了土耳其人。“土耳其史观”的提出主要是为了与西方歧视土耳其人的史观相抗衡，从而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并建立起一以贯之的民族认同感。另外，“土耳其史观”把土耳其人的历史无限延伸到久远的过去，并认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迁徙之后的土耳其人在世界各地形成为新的民族，这就与泛突厥主义的主张不同。但“土耳其史观”仍然把土耳其历史追溯到中亚，并借助很多泛突厥主义的文化主张，从而间接地强化了泛突厥主义。这也就是说，凯末尔党人当年根本无法从文化上摆脱泛突厥主义。

土耳其之父——凯末尔

　　到40年代的时候，由于缺乏史实根据，“土耳其史观”被清除出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从最新版的土耳其历史教科书来看，它有这样的突出特点：它已经完全抛弃了“土耳其史观”强调种族因素的内容;在把安纳托利亚说成是伟大文明的故乡之同时，不再说赫悌文明是土耳其人的创造;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不再追溯到远古，而是从11世纪开始算起，认为安纳托利亚的第一个伟大的突厥国家是塞尔柱帝国。但这不妨碍说土耳其人的古代历史是伟大的，因为，新的历史教科书转而开始强调三个因素：(1)突厥人的建国能力，即突厥人曾创立了很多伟大的帝国，最早的是匈奴帝国;(2)突厥人对伟大文明的继承，说来到安纳托利亚的突厥人是这里所有古代伟大文明的继承人;(3)强调了突厥人与伊斯兰文明的融合及贡献。

　　可见，“突厥”是土耳其人永远都无法摆脱的一个幻梦。土耳其人采用“XX突厥”作为自己的姓或者名，还有的人干脆使用“灰狼”作为自己的姓名。民族认同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土耳其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显学”，而且非常有市场。90年代土耳其非小说类的一本畅销书，就是关于突厥认同的，该书作者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灰狼”。

　　三

　　对土耳其来说，泛突厥主义的确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政治工具。比如，在冷战期间，由于中亚是苏联的地盘，而土耳其是美国为首的北约成员国，美国希望土耳其能够利用其文化上的影响力来鼓动中亚地区的政治动荡，以削弱苏联。冷战结束以后，土耳其又称为美国进军中亚的排头兵。土耳其在中亚的活动，其背后通常都有美国的影子。比如，最近，在美国力图继续租用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空军基地的过程中，有一个条件就是美国出钱由土耳其以投资的形式来回报吉国。土耳其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它在这里有长期的文化存在。当然，这并不是说，土耳其人在中亚地区开展的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活动，都体现着美国的利益，而是说，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一旦有需要，土耳其人可以利用其在中亚地区各个领域的文化和经济影响，服务于美国的政治利益。

　　另外，冷战后，中亚地区也出现了宗教极端势力，成为美国全球安全布局中的不稳定因素，土耳其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其伊斯兰复兴具有深厚的现代主义特质，支持这种土耳其式的、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在中亚扩大影响，也符合美国利益。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中，美国一直以来都是鼎力相助，奥巴马上台后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了美国的这种支持态度。在美国看来，只有支持土耳其的亲西方定位，才符合美国在中亚和中东地区的利益。但从土耳其这方面来说，它正逐渐改变向西方“一边倒”的战略定位，不想再毫无条件地追随美国，比如，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土耳其议会就拒绝通过允许美国使用土耳其军事基地的议案。美国智库有关人士一再提醒政府说，2002年上台的正发党(AKP)是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它正在悄悄地改变土耳其的亲西方立场。

埃尔多安和正发党

　　同样地，对土耳其来说，冷战结束以后，它也开始重新规划其国家定位，具体表现就是改变其向西方“一边倒”的做法，开始重视发展与中东穆斯林世界和中亚新独立的讲突厥语各国的关系。尤其是在中亚地区，土耳其自认是一个与中亚地区有着重要的文化、语言、种族和历史联系的国家，把中亚作为其对外战略的重要部分，并在中亚推行经济-文化上泛突厥主义。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土耳其利用其“软实力”，大力推行土耳其语教育、培训、音乐和广播电视等，大大拓展了外交活动的空间，俨然成为苏联“老大哥”后的新“老大哥”。不过，中亚各国在政治上对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保持了高度警惕。

　　2008年6月，笔者在土耳其开会期间，时任土耳其总理外交总顾问的阿赫麦特?达伍特奥鲁(AhmetDavuto?lu，现任土耳其外交部长)在会上比较清楚地阐释了当代土耳其的外交构想。达伍特奥鲁是土耳其外交中主张“新奥斯曼主义”的一个代表者，所谓新奥斯曼主义，简单来说，就是要改变紧跟西方的传统策略，回归奥斯曼帝国时代那种多元主义，强调重视北非、东欧、中东乃至中亚这些地区，重建土耳其国家定位中的主体性，强调文化和文明在国家定位和外交中的作用，其目标显然是要使土耳其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土耳其成为地区性大国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要加强与中亚地区的联系，成为中亚能源输出的“能源过道国”。

　　四

　　从土-中关系的角度来看，两国之间经济贸易交往发展顺利，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的国家利益冲突。自1971年8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特别自80年代起，高层互访增多，关系发展较快。其间，中土双方还就不同问题达成了多项双边协定。尤其是在合作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方面，自90年代中期以来，土耳其官方采取了比较积极合作态度。1995年，土耳其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SüleymanDemirel)访问中国之后，土耳其政府发布了一道由总理麦苏特?耶尔马兹(MesutY?lmaz)签署的密令，密令指出，中国政府对由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后裔所建立的社团的活动感到不安，密令要求土耳其各级公务员不得参加这些社团的各类活动和集会。2000年2月15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会见了来访的土耳其内政部长萨阿德丁?坦坦。朱镕基表示，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并支持中土两国公安、内政警察部门进行友好交往与合作。中土两国刚刚签署的打击跨国犯罪的合作协议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将促进中土两国政府在打击跨国刑事犯罪、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国际恐怖活动及警用科技装备和情报信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萨阿德丁?坦坦表示，土耳其政府重视发展与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绝不允许反华分裂分子利用土领土从事反华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2002年4月朱镕基与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进行了会谈。这次会谈中，双方还公开地涉及到了“东突”问题。朱镕基表示：我们注意到土耳其政府近年来一再强调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限制在土“东突”分子的反华分裂活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目前“东突”分子仍在顽固地从事反华分裂活动，一些在阿富汗进行反华恐怖暴力活动的“东突”恐怖势力正在寻找新的基地，土耳其是其重要的转移方向。中土两国作为地区重要国家，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共同打击“东突”恐怖分子，符合两国维护安全与稳定的根本利益。我们希望中土双方更密切地合作，共同防止“东突”恐怖分子给中土关系造成损害。埃杰维特表示，土耳其反对世界上任何恐怖主义活动，土中双方在反恐领域进行了良好合作;近年来，土中两国在这一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增加了，我们愿意与中方继续加强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对于在土耳其部分“东突”分子的活动，土方将加强限制，土耳其政府不会支持“东突”的恐怖主义活动。

　　考虑到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土耳其官方做一些态度明确的表态是很自然的，但“言多行少”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五

　　在土耳其有大量当地维吾尔人组织和其他一些同情“东突”势力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知识分子和人权组织。从土耳其政治发展的历史来看，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的影响一般都处于较边缘地位。在当代土耳其，最大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就是民族行动党，该党早期受美国资助，持极端反共立场，并坚持极端民族主义，对外主张泛突厥主义。2007大选中，民族行动党实力大涨，它赢得了14.3%的选票，获得71个议会席位。民族行动党是土耳其泛突厥主义者的大本营，其中不乏同情“东突”的党员。“7·5”之后，该党领袖巴赫彻里公开发表了谴责中国政府的言论。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民族行动党与土国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的不同人士在不同场合都以“7·5”事件向埃尔多安政府施压，说政府应该强硬表态，说埃尔多安政府执政七年了，却没有在维吾尔问题上有任何作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土耳其在“7·5事件”上的激烈反应，还部分地带有国内政党斗争的影响，反对党以此攻击执政党，而各政党为了迎合民间对维吾尔人的同情，又在比赛谁的调门更高。无论如何，政府表态就算是引起什么政治后果，反对党也不必负责。有一些支持“东突”的人看到土耳其政府为了国家的大目标而采取与中国进行务实合作的态度时，当然更会表达反对意见，尤其是在遇到“7·5事件”这样的问题时，更不会放过大肆炒作的机会。

　　另外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土耳其民众获得信息的途径是经过过滤的。首先，当然是土国境内外的“东突”势力和各种维吾尔人组织的声音非常强大，他们是土耳其人获取“7·5”乃至所有关于新疆问题之知识的主要来源;其次，土耳其国内的知识分子和媒体无论是秉承某种程度的泛突厥主义还是泛伊斯兰主义，都会亲“东突”、反中国，有此背景，也就容易想见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报道;再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维吾尔人已经被几乎所有的土耳其人看作是“突厥兄弟”，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天然”认知。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势必会造成信息和舆论的“一边倒”。在这种舆情之下，很容易煽动起对“东突”的同情和支持，也更容易煽动起对中国的激烈反对态度。这样的舆情自然给现政府以极大压力，反对党一旦利用这种压力，政府就不能不表态。当然，这并不是说土政府完全就是被动的，而是说，政府的表态既有民意的基础，也有政客们自身的关切和倾向。所以，我们只能不得不遗憾地说，在涉及新疆的问题尤其是“东突”问题上，土耳其这个国家从下到上都具有某种反中情结，只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的反应与表现不同罢了。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高调反中的这一波浪潮中，总理与外交部之间存在博弈。简单来说就是，它们相互之间没有彼此通气，或者说，彼此很难说服对方，当然，它们各有自己的考虑。土耳其外交部代表了相对比较理性的声音，它知道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很多问题上土耳其需要中国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它也知道在乌鲁木齐事件上应该怎么样做，才能不激怒中国，也是土外交部一直拒绝给热比娅签证，土耳其外交部长达伍特奥鲁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的沟通，有为当前紧张关系“灭火”的味道;而总理所代表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则可能更多地是考虑到舆情和反对党的压力，另外，埃尔多安的过激言论表现出了他倾向伊斯兰主义的非理性，当然也是其政治上不成熟和无能的一个表现。最终，土耳其是否会给热比娅签证，将取决于总理和外交部之间的博弈，也就是哪一种意见最终会占上风。

　　六

　　在土耳其生活期间，偶尔也会问土耳其朋友对“东突”问题的看法，其实，有很多土耳其人根本就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个别了解中国的朋友往往会说，你们有“东突”问题，我们有PKK，都是一样的。PKK就是库尔德工人党，这个组织力图使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族人独立，分裂土耳其，现已被国际社会定性为恐怖组织。在安卡拉的时候，我曾经跟很多的库尔德人作邻居。他们与讲突厥语土耳其人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很正常的，但我发现，他们的交往多数只限于泛泛之交，库尔德人一般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小圈子活动的。土耳其历届政府在对待库尔德问题上的态度都是明确的。即使现在的埃尔多安政府更加强调用民主的手段解决库尔德问题，但在打击PKK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埃尔多安政府也丝毫不含糊，一旦软下来，就会遭到军方以及普通土耳其选民的谴责。

　　对21世纪的土耳其来说，它还有一个最为头痛的问题，即教俗之争。土耳其目前深受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困扰，自凯末尔时代推行西方化改革以来，世俗化进程目前遇到了很多困难。当前执政的就是源自伊斯兰主义的一个政党——正发党(AKP)。AKP政府在2002年上台，就是因为它争取到了保守穆斯林的选票。土耳其国内的世俗主义者担心，依靠伊斯兰民粹主义发家的正发党正在使土耳其发生一种不同的颜色革命——“绿色革命”(绿色代表伊斯兰教)。自2007年以来，在土耳其这个原本最为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世俗主义者竟然已经逐渐地被边缘化了。AKP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之后，曾力图推动修改宪法，允许大学女生可以在校园里佩戴伊斯兰头巾，触及了该国世俗主义的底线。

　　虽然AKP的修宪案最终被宪法法院裁定为违反了世俗主义原则，但这一提案在议会获得通过，这表明土耳其的强固的世俗主义堡垒正在被逐渐攻破。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坚持凯末尔主义原则的共和人民党(CHP)近来也开始考虑要松动其世俗主义教条，在头巾问题上改变其强硬态度。土耳其总统居尔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有一件大家可能不太在意的事，就是居尔夫人戴着伊斯兰头巾，这对世俗主义的土耳其来说，是政治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世俗主义者不断地发动反对“绿化”的示威游行，但并没有改变正发党的支持率。2008年在土耳其的时候，我曾经要买一个牌子的巧克力，一位坚持世俗主义的朋友告诉我说，那是支持AKP的一家厂商，让我不要买。从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玩笑似的细节就能感觉到那种张力的存在。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尽管在伊斯兰世界属于相当温和的一类，但考虑到该国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传统，这种转向是非常剧烈的。以埃尔多安为首的伊斯兰主义政府更强调伊斯兰认同，而力图弱化“突厥”认同，因为后者一直以来是与世俗-民族主义(当然包括极端性质的)联姻。如果回顾一下埃尔多安的一些做法，就不太难理解他所代表的势力的倾向性。比如，在2009年1月29日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埃尔多安高声指责以色列滥杀无辜的不人道行径并起身退场。埃尔多安的这一姿态反映出，AKP主政的土耳其要改变其一贯亲西方的立场，甚至不惜以得罪美国和以色列来讨好国内外的“深绿”势力(详见昝涛《土耳其总理达沃斯“发飙”背后》，载《世界知识》，北京：2009年第4期)。对土耳其现政府的这一倾向，我想用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表述来为之定性，即“新泛伊斯兰主义”。前边我们强调了新奥斯曼主义，旧奥斯曼主义的历史比较复杂，这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这里我只想补充指出的是，在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历史上，奥斯曼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本来是相互补充的(详见昝涛《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兴起》，载《大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期)。那么，在土耳其的新奥斯曼主义中(如前所述，其代言人达伍特奥鲁就强调文化和文明在外交中的作用)，也就不难理解其与伊斯兰文明/文化之间存在着或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暧昧”关系。

　　笔者说破上述这一层关系的目的何在呢?答案是：警惕外部势力把“7·5”事件、新疆问题乃至“东突”问题最终定性为宗教(伊斯兰教)问题。这并不是说之前就没有这样的一种倾向性。不要忘了，“东突”的两大意识形态支柱就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东突”分子在朝圣过程中就力图以泛伊斯兰主义吸引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注意，希望能够赢取“同教兄弟”的支持和同情，这也是热比娅的一个重要策略。“东突”与中亚极端势力尤其是本·拉登的联系与合作已经证明这种策略进入了实践阶段。“7·5”事件发生后北非某前“基地”组织分支就扬言要报复中国，更是说明“东突”问题正在日益被国际极端组织“伊斯兰化”。对中国而言，这样的一个结果显然是大大不利的。在这一过程中，之前还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高调地来反对中国。现在土耳其一个伊斯兰主义的政府站出来了，所以，我们需要更加警惕土耳其现政府激烈反应的多重消极影响。不能忽视的是，埃尔多安在达沃斯上的表现使其成为穆斯林世界的“英雄”;更不可小觑的是，土耳其总理和总统的夫人们戴着伊斯兰头巾在世界各地访问的时候，为这个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做了什么样的注脚。

　　七

　　最后，再谈一点“余论”

　　第一、土耳其的立场仍将含糊，对我国十分不利。目前“东突”势力还并没有给土耳其国内带来什么麻烦，土耳其将在很长一段时期默认其存在。另外，近年来“东突”势力也改变了策略，借助于少数族群权益、人权、宗教、文化等“软话语”获得了很多不明真相者的支持与同情，这也是其能够在土耳其持续扩大影响的重要原因。土耳其境内一直存在活跃的“维吾尔民族运动”，不少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右派人士和人权组织对维吾尔人的“民族自决运动”持同情和支持态度，尤其是反对党(MHP)借此对现政府施加压力，这是土对“7·5事件”反应激烈的重要原因。单从土耳其本身来考量，在“7·5事件”这个问题上它应该不会走太远;但是，如果这个问题进一步被国际反华势力所利用，多方结合，以抹黑中国，并遏制中国的崛起，也很可能在国际上造成对我非常不利的局面，在这其中，土耳其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土耳其政府、反对党和民间在“7·5”事件上的互动性过激反应表明，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这是土耳其的典型特征。笔者当前正在研究源自土耳其的一场世界性宗教运动“居兰运动”(其领导人是法图拉?居兰，FetullahGülen，台湾学者译为“葛兰”)。一些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朋友对居兰运动在土耳其的影响深表担忧，据有关材料显示，居兰的信徒目前已经渗透和控制了土耳其的警察机构。这一运动不仅是一场温和的宗教复兴运动，它还在中亚地区推行文化上的泛突厥主义。通过各种文化和教育机构，居兰运动普及土耳其的语言与文化。居兰运动在中亚取得了最为巨大的成功，其原因就在于把伊斯兰复兴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结合起来实施。土耳其现政府与反对党以及民间在“7·5”事件上的高调互动，其实也反映出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而更多地是相互补充。

　　关于土耳其对“7·5”事件的反应，专家学者们已经给出了不同解读，但相对忽视了前述土耳其逐渐“绿化”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埃尔多安在达沃斯发飙，既迎合了国内“深绿”选民的民心，又使其成为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的“英雄”;此次针对“7·5”事件，埃尔多安再次信口开河，并不是说他嘴巴没有把门的，而也有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举动。对内，他迎合了国内民众(无论是从宗教立场还是从民族立场)对“东突”的同情，同时也封住了反对党之口，并转移了人们对其支持率连续下降的关注;对外，如果他暗示此次事件是一个宗教问题，他就能够再次赢得全球穆斯林的关注，为土耳其做广告，为其政党加分。

　　第三、就这次“7·5事件”来说，美国没有明确表态，似不符合美国的一贯做法。土耳其反应如此激烈，其中是否有美国的因素，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来下结论。但并不能排除美国支持土耳其表态的可能性。在合作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确实不想在此刻激怒中国。但美国的那些以“人权卫士”自居的反华组织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攻击中国的机会。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借土耳其之口表达他们的立场，也是有可能的。埃尔多安把“7·5”事件描述为一个“人权事件”，又能够博得西方各国以“人权卫士”自居的反华人士的交口称赞，既有利于改变土耳其在欧盟政客和人权分子心目中的形象，也表达了西方某些此刻不便于开口批评中国的人的心声。

　　最后、土耳其国力有限，有其自身头痛的大问题，它没有很大的精力和能力去关注与自身国家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外部事件，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土耳其在“7·5事件”上不会走太远。土耳其企图在中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可避免地会与上合组织发生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它就必须更加明确地表明在反恐问题上的立场。诚如一位西方学者多年前所言，土耳其长期以来都是“东突”分裂势力避难的中心，只要中国新疆的分裂运动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将很难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