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自2011年以来，中东局势的剧变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兴起，吸引了数万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奔赴伊拉克和叙利亚参与战事。随着“伊斯兰国”日渐溃败，此波规模空前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转移和回流，将对国际安全造成深远的影响。仅从这些人员个体性的角度，难以全面评估此类安全威胁。应在“伊斯兰国”全球战略布局、本土恐怖组织结合当地议题的发展与重组以及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活动网络的联结等三个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在这三个层面的表现中，俄罗斯和中亚地区面临着日趋严峻的安全风险。一是两地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规模庞大，而且大多成为“伊斯兰国”及其部分分支的主力，并在世界各地多次发动恐怖袭击；二是组织性较强，“伊斯兰国”的效忠组织及分支将成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回流及恐怖活动的重要载体，特别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三是他们的转移和回流，不仅推动“圣战”萨拉菲主义等暴力极端主义的渗透，而且将提升俄罗斯及中亚恐怖主义的国际化水平。所以，如何增强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的反恐能力及合作水平，施行针对回流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改造政策，对于维护地区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
引言
近年来，全球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和动荡，国际反恐压力不断增大。随着中东局势的剧烈变化，以“伊斯兰国”为首的国际恐怖势力掀起了新一轮的恐怖主义浪潮，并导致了规模空前的参与人员的全球流动。联合国安理会在2014年9月24日通过第2178（2014）号决议，明确指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FTF）对国际安全与稳定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联合国安理会反恐怖局指出，需将应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威胁置于国际反恐的优先议题之中。至2016年底，在肆虐中东等地的恐怖组织中，仅“伊斯兰国”就有来自于上百个国家的2万-3万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其规模和流动率为历史之最。据相关研究机构评估，来自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FTF增长迅速，从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赴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人数增长了近300%。这些人员的转移和回流，转移是指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向流入国之外的第三国转移；回流是指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秘密返回原籍国。对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严重威胁，需要予以密切关注。
自此次FTF现象产生以来，西方学界特别是国际反恐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unter Terrorism-The Hague,ICCT）、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际激进主义研究中心（ICSR）、苏凡集团（The Soufan Group）等机构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一是对阿富汗、波黑、索马里和车臣等案例的历史分析，梳理FTF现象的历史轨迹并总结经验；二是FTF现状研究，涉及分国别的数量、在原籍国状况、极端化和流入中东的过程等；国际反恐研究中心、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际激进主义研究中心和苏凡集团等机构对FTF现状的研究不仅较为权威，也广被引用。三是回流的结果及对策研究，包括回流者的威胁评估，军队、司法、网络及社会层面的应对等等。
整体而言，除了对FTF历史现象的梳理和归纳，国际学界关注的重点和政策的落脚点集中于西方国家内部，特别是随着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对西欧FTF回流人员威胁的研究成为主题。当前FTF来自于全球一百余个国家，除了中东、北非及西欧外，俄罗斯、东欧、中亚、南亚等地区均是FTF的集中来源地，其流动的规律可能并不完全与西欧相同，而且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威胁更大。简言之，俄罗斯、东欧、中亚、南亚地区与欧美等国在FTF形成及回流问题上最明显的不同在于组织性和个体性之间的差异。西方国家FTF形成的原因以移民二代的认同危机、个人冒险主义及自我激进化等个体性因素为主。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本土极端和恐怖组织的依托，其回流造成的威胁以国际恐怖组织的指令性袭击（此类袭击象征意义更明显）或“独狼”式恐怖主义为主。与西方不同的是，俄罗斯、东欧、中亚和南亚地区FTF现象存在深刻的组织性背景，在形成和回流问题背后均有组织支持。一方面是“伊斯兰国”已在这些区域建立了分支作为扩张的据点，另一方面则是当地原有的极端和恐怖组织效忠或支持“伊斯兰国”。除了意识形态的吸引作用外，作为最富有的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对外部的恐怖活动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这同时也是其他地域性的恐怖组织投机性地宣布向其投靠的一个因素。因此，这些区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建出“伊斯兰国”——本土组织——FTF的连接网络，其安全威胁随着国际恐怖主义的扩散而剧增。
随着中东局势的剧变及“伊斯兰国”在国际联合打击之下的转型，恐怖主义威胁已变得更加扩散。一方面，尽管“伊斯兰国”最近出现军事挫折，该组织或许正在向一个新的阶段发展，即提升它的分支机构的作用，试图将国际聚焦点从当前的冲突地区转移出来，并增加复杂、多波和国际性质的攻击；另一方面，聚集在中东地区的数万名FTF正在自发或遵循组织命令转移或回流，这种扩散意味着国际恐怖主义新一轮的渗透和威胁。此外，无论是北高加索、中亚还是南亚的恐怖组织，均在近年恐怖主义的浪潮中不断发展壮大，它们的国际化程度亦不断提升。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自发或有组织的FTF的回流及聚集，都可能对欧亚大陆的安全环境造成消极的影响。
2016年8月30日，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遭到汽车炸弹袭击，造成使馆3名人员受伤，馆舍受损，自杀式袭击者亦在爆炸中丧生。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这是一起由叙利亚境内国际恐怖组织“征服阵线”指使策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实施的恐怖袭击。在此次事件中，国际恐怖组织“征服阵线”是指使者，投靠它的“东伊运”组织了袭击活动。袭击的直接参与者，既有曾赴中东作战的中亚籍FTF（如自杀式袭击者就曾随“东伊运”赴叙利亚培训和作战），也有国际及本地的配合网络（如为袭击者提供资金和假护照等）。可以看到，在国际恐怖组织——本土组织——FTF网络的联动下，恐怖势力的活动能力已有明显增强，对中国与相关国家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亦是不可忽视的安全风险。
一当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现象的形成及演进
2011年以来，中东形势的剧烈变动、特别是“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的崛起，导致了如今这一规模空前的FTF现象。在暴力极端主义等各类因素的鼓动下，数万名FTF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在严重破坏流入国安全与稳定的同时，FTF及其网络的转移和回流也对第三国和原籍国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
（一）FTF的界定与现状
几个世纪以来，以雇佣军、志愿者或恐怖分子的身份参与和原籍国无关的冲突并不是一种罕见的现象，此类人员常常被称为“外国战斗人员”（Foreign Fighter）。对于“外国战斗人员”，有学者简洁地将其界定为：内战中加入反叛武装的非冲突国公民。其要素主要包括：（1）参与并在反叛组织内活动；（2）非冲突国公民并与反叛组织方面无亲缘关系；（3）与官方军事部门无关；（4）非雇佣军。但是这些界定侧重于“外国”的因素，并未强调当前这一现象的恐怖主义性质。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2178（2014）号决议，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指的是前往其居住国或国籍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以实施、筹划、筹备或参与恐怖行为，或提供或接受恐怖主义训练，包括因此参与武装冲突的个人。联合国安理会对FTF的界定突出了其中的“恐怖主义”色彩，直接表明了他们的非法性，这也是FTF成为当前世界公害并需要对其进行防治和打击的法理基础。所以，对于这一现象，首先需要研判其恐怖主义色彩造成的潜在安全风险。
整体而言，FTF增加了冲突的强度和时间以及解决冲突的难度，并可能严重威胁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及其活跃地区的邻近国家；他们甚至对世界各国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且他们正在用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来煽动恐怖主义。在第三国的冲突中，由于与当地民众的关联有限，他们可能更为残暴。同时，他们也给恐怖团伙增加了人力资源，包括战斗人员、自杀炸弹手、警卫、宣传、技术人员和炸弹制造者等等。此外，FTF作为潜在的威胁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例如，九一一事件的攻击者之一哈利德·阿米达（Khalidal-Mihdhar）就曾作为FTF前往波黑、阿富汗和俄罗斯参战。
FTF的现象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常常被视作FTF的肇始，其后在阿尔及利亚、索马里、塔吉克斯坦和南联盟均有数量不等的FTF参与战斗。据统计，在2011年西亚北非骚乱爆发之前，约有三万名FTF参与到全球18起重要冲突之中。2011年以来，大量FTF持续从世界各地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等恐怖组织并参战。这一数据从2011年的不足一千人，迅速增长到2015年9月的两万五千人以上。至2016年底，“伊斯兰国”在该地区共号令着大约三万名战斗人员（除FTF之外，该数字也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公民）。追随“伊斯兰国”的FTF大多来自中东和中亚地区，欧洲、南亚和东南亚亦是重要的来源地。进入2017年，随着“伊斯兰国”在军事、财政等领域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及国际反恐合作的加强，FTF流入中东的数量明显下降，但是这一现象造成的威胁将长期存在。
（二）当前FTF现象的形成
关于此波FTF现象形成的解释多种多样，这些解释相互间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有些人在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鼓动下出国参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例如英国和比利时的极端组织征募网络成为两国FTF形成的重要推手。在欧洲其他国家，有些人似乎更多是因边缘化和百无聊赖，而不是意识形态成为FTF。在某些国家，如法国和奥地利，FTF常常具有犯罪记录背景。所以，仅从FTF个体的角度来探寻这一现象的出现也许并不能概其全貌，对其规律的把握还需要相对广阔的视野。
1.暴力极端主义的推动和拉动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此波FTF现象的形成，从根本上源自于暴力极端主义的影响和驱动。学界从推动（push）和拉动（pull）两种因素的角度对暴力极端主义的研究有利于我们理解FTF的形成。暴力极端主义的推动因素一般包括：（1）对暴力创伤经验的回应；（2）基于羞辱、歧视或不公遭遇而引发的愤怒，群体或个体的报复欲望；（3）因难民或离散者身份与主流社会疏远，经济边缘化、相对剥夺或政治排斥导致的愤懑；（4）个体认同危机，个体寻求生活的意义，理想的挫折，逃离现实，寻求救赎；（5）政治冲突的持续及对国家解决方案的失望等。
暴力极端主义的拉动因素主要缘于：（1）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对外部群体攻击行为的合理化；（2）魅力型首领将不满煽动为“圣战”；（3）当地存在志趣相投的武装团体强化了个体成为FTF的倾向；（4）社会媒体、广告对“圣战”战斗人员英雄形象的渲染；（5）对成功的恐怖袭击模式的模仿；（6）个体对勇士和英雄形象的憧憬和热望；（7）极端和恐怖主义对现世及天堂的许诺等。
当然，在解释FTF的形成问题上，仍需要具体分析。就核心因素而言，本文认为，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内化是促使一些人出国参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重要原因。驱动此次FTF向中东聚集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中，“圣战派”萨拉菲主义、“重建哈里发”及“迁徙圣战”等极端思想是其主要内容。在创伤、怨恨或认同危机等心理背景下，一些人容易被极端主义的宣传所蛊惑，在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和内化的情形下，进而付诸行动，走上出国“圣战”道路。特别是对高加索、中南亚及东南亚等地的恐怖组织而言，在九一一事件以来本身已实现了在组织层面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化，自然成为接纳和转送FTF的平台。
2.极端恐怖势力的因素
在当前暴力极端主义及FTF浪潮的形成过程中，国际恐怖组织的拉力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对于冲突中的反叛势力而言，当它试图扩大冲突的规模以壮大自身的支持及提高胜算时，它自然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国际招募，当今的国际恐怖势力亦不例外。有学者通过历史研究指出，对FTF招募的成效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加入冲突的便利程度、组织的内聚力或团结度、成功的可能性。
表1显示，便利度、胜算及组织的内聚力对于招募规模有着直接影响。在上述案例中，三者均有不同的表现。在便利度因素上，相关国家特别是当事国及邻国边界封锁的程度，直接限定了恐怖分子的流入；在所谓“胜算”层面，事发国分崩离析或是治理失败以及当地恐怖势力的坐大，都直接影响FTF的参与预期；恐怖组织的内聚力或团结度，关系到外来者即FTF的整合问题，亦直接影响它对FTF的吸引力。当然，这仅是反映了FTF规模的客观性影响因素，决定国际恐怖势力招募规模的核心因素在于其意识形态及宣传的吸引力。
“伊斯兰国”蛊惑人心的意识形态和相对高效的宣传机制对此波FTF全球浪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在内容方面，“伊斯兰国”有效地将“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意识形态、区域议程和所谓的“哈里发”项目整合在一起。它的三重宣传运动——理想化社会、介入叙利亚这一极为公开的冲突、注重当下即行动——吸引了许多被招募者。它的信息集中宣扬一个意志坚定人士及其家人组成的新社会以及通过接受训练和参加战斗使百无聊赖者和心怀不满者得以“新生”和实现成功的过程，这种意识形态对于许多青年具有吸引力。
在宣传策略上，“伊斯兰国”把政治、社会及个人三个层面的因素高度综合起来：它利用了社会经济的不满情绪以及遭遇排斥、边缘化、歧视或迫害的认知，再加上潜在或实际缺乏善政、不平等、不公正和缺乏机会等因素推波助澜。它假装为潜在应征者提供获取“社会地位”、亲情、认同感和归属感、履行宗教责任和实现政治目的的机会（不仅要反叛腐败的现行政治秩序，要消除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人为边界，而且要重建“哈里发”）。虽然极力借用宗教的寓意，但其理念是基于一种歪曲伊斯兰教的解释，并夸张地建构出教派间、穆斯林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历史宿怨。
综上所述，FTF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地区局势的动荡、相关国家的治理危机、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等都与FTF的形成有直接关系；在微观层面，个体的认同危机、不满及怨恨情绪等都可能促使某些人出国参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FTF规模方面，相关国家的安全真空、边界缺乏管控、国际恐怖组织内部的团结等均是客观影响因素。但是，当前FTF现象的特质在于恐怖主义色彩，其背后的核心因素在于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国际恐怖组织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和鼓动以及受众对这一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内化，成为最主要的原因。
3.FTF的地域性差异
在成为FTF的原因问题上，不能忽视地域性的差异。对于来自欧洲地区的FTF，相关研究指出，个人因素要大于政治因素。如欧洲许多第二代穆斯林移民的边缘化、认同危机及冒险冲动，成为许多青年出国参与恐怖组织的重要原因，而这些人以前并没有参与恐怖组织的背景。但是，相对于西方国家FTF较为明显的个体性特征，俄罗斯、中亚及北非等地FTF形成及流动过程，本土性恐怖组织却成为重要的载体。这些组织与“伊斯兰国”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对接，或是寻求其支持等动机，推动了它们向“伊斯兰国”的靠拢。也就是说，欧洲的FTF缺乏组织基础和依托，但是其他地区的如“高加索酋长国”“东伊运”“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本土势力却成为FTF招募与流动过程中重要的组织基础。
这些差异，除了表现在出国参与恐怖组织的原因上，可能也将进一步表现在其回流的可能性上。西方FTF较为浓重的个人主义色彩，使其流动更有自发性，而亚洲FTF的地域性和族群性则更明显。亚洲地区FTF的组织性、穆斯林群体的少数地位、分离主义与极端主义结合等因素，使它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其原有的分裂主义、反叛武装的色彩。也就是说，此类FTF回流必然与本土议题及势力相结合，导致当地安全形势的恶化。
二FTF转移与回流的可能性及威胁
FTF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规模性聚集不可能持续，随着国际社会联合反恐力度加大，“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组织在武装对抗和割据中逐步处于劣势，他们的走向不得不引起各方的密切关注。以欧洲为例，据统计，在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间，约有3 922-4 294名欧盟居民赴伊拉克和叙利亚而成为FTF，其中确认死亡者占14%，至少有47%仍在国外，回返者则占30%。国际反恐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对FTF的走向，描绘出了详细的路线图，如图1所示。
当前西方学界在研判FTF下一步的趋向时，重点关注个体性回流的动向及威胁。但是考虑到上文所述FTF的地域性差异，这种分析并不全面，不能准确研判FTF流向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和冲击。本文认为，FTF的转移和回流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个体性的行为，另一种是组织性的行为，即随着“伊斯兰国”的渗透扩张，向亚非两地的组织性转移或回流。后者的安全威胁无疑更大，亦更为严峻。
（一）“伊斯兰国”的全球扩张战略
对FTF流动威胁的整体评估，需要放在“伊斯兰国”的全球战略中进行考察。整体而言，“伊斯兰国”的全球战略可划分为内环、近环与外环三个单元。内环主要是阿萨姆地区，以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中心。近环包括中东的其他地区以及北非，向东扩展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所谓“前哈里发的土地”。在这些区域，“伊斯兰国”已通过组织扩散，特别是设立省（wilayat）在“伊斯兰国”所谓的全球哈里发“治理”机构中，“省”（Wilayats）是基本的“行政”单元。至2016年6月，“伊斯兰国”共在其“境内”建立了二十余个“省”，其中叙利亚12个，伊拉克11个。或域外分支的方式进行扩张。外环包括世界的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美国和亚洲。在其全球战略中，三个单元是环环相扣的。在内环受损的情况下，近环分支可为它提供空间弹性，同时也为该组织提供中长期扩张的条件。通过内环与近环的联动，“伊斯兰国”试图针对其对手造成地区失序的最大化，以有利于自身扩张。同时，内环与外环的互动主要表现在，“伊斯兰国”在外环的潜伏分子一方面进行招募活动，另一方面策动对外环的恐怖袭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与本土性恐怖网络的联结、意识形态宣传对“独狼”恐怖分子的鼓动，都试图造成全球性的破坏。而以恐怖袭击为手段制造恐慌、分化伊斯兰社会又可以为自身的长期招募创造条件。
近两年来，为转嫁在内环单元承受的巨大军事压力，“伊斯兰国”加快了在近环单元发展及全球扩散的步伐。一方面是分散国际打击的目标，另一方面是弥补在内环核心区域的损失。至2016年7月，“伊斯兰国”宣称已在尼日利亚等国建立了八个分支。同时，它还宣布计划在突尼斯、索马里、埃及、黎巴嫩、孟加拉国、印尼和菲律宾建立分支。随着“伊斯兰国”分支及网络的扩张，在巴尔干、中亚、印度和马尔代夫等地区和国家均可能出现其分支。这是否标志着“伊斯兰国”由领土控制型恐怖组织向“基地”式全球恐怖网络转型，仍有待观察。但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外部分支的设立仍服务于转移内环核心区压力和扩大全球影响的实用主义目的。
（二）随组织扩张而集体性转移
整体而言，因对“伊斯兰国”表现及战况失望而逃离冲突的FTF毕竟是少数，鉴于“圣战派”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的顽固性，“伊斯兰国”核心区域内的FTF除了负隅顽抗外，还可能配合该组织的战略向外转移和扩散。
在“伊斯兰国”核心区域及外部分支中，FTF均是主要的人员构成。据估算，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核心区域中，约有3.3万名FTF，在外部分支FTF的人数亦高达2.48万人。外部分支成为参战人员的庇护所，也大量招募无法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参战人员。设立分支可视为“伊斯兰国”“墨点”战略（“ink spot”strategy）的一部分，即建立微缩版的组织架构后，通过意识形态及暴力实现扩张。随着“墨点”的扩张，分支之间逐步联合，最终形成更大的实体。
以利比亚为例，自2013年以来，该国经历了几波利比亚籍FTF转移潮，形成了“伊斯兰国”分支的骨干，同时它也不断吸引来自北非的大量FTF进入。经过数年的流动，利比亚各地一度聚集了5 000-7 000名“伊斯兰国”分子，包括：（1）从伊拉克和叙利亚返回的利比亚籍战斗人员中的核心成员。“伊斯兰国”领导层派遣了一个约有八百名利比亚战斗人员的团体回到利比亚，以加强分支的实力。（2）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主要来自北非和萨赫勒地区，一支规模较大的队伍由来自马格里布的战斗人员组成。（3）脱离利比亚当地反叛团体的人员，其数量亦颇为可观。虽然利比亚分支在该国“武装割据”的竞争前景如何仍有待观察，但是FTF随“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主义的扩张而组织性地进行转移，必然构成地区及国际安全的新挑战。这种转移不同于历史上FTF自发性地向新的冲突热点聚集，而带有更强的组织性，威胁性自然也就更大。
（三）回流者的威胁
FTF的回流，本身也意味着其从被征召者到招募者的身份转换，全球“圣战”动员也由此成为其回流的副产品之一。托马斯·赫格汉默（Thomas Hegghammer）据此建立了一个“五步”模型，用以描述FTF从决定“迁徙”、接受培训、实际作战到回流作战并动员招募的整个过程。虽然不乏放弃极端思想而重归社会者，对于FTF回流者参与恐怖活动的可能性，有学者持乐观态度，认为不到11%。但这种基于历史分析得出的比例，能否适用于当前暴力极端主义发展的新形势尚存疑问。但FTF意识形态的极端性及固有的恐怖主义色彩，其回流造成的严重威胁不容低估：
1.接受组织指令发动恐怖袭击
“伊斯兰国”于2015年11月对巴黎和2016年3月对布鲁塞尔发动的袭击显示，“伊斯兰国”有能力发动连续、复杂的袭击浪潮，而协调实施袭击的正是FTF回流者。这表明他们可以迅速建立相互联系，并利用既有的激进网络和“伊斯兰国”支持者，在各方配合下发动袭击。目前此类袭击可能会成为新的模式。据《纽约时报》披露，“伊斯兰国”现已建立了一个“多层级特工处”，以在全球策划恐怖袭击。这一部门主要负责联系有发动袭击意向的新皈依者或“清白”的招募者，为其提供指导或宣传支持。这可能导致新的袭击模式：受“伊斯兰国”“鼓励”的个人发动低技术含量、高破坏力的袭击；在“清白”征募者配合下，由“伊斯兰国”特工或前FTF策划或实施的更为复杂的袭击。
2.构建恐怖网络或分支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扩张的“急先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东的FTF之间，乌兹别克斯坦、北高加索、中国和东南亚等地的武装人员更倾向于以族群为单位行动，这很可能成为跨国恐怖团体的基础。从本质上讲，新一代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造成的中期威胁是，他们能把全球不同社区的各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串联起来，从而为策划未来的袭击提供“即插即用”的社交网络。由于“伊斯兰国”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分支，FTF回流人员特别是其活动网络，必然成为当地分支的主体力量。在俄罗斯及中亚等地区的案例中，本身就存在本土恐怖势力集体赴中东“练兵”的情况，这些势力的回流将导致当地恐怖组织的重组，并且进一步推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扩张。
3.刺激本土恐怖组织的复苏
在“伊斯兰国”的扩散或转移过程中，对其表示效忠或支持的本土性恐怖势力，可能得以趁机复苏或壮大。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球已有超过17个国家34个组织宣布效忠“伊斯兰国”。这些本土性恐怖组织一方面成为“伊斯兰国”招募和输送当地FTF的幕后势力，另一方面也将成为FTF转移和回流的主要吸纳方。以东南亚为例，当地的恐怖主义威胁曾一度减弱，但是随着“伊斯兰国”的崛起，它在该地区招募了众多人员。特别是由东南亚籍FTF组成的“马来群岛作战单位”（KatibahNusantara）与经验丰富的回流者之间的联系，直截了当地推动恐怖主义的复苏。迄今，东南亚已发生多起以“伊斯兰国”为旗号的恐怖事件。
三中亚与俄罗斯FTF的现状及威胁
在此波FTF现象的形成及演变过程中，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不仅成为FTF重要的来源地，而且FTF的转移和回流必然对欧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重大威胁。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模庞大，俄罗斯与中亚籍FTF人数在5 000人以上；二是组织性较强，“伊斯兰国”在两地的效忠组织及分支将成为FTF回流及恐怖活动的重要载体。
（一）中亚地区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亚地区一直深受“三股势力”的渗透和威胁，结合当前中亚地区政治稳定的潜在风险、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土壤及相对困难的经济形势，本次以中东地区为中心的全球恐怖主义浪潮使该地区受到较大影响。
1.FTF的规模
对于来自中亚地区FTF的人数，官方和学术机构的统计数据差异不大。智库苏凡集团的报告认为，中亚五国共有FTF约两千人赴中东参战。国际反恐研究中心综合各方的统计得出的大致数据为：哈萨克斯坦300人，吉尔吉斯斯坦100人（人数低于官方数据），塔吉克斯坦386人，乌兹别克斯坦500人，土库曼斯坦360人。
根据吉尔吉斯斯坦总检察院的资料，吉国出境加入“伊斯兰国”的人员多数来自吉国南部的奥什、巴特肯、贾拉拉巴德州，平均年龄为22-28岁，最小的16岁，最大的39岁。整体而言，包括吉国在内，中亚妇女参与FTF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在中亚FTF群体中，赴俄罗斯务工的群体常常成为重要的招募对象。他们通常处于社会底层，受挫感强，抵制金钱诱惑的能力相对较低，宗教意识相对浓厚，容易被说服。此现象在吉国南部尤为严重。2012年，奥什市的暴力事件导致不少当地乌兹别克人远走他乡，在中亚和俄罗斯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下，许多人被招募成为FTF。如前所述，暴力极端主义的形成过程中，个体的经济、社会境遇常常被极端势力的宣传所利用，以此为基础进行极端化的鼓动。从中亚籍FTF成员的社会阶层状况而言，此类现象较为明显。特别是来自国内欠发达地区的出国务工群体，由于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相对边缘化的境遇，他们常常在宗教的范畴中寻求认同和慰藉。这又使得他们极易受极端势力的蛊惑乃至裹挟，特别是在经济状况恶化的背景下更是如此。虽然在中亚地区“乌伊运”或阿富汗塔利班早就存在，但那些原本并未考虑加入这些组织的人，却因深感压抑与被排挤而认同“伊斯兰国”是一个新颖而神圣的政治秩序。
在中亚国家公民参与“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2015年5月塔吉克斯坦精锐警察部队高级指挥官哈里莫夫叛逃加入“伊斯兰国”事件。该事件表明，除了社会底层外，中亚籍FTF不乏精英力量。也正是如此，来自中亚的战斗人员与俄罗斯的车臣族裔一道，常常位居“伊斯兰国”和“征服阵线”高级指挥官之列。这是研判FTF回流当地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北约击毙乌伊运头目
国际恐怖组织在中亚的招募活动主要由“乌伊运”负责。据报道，中亚籍FTF大多经由土耳其前往叙利亚；一部分跨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参加北瓦济里斯坦的训练营，然后被送往阿富汗或叙利亚参战。同时，“卡吉巴特－伊玛目－布哈里”（Катибаталь—ИмамБухари）和“让纳特－奥什科拉里”（ЖаннатОшиклари）是活跃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南部的两个极端组织，它们主要为位于北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米拉姆沙赫密谋活动”（МирамшахскойшурыТалибана）和位于叙利亚的“叙利亚战线”（Фронтаан—Нусра）组织效力。近年来，这两个组织招募了数百名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年轻人前往境外加入极端组织。
2.转移和回流的威胁
现实情况表明，通过“伊斯兰国”接受战斗训练并逐步晋升入指挥层的中亚人的数量不断上升，他们所参与的恐怖主义网络也在不断壮大。虽然大部分中亚人被根据种族和语言分成不同的小组，但这些小组又联合形成了更大的地区性FTF网络，包括了来自原苏联地区、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国新疆地区的FTF。这种网络很有可能在中亚加速发展并且形成自身目标，而本来就缺乏能力应对此类安全威胁的中亚各国政府必将受到严重挑战。
2014年“伊斯兰国”与“埃努斯拉”阵线分裂后，中亚籍FTF在“埃努斯拉”阵线（现更名“征服阵线”）中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包括“伊玛目布哈里扎马特组织”（Imam Bukhari Jamaat）、“巩固和圣战手册”（KatibatTavhid wal Jihad）两个乌兹别克团体以及“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urkistan Islamic Party）叙利亚分支。如今这三个组织均处在最兴盛的时期。同时，以“乌伊运”等组织为依托，部分中亚籍FTF选择支持“伊斯兰国”。就短期而言，在中东的中亚FTF武装将以叙利亚为活动中心，在阿富汗的亦继续以当地为基地。但是，随着“伊斯兰国”等中东恐怖组织可能被击垮，他们将往外扩散。其威胁路径包括：
第一，借由语言方面的便利向土耳其、北高加索等地转移和活动。2016年2月，俄罗斯安全部队破获了一个由塔吉克斯坦籍FTF组成的恐怖团伙，缴获一批炸药、用于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雷管及武器弹药，他们在外部的支持下试图在叶卡捷琳堡发动袭击。2016年6月28日，“伊斯兰国”对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袭击者包括了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车臣的FTF。这表明，中亚籍FTF正不断向叙利亚以外地区活动，并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重要人员组成。
第二，在中东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后回流本土，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渗透的载体。在“伊斯兰国”的全球战略中，中亚地区特别是费尔干纳盆地是其渗透的重要目标。吉尔吉斯斯坦“宗教、权力和政治”中心主任马利科夫2015年2月向媒体透露，“伊斯兰国”已向其中亚分支组织“马维兰纳赫尔”拨款7 000万美元，令其在费尔干纳地区策动恐怖袭击。同时，回流的FTF不断与当地极端和恐怖势力勾结，并响应“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势力的指令发动袭击，危害当地的安全与稳定。塔吉克斯坦内务部长拉希姆卓达透露，塔安全部门2014年共抓获53名在中东参战的恐怖分子，其中12人是曾为“伊斯兰国”作战的回流人员。据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料，在2014年1月至2015年9月一年半时间内，哈已制止了两起从中东参战返哈人员计划在哈实施暴恐活动的阴谋。2015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特种部队在首都比什凯克消灭了一伙“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他们原计划于7月17日开斋节期间在比什凯克发动一系列恐怖袭击，并攻击俄罗斯驻吉坎特空军基地。2016年6月5日，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市发生严重暴恐事件，共造成17人死亡。此次事件亦被认为是中亚恐怖组织对“伊斯兰国”“斋月袭击”指令的响应。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亚籍FTF回流人员大多接受国际恐怖组织的指令，试图在中亚发动恐怖袭击。但是，他们的野心并不仅限于此。2015年1月26日，“伊斯兰国”宣布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建立“呼罗珊省”分支（ISIL-Khorasan,ISIL-K），这将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有研究表明，因为大力推动“伊斯兰国”向阿富汗扩张的人正是从塔吉克斯坦叛逃出去、现为“伊斯兰国”中亚特遣队指挥官的哈里莫夫。在建立“呼罗珊”分支过程中，中亚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特遣队寻求在阿富汗创建基地，以便利用中亚可能出现的动荡形势重返当地。
（二）俄罗斯
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地区在经历了两次车臣战争后的短暂平静之后，在中东局势的刺激下恐怖主义的威胁重新泛起。随着当地恐怖势力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大量FTF回流的冲击下，本土恐怖势力可能实现重组和复苏。
1.FTF的规模
受战争、族群矛盾、极端主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公民参与中东战事的现象较为突出。据独联体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估算，参与“伊斯兰国”的俄罗斯籍战斗人员的数量甚至在5 000人以上，主要来自于达吉斯坦、车臣、卡巴尔达——巴尔卡里亚、印古什等北高加索区域。2016年5月，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代表在反恐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约3 000名当地居民已离境投奔“伊斯兰国”。
根据跨国活动动机和轨迹的差异，可将赴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操俄语战斗人员分为两波。第一波（2011-2013年）参战人员主要由在西欧的车臣人和北高加索反叛武装（如“高加索酋长国”）人员组成。前者主要是两次车臣战争的离散和外逃者。他们虽然也打算赴北高加索参与反叛武装，但是逐渐发现回返的风险要远高于赴叙利亚参战。后者赴中东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庇护和获取战斗经验，以便日后重回北高加索作战。第二波（2014年以来）参战人员以达吉斯坦、车臣居民及莫斯科的中亚劳工为主，大部分为理想型的萨拉菲主义者。他们视参与“伊斯兰国”为实践乌玛（Ummah）和沙利亚法（al-Shari’ah law）的机会。与上一批参战人员不同，他们更多受宗教意识形态所驱动，由于缺乏作战经验而造成了严重伤亡。
俄罗斯击溃“高加索酋长国”
整体言之，俄罗斯籍FTF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1）北高加索地区原有的恐怖组织如“高加索酋长国”等被俄罗斯反恐力量击溃，转而向“伊斯兰国”寻求庇护。至2015年6月，大部分北高加索的恐怖组织均倒向并宣誓效忠“伊斯兰国”，随后被指定为“伊斯兰国”新的分支“高加索省”（VilayatKavkaz）。（2）车臣战争引发的恐怖分子离散和复仇。在参与“伊斯兰国”的车臣籍战斗人员中，来自欧洲的车臣难民亦占了相当比例，他们在思想上更为反俄和极端。（3）宗教极端主义的驱动。北高加索地区的萨拉菲主义者宣称，宗教是当地人参与中东暴力活动的核心因素。极端主义者不断向当地青年灌输：向“伊斯兰国”迁徙（hijjra）或为其而战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fardh’ajn），放弃这一义务则是对安拉的背叛。同时，“伊斯兰国”也在利用创建哈里发和践行沙利亚法等内容持续在当地进行煽动和招募活动。
除了参与“伊斯兰国”外，还有一部分车臣族恐怖分子加入了“征服阵线”乃至在该组织中居于高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高加索籍战斗人员一度成立了规模空前的作战团体“移民及帮手军”（Army ofImmigrants and Helpers,JMA），后来因故解散。可是北高加索籍FTF团体的族群性和独立性仍然鲜明，他们大部分加入了由车臣人领导的相对独立的团体，如“高加索自由军”（Ajnad al-Kavkaz,AK）、“沙姆卫士”（Ansar al-Sham,AS）等。但是，他们在中东的短期存在，掩盖不了他们恢复攻击俄罗斯并在欧洲建立恐怖主义新网络的长期目标。
2.回流的威胁
2015年9月起，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局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北高加索FTF不断增加的威胁。为此，俄军早期空袭的目标也以操俄语FTF活跃的拉塔基亚、伊德利卜和阿勒颇等城市为主。俄罗斯这种先发制人的策略实质上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打击FTF的同时，必定引发“伊斯兰国”和“征服阵线”的报复（包括已经发生的俄罗斯客机被炸事件）。进一步而言，这无疑提升了当地北高加索籍FTF的地位，并客观增强了国际恐怖组织与北高加索当地恐怖武装之间的联系。
就俄罗斯籍FTF回流的现实威胁来说，第一波FTF从未否认自身回流并在北高加索作战的决心，而且他们已经与俄罗斯境内的恐怖组织建立了稳定的联系。随着“高加索酋长国”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并组建“高加索分支”，承载FTF回流的组织平台已搭建。至2015年12月，俄罗斯共拘捕并惩处了一百五十多名回流的战斗人员，被俄特种部队击毙者亦不在少数。2016年5月对俄罗斯公共交通系统的袭击阴谋被挫败，其背后就与“伊斯兰国”和北高加索及中亚FTF有关联。2016年5月6日，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阻止了一起策划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的恐怖袭击，破获了与国际恐怖分子有联系的中亚人团伙。同时在暴力极端主义的鼓动下，第二波FTF最终会将俄罗斯视为下一个主要目标，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其他地区都是如此。
对于俄罗斯的安全及稳定而言，北高加索恐怖势力借FTF的回流而进行的组织重构和复苏，或许更值得警惕。自两次车臣战争结束以来，受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和刺激，北高加索分离主义的宗教色彩不断增强，其国际化进程也在加快。北高加索反叛武装的意识形态演进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2006年中期到2007年底，可称为分离型圣战主义，目的是实现俄罗斯联邦的分裂。其组织结构清晰，将俄罗斯视为侵略者、地方政权为通敌者。（2）随着所谓“高加索酋长国”的建立，宗教极端因素开始走上前台，俄罗斯和地方政权被描绘为异教徒和叛教者。在此过程中，虽然反叛势力仍以本地议程为主，但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速。（3）自2010年下半年起，反叛势力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增大，“高加索酋长国”亦逐步成为“全球圣战”的组成部分，其攻击目标逐步由俄罗斯扩大为西方世界。（4）2013年下半年，自多库·乌马罗夫（DokuUmarov）死后，“高加索酋长国”迅速向“基地”组织靠拢。反叛势力中更为极端的人员，开始倒向“伊斯兰国”。所以说，随着北高加索反叛势力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其发展必然愈加受到国际恐怖主义走向的影响，特别是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密切相关。
近几年来，北高加索各共和国内的恐怖势力都处于不同程度的衰落态势，其中既有战略转型的因素，也与首领的死亡和恐怖分子的代际更替有关。鉴于当地各类恐怖团伙的高度分散性，FTF回流者不仅难以融入当地族群网络，也难以招募和培训新一代反叛分子。与叙利亚不同，北高加索共和国并不是治理失败之地，也不存在安全的庇护所。即使这些回流者可能从事“独狼”式恐怖活动，可是此类策略并非当地反叛势力的主流。鉴于“高加索酋长国”的衰落，许多当地恐怖团体转而效忠“伊斯兰国”。但是这种效忠能否扭转颓势是存在疑问的。虽然他们希望与“伊斯兰国”结盟以获取资金及培训方面的支援，但是后者只可能为其提供一个平台而已。虽然在北高加索建立了分支，但“伊斯兰国”在当地的活动仍侧重于宣传和招募，它对当地恐怖武装的支持力度非常有限。
这在另一个层面上成为回流FTF及其组织进行本土化重组的压力和驱动力。虽然情况并不乐观，如为了防范叙利亚回流者煽动冲突，“苏菲运动”已倒向俄罗斯政府并反对“高加索酋长国”及其他萨拉菲组织。唯一的例外是达吉斯坦，当地的极端恐怖势力已完成了组织重构及对新一代“圣战”分子的整合。如果回流的北高加索恐怖组织与本土组织实现重组及合流，“伊斯兰国”必将重新评估自身在当地的战略部署，俄罗斯的安全也将面临更大挑战。
（三）长远的影响和威胁
在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扩散的背景之下，从中亚及俄罗斯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此波恐怖主义参战人员的形成、转移和回流，将对地区安全与稳定造成深远的影响。
首先，“圣战”萨拉菲主义等暴力极端主义的渗透。从思想源头来看，当前FTF的主要思想驱动因素为“圣战”萨拉菲主义。它属于萨拉菲主义的一个分支，在演进过程中不断极端化，至今已成为“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博科圣地”等恐怖组织的核心意识形态。研究指出，这一萨拉菲主义分支最主要的信条在于，任何不依据沙利亚法统治的政府都是非法的异教徒政权，应予以颠覆。在此过程中，暴力“圣战”是最主要的手段。虽然从伊斯兰教法学派角度来说，萨拉菲主义属于罕百里学派，而南亚、中亚地区以哈乃斐学派为主，北高加索地区则存在多种教派竞争的情况，但是“圣战”萨拉菲主义均在这些地区迅速发展，并成为暴力极端主义的内在驱动力。考虑到近年来“圣战”萨拉菲派恐怖势力在中亚及俄罗斯两地不断蔓延的现实，此次FTF的转移和回流无疑将大大地加速这一进程。
其次，中亚及俄罗斯恐怖主义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传统上中亚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并未表现出从个体宗教回归到重建社会秩序，再到重振以伊斯兰为核心的世界秩序的鲜明层次，“回归”和“仇恨”是其宣传中的基本主体（在世界秩序导向上它是缺失的）。回归即试图通过在叙事上为重述中亚的伊斯兰历史以及中亚在伊斯兰历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帝国殖民对中亚伊斯兰的破坏，最终号召中亚民众意识到自己穆斯林的身份（与中亚民众自身的认知偏差较大的另一种身份），回归伊斯兰的生活方式；仇恨是通过宣传中亚政权实施暴政，在民众中散播政治怨恨，从而在民众中激起对执政者的怨恨情绪。但是，经历战斗“洗礼”而回流的FTF已在意识形态上弥补了中亚极端主义中世界秩序的缺失部分，从而与国际同步。北高加索地区亦是如此，近年来当地数量巨大的FTF的出现已表明，当地“三股势力”已将分裂主义的议程整合到全球“圣战”的主题之中。
最后，中南亚及北高加索极端和恐怖势力的区域性联动。虽然各地区恐怖组织之间的派系争斗仍然明显，但是并不排斥其联动及整合的可能。随着“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思想整合，中亚与南亚极端和恐怖主义“一体化”的可能性在加大。同时，由于劳工和语言的因素，大量中亚籍FTF利用高加索的渠道奔赴中东，在事实上已被整合入高加索网络。中亚与高加索之间极端和恐怖主义的联系已建立。如果“伊斯兰国”的两个分支“高加索分支”和“呼罗珊分支”在核心领导层的协调下实现配合，这对于整个地区的安全而言将是重大的威胁。
四结语
在中亚地区，FTF规模性地回流对地区安全与稳定造成了诸多消极的冲击。他们可能充分利用当地日趋严重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环境，勾结本地极端和恐怖团体，甚至成为“伊斯兰国”向中亚渗透的先锋。考虑到近期中亚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性，FTF的威胁可能扩大。在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地区，FTF数量众多，“伊斯兰国”亦在当地建立了分支，但本土性恐怖势力的潜在威胁更大。后者可能充分利用前面两个因素，结合本地议题重新发展壮大。当然，中亚与俄罗斯在FTF转移和回流问题上亦有着一定的差异，前者以恐怖威胁为主，而后者造成的反叛势力的挑战更大。整体来说，中亚籍FTF在形成和回流过程中，均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即依赖本地或周边的恐怖团伙。所以，在回流威胁问题上，他们可能会重新汇入当地的恐怖团伙，并依据“伊斯兰国”或“征服阵线”等国际恐怖组织的指令而行动；相比较而言，俄罗斯籍FTF的自主性更强，一方面是缘于北高加索地区极端势力进行组织重组的内在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民族分裂主义的深层驱动。一旦在FTF规模性回流后，当地“三股势力”的重组与复苏得以实现，高加索地区乃至整个俄罗斯的安全与稳定将受到直接的冲击。
为应对中亚及俄罗斯籍FTF转移和回流造成的安全威胁，强化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区域安全合作组织的机制及协调，无疑是当务之急。实践表明，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透露，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的协助下，仅2015年，就有一百五十余名国际恐怖组织成员被消灭，一千多名恐怖分子的帮凶被逮捕，两千多件武器和自制爆炸装置及十六万多发弹药被查获。如何增强上海合作组织与独联体反恐中心及南亚国家的反恐合作，是应对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扩散的重要工作。如上海合作组织与独联体反恐中心共享FTF资料、支持组织及个人名单等信息，与南亚及域外相关国家合作打击“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等问题，均可进一步加强。
长远来看，应对FTF所构成的威胁需要全面应对恐怖主义蔓延的根本性条件，包括防止走向恐怖主义的激进化、制止招募活动、阻止FTF的流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促进政治和宗教容忍、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凝聚力和包容性、帮助回流者重返社会及恢复正常生活等等。
此外，在“伊斯兰国”当前溃败的情况下，有效地针对回流FTF的改造政策也是防范未来风险的重要保障。监禁本身并不是唯一的对策，也可能并非治本之策。监狱的环境可能会促进暴力极端主义，但也可以为防止激进化演变成暴力提供机会。这实质上涉及回流者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战略的难点，即如何在充分审查和评估回流者风险的基础上，有效维持威慑与改造之间的平衡。因此，回流者政策有三个重大主题：如何筛查回流者以充分评估风险、如何制定和实施去极端化政策为激进的回流者“解毒”以及如何使回流者重新融入社会。
作者简介
李捷，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中心”副教授；
雍通，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