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萨拉热窝的秘密——欧洲难民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初南斯拉夫战争爆发时，我正逃到香港，在一家杂志做编辑。记得当时发过一篇有关战争的报道，我在编辑按语里写道：“大屠杀的惨状令人唏嘘不已”。对香港读者和我本人来说，那场战争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

　　不久，我们一家就被联合国难民署送到瑞典来了。与我们同时期在瑞典获得庇护的，大部分是从巴尔干战火中逃来的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人，此外还有来自越南和中东的难民。人类的各种争端与分裂令我们都经历了可怕的噩梦，无家可归就像行走在流沙之上，直到仁慈的瑞典给我们伸出温暖的手。

　　英国哲学家齐格蒙•鲍曼曾这样描述欧洲难民的生存境况：“他们昨日还为家园骄傲、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自豪，很多人也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富庶……但他们现在成为了难民。他们失去了家园和社会地位，失去了所有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来到了这里。”

　　瑞典语课堂上的嚎啕哭声

　　1994年初，我开始上瑞典语课程。班上那些面色呆滞的同学，大都是原属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穆斯林。这些穆斯林的祖先原是基督徒，在15世纪巴尔干半岛被土耳其占领后，改宗为穆斯林。几百年来，那个半岛宗教族群冲突不断。

　　那时瑞典语老师让我们练习口语，主题之一是谈自己的爱情故事。我的同桌是一个在波斯尼亚当过运动员的帅哥，他用结结巴巴的瑞典语很兴奋地向我描述，说他十五岁时爱上了同村一个姑娘。一次，他去山上放牛与姑娘幽会，把牛用绳子拴在自己脚上。结果牛突然狂奔起来，这位可怜的情郎被拖得奄奄一息。

　　但不是所有的口语课都这样有趣。一位年轻姑娘在谈到自己的恋爱婚姻时，突然嚎啕大哭。原来正在她戴婚纱做新娘时，战争爆发，她的父亲被塞族邻居打死了。她睁大茫然失神的眼睛发问：“为什么原来相处不错的邻居，会突然要杀死我们?”没有人能回答她的问题。

　　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已平息，我的波斯尼亚难民同学早已各奔东西。他们有的和我一样在瑞典找到了工作，还有的回战后的波斯尼亚重建家园去了。有的人在家乡有房子、土地与事业，东欧的气候也比北欧好得多。

　　逃离战争二十三年终回乡

　　电影往往是艺术化了的现实生活。在获瑞典“金羊奖”的影片《我的姑妈在萨拉热窝》(Min faster i Sarajevo)里(注：本文题图为影片中的影像)，主人公兹纳坦(Zlatan)活像我熟悉的老同学中的一个。中年男人兹纳坦是来自前南斯拉夫的难民，现在瑞典做水管工。自1992年逃离萨拉热窝，23年来，兹纳坦在瑞典结婚生孩子又离婚。即使家乡已经和平自由了，他也不曾回国。

　　此时兹纳坦遇上了难题。他那17岁的漂亮女儿安雅找到她，说她从未去萨拉热窝见过父亲的亲人，对父亲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一无所知，因此很想要和父亲一起旅行返乡。兹纳坦试图阻止女儿，说那个国家对自己是“已完结的一章”，现在只有一个老姑妈在那里，他每月寄钱回去赡养老人就行了，如回去只有失望。

　　但女儿已经买了机票，兹纳坦不得不跟着女儿上飞机。在从机场到萨拉热窝的出租车上，司机告诉他：这个国家看起来一切正常了，但曾有几十万在战争中人死亡，今天已无人记忆。

　　兹纳坦带安雅住在萨拉热窝战前的一家五星酒店，说那里曾为奥运冠军举办过盛宴，战时曾住过很多采访战事的各国记者。女儿更想看父亲童年时的学校、游戏场和面包店。很不请愿的父亲只好答应女儿，说次日将带她去城里散步。

　　第二天在城里散步时，女儿埋怨父亲不带她去看自己曾居住过的地方。父女俩正在不高兴地拌嘴，路上遇到熟人了。苏德是兹纳坦一起长大的童年伙伴，他热情地把这对父女拉到他家去做客。老友们一起喝酒唱歌，回忆当年的足球赛。

　　两个秘密：人间之惨痛与无奈

　　曾想把在萨拉热窝所发生的一切永远抛在脑后，但此时，兹纳坦已无法不直面自己的过去了。

　　那个晚上，他趁女儿睡觉偷偷溜出酒店，走到一条布满弹洞的破败小巷，打开门进入一个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小院。没想到女儿安雅跟在他身后，发现了父亲的秘密。兹纳坦哭泣着告诉安雅说：在这个小院里，他曾有过一个小小的幸福的家——妻子和儿子，但一次大轰炸摧毁了一切……。

　　另一个被揭出来的秘密是，兹纳坦的老姑妈在他回乡之前已经死了，但负责照顾老姑妈的拉德米拉却秘不发丧，而是把老姑妈的尸体藏起来。拉德米拉从市场上找了一个卖毛线袜子的老妇人，把她化妆成姑妈，来应付久未返乡的侄儿。当兹纳坦发现姑妈是假的，拉德米拉立即向他认错，说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母女俩一直依靠兹纳坦从瑞典寄给老姑妈的赡养费为生。

　　痛苦万分的兹纳坦只好埋葬了老姑妈，并承诺继续给拉德米拉寄钱，让她能够送女儿去英国留学，还表示愿意资助那位穷困的假姑妈。

　　这个影片有了一个令人喜悦而充满希望的结尾。因为这趟回乡，兹纳坦伤痕累累的心灵得以医治，他的女儿认识了父亲的祖国曾发生过的那场毁灭性的悲剧，理解了长久隐藏秘密的父亲。当父女俩并肩在街上大吃家乡零食时，萨拉热窝正在热火朝天地重建房屋。

　　但我的邻居布拉西一家却无论如何不肯返乡。他们的伤痛难以对人言说。原是波斯尼亚中学数学教师的布拉西，在带着家人逃离战火时被塞族民兵逮捕，女儿桑娅遭受了非礼蹂躏。忍辱活下来的桑娅到了瑞典也不肯结婚。

　　有时我在小城街上，遇到桑娅搀着白发苍苍的父亲，尚年轻的她像秋花一样迅速地枯萎。同是天涯零落人，我心里泛起一丝酸楚。

　　上世纪90年代初南斯拉夫战争爆发时，我正逃到香港，在一家杂志做编辑。记得当时发过一篇有关战争的报道，我在编辑按语里写道：“大屠杀的惨状令人唏嘘不已”。对香港读者和我本人来说，那场战争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

　　不久，我们一家就被联合国难民署送到瑞典来了。与我们同时期在瑞典获得庇护的，大部分是从巴尔干战火中逃来的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人，此外还有来自越南和中东的难民。人类的各种争端与分裂令我们都经历了可怕的噩梦，无家可归就像行走在流沙之上，直到仁慈的瑞典给我们伸出温暖的手。

　　英国哲学家齐格蒙•鲍曼曾这样描述欧洲难民的生存境况：“他们昨日还为家园骄傲、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自豪，很多人也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富庶……但他们现在成为了难民。他们失去了家园和社会地位，失去了所有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来到了这里。”

　　瑞典语课堂上的嚎啕哭声

　　1994年初，我开始上瑞典语课程。班上那些面色呆滞的同学，大都是原属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穆斯林。这些穆斯林的祖先原是基督徒，在15世纪巴尔干半岛被土耳其占领后，改宗为穆斯林。几百年来，那个半岛宗教族群冲突不断。

　　那时瑞典语老师让我们练习口语，主题之一是谈自己的爱情故事。我的同桌是一个在波斯尼亚当过运动员的帅哥，他用结结巴巴的瑞典语很兴奋地向我描述，说他十五岁时爱上了同村一个姑娘。一次，他去山上放牛与姑娘幽会，把牛用绳子拴在自己脚上。结果牛突然狂奔起来，这位可怜的情郎被拖得奄奄一息。

　　但不是所有的口语课都这样有趣。一位年轻姑娘在谈到自己的恋爱婚姻时，突然嚎啕大哭。原来正在她戴婚纱做新娘时，战争爆发，她的父亲被塞族邻居打死了。她睁大茫然失神的眼睛发问：“为什么原来相处不错的邻居，会突然要杀死我们?”没有人能回答她的问题。

　　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已平息，我的波斯尼亚难民同学早已各奔东西。他们有的和我一样在瑞典找到了工作，还有的回战后的波斯尼亚重建家园去了。有的人在家乡有房子、土地与事业，东欧的气候也比北欧好得多。

　　逃离战争二十三年终回乡

　　电影往往是艺术化了的现实生活。在获瑞典“金羊奖”的影片《我的姑妈在萨拉热窝》(Min faster i Sarajevo)里(注：本文题图为影片中的影像)，主人公兹纳坦(Zlatan)活像我熟悉的老同学中的一个。中年男人兹纳坦是来自前南斯拉夫的难民，现在瑞典做水管工。自1992年逃离萨拉热窝，23年来，兹纳坦在瑞典结婚生孩子又离婚。即使家乡已经和平自由了，他也不曾回国。

　　此时兹纳坦遇上了难题。他那17岁的漂亮女儿安雅找到她，说她从未去萨拉热窝见过父亲的亲人，对父亲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一无所知，因此很想要和父亲一起旅行返乡。兹纳坦试图阻止女儿，说那个国家对自己是“已完结的一章”，现在只有一个老姑妈在那里，他每月寄钱回去赡养老人就行了，如回去只有失望。

　　但女儿已经买了机票，兹纳坦不得不跟着女儿上飞机。在从机场到萨拉热窝的出租车上，司机告诉他：这个国家看起来一切正常了，但曾有几十万在战争中人死亡，今天已无人记忆。

　　兹纳坦带安雅住在萨拉热窝战前的一家五星酒店，说那里曾为奥运冠军举办过盛宴，战时曾住过很多采访战事的各国记者。女儿更想看父亲童年时的学校、游戏场和面包店。很不请愿的父亲只好答应女儿，说次日将带她去城里散步。

　　第二天在城里散步时，女儿埋怨父亲不带她去看自己曾居住过的地方。父女俩正在不高兴地拌嘴，路上遇到熟人了。苏德是兹纳坦一起长大的童年伙伴，他热情地把这对父女拉到他家去做客。老友们一起喝酒唱歌，回忆当年的足球赛。

　　两个秘密：人间之惨痛与无奈

　　曾想把在萨拉热窝所发生的一切永远抛在脑后，但此时，兹纳坦已无法不直面自己的过去了。

　　那个晚上，他趁女儿睡觉偷偷溜出酒店，走到一条布满弹洞的破败小巷，打开门进入一个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小院。没想到女儿安雅跟在他身后，发现了父亲的秘密。兹纳坦哭泣着告诉安雅说：在这个小院里，他曾有过一个小小的幸福的家——妻子和儿子，但一次大轰炸摧毁了一切……。

　　另一个被揭出来的秘密是，兹纳坦的老姑妈在他回乡之前已经死了，但负责照顾老姑妈的拉德米拉却秘不发丧，而是把老姑妈的尸体藏起来。拉德米拉从市场上找了一个卖毛线袜子的老妇人，把她化妆成姑妈，来应付久未返乡的侄儿。当兹纳坦发现姑妈是假的，拉德米拉立即向他认错，说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母女俩一直依靠兹纳坦从瑞典寄给老姑妈的赡养费为生。

　　痛苦万分的兹纳坦只好埋葬了老姑妈，并承诺继续给拉德米拉寄钱，让她能够送女儿去英国留学，还表示愿意资助那位穷困的假姑妈。

　　这个影片有了一个令人喜悦而充满希望的结尾。因为这趟回乡，兹纳坦伤痕累累的心灵得以医治，他的女儿认识了父亲的祖国曾发生过的那场毁灭性的悲剧，理解了长久隐藏秘密的父亲。当父女俩并肩在街上大吃家乡零食时，萨拉热窝正在热火朝天地重建房屋。

　　但我的邻居布拉西一家却无论如何不肯返乡。他们的伤痛难以对人言说。原是波斯尼亚中学数学教师的布拉西，在带着家人逃离战火时被塞族民兵逮捕，女儿桑娅遭受了非礼蹂躏。忍辱活下来的桑娅到了瑞典也不肯结婚。

　　有时我在小城街上，遇到桑娅搀着白发苍苍的父亲，尚年轻的她像秋花一样迅速地枯萎。同是天涯零落人，我心里泛起一丝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