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危机：撕裂欧洲的一道伤口

　　由此可见，欧洲难民危机对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大国政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并带来政策的改变。

　　危机撕裂和谐关系、凸显分裂与对抗

　　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尼斯条约》，再到《里斯本条约》，欧洲联盟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欧盟各成员国协商一致的治理机制显示出欧盟各成员国的团结一致和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讲话及对外表明立场的强大政治与外交力量。但持续发酵的欧洲难民危机撕裂了欧盟成员国的和谐关系，凸显了欧洲国家内部的分裂与对抗，欧盟内部的协商一致机制受到严峻挑战。

　　首先，欧洲难民危机凸显了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严重分歧。早在2015年5月，面对短时间内数以万计的难民申请者的抢滩登陆，希腊和意大利两国曾呼吁欧盟尽快出台应对南欧国家难民问题的一揽子举措，但欧盟成员国在应对难民危机问题上却出现了内部分裂与相互指责。英国指责法国没有负起监管非法移民的责任，致使大量非法移民通过连接两国的海底隧道偷渡至英国，法国则批评意大利和希腊放任难民在欧洲流窜，意大利和希腊又把矛头对准西欧和北欧富裕国家，不满它们袖手旁观。由于无法在欧盟层面上达成一致意见，欧洲难民危机在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与争吵中持续发展而愈加严重。

　　其次，欧洲难民危机凸显了东欧与西欧、南欧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对立。客观而言，接受数以万计的难民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新的事情。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就有72万难民申请者在欧洲国家提出庇护申请。如果欧洲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应对，那么，现有的100多万难民申请的欧洲难民危机就可以在欧盟层面上得以轻松化解。但欧洲难民危机的发展进程表明，在欧盟层面上达成一致的难民配额接纳方案，既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同时也考验着欧洲政治家们的智慧。

　　在欧洲难民危机面前，一方面，欧盟内部出现了西欧国家和东欧国家的严重分裂：主张通过欧盟的难民配额方案来化解难民危机的西欧国家和反对欧盟配额方案的东欧国家。由于无法取得共识，迫使欧盟放弃了协商一致的原则，欧盟在内政部长会议上罕见地以“多数票”方式强力通过分配12万难民的方案。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四个投反对票的国家对西欧国家，尤其是德国的“欺凌”表示不满。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绝不执行摊派计划，将诉至欧洲法院。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则说，拒绝接受德国在难民危机上的“道德帝国主义”。直到2015年12月，东欧国家仍表示拒绝难民接纳的配额方案。波兰明确表示，在“巴黎暴恐案”发生以后，波兰不能再根据欧盟的配额计划接收难民。匈牙利国会11月3日通过一项决议案，认为欧盟委员会设立移民配额制没有适当的法律依据。12月3日，匈牙利向位于卢森堡的欧洲法院递交诉讼状，反对欧盟按照配额强制分摊移民。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西欧国家和南欧国家的分裂。西欧国家如法国、德国，尤其是德国承担了最主要的难民份额的登记、审查和接纳的巨大压力，而北欧国家的份额较小，而且采取遣返难民的政策。而南欧国家意大利和希腊，尽管从法律意义上是第一责任国，但由于不是难民的避难目标国家，因而也就放弃了履行《都柏林公约》的第一责任国的义务，而放任难民的涌入。由此可见，持续发酵的欧洲难民危机撕裂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和谐关系，凸显了东欧与西欧、南欧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对立，欧盟内部的协商一致机制受到严峻挑战。正如德国席勒研究院创始人海尔格·策普·拉鲁旭所说：“本次欧洲难民危机表明，欧盟的整个结构，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欧洲峰会到《里斯本条约》的订立，始终未能建立起稳固的根基。直至今日，其凝聚力早已消耗殆尽。所谓的‘价值’理念，如民主、人权和国际条约的约束力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早已丧失作用。”

　　恐袭事件频发，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由于以美国为首、西方发达国家积极参与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局部战争及叙利亚内战，导致

　　由于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在对待难民危机问题上相互冲突，欧盟层面达成一致的难民配额方案在执行环节上裹足不前，以及利比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亚非难民产生国动荡和冲突不断，持续一年多的欧洲难民危机，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在2015年有多达110万人进入欧洲的基础上，2016年又有24.2万人进入欧洲，其中从利比亚跨越地中海入境意大利的难民和非法移民就有8.4万人，主要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同时有3000人葬身地中海，这是欧洲难民危机发生以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难民和移民死亡的最高数字。持续发酵的欧洲难民危机对欧洲大国政府、欧洲国家内部关系、欧洲安全局势、欧洲社会情绪与政治倾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冲击。

　　欧洲大国政府的抉择

　　如何看待和如何解决欧洲难民危机问题，考验着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大国政府及政治家的智慧。尽管这三个国家对待难民危机采取了相对不同的政策，但毋庸讳言，难民危机对德国、法国和英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德国是在欧洲难民危机中高举人道主义救援大旗、率先宣布接纳难民、而且至今仍在不断接纳难民的欧洲大国。默克尔政府自2015年9月实施的欢迎难民、慷慨接纳难民的政策，让德国获得了难民救援和人道主义的道德高地。但伴随着成千上万难民大军的涌入，特别是由难民参与和实施的新年夜的“科隆性侵案”、系列恐怖袭击和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使德国的社会民众和政治精英对待难民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社会民众层面，尽管在难民危机刚刚发生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众普遍对政府接纳难民的决定和欢迎难民政策持支持态度，但“科隆性侵案”逐渐改变了民众对政府接纳难民政策的支持，特别是系列恐怖袭击在德国发生后，社会民众终止和反对德国政府欢迎难民政策的呼声日渐高涨。由此直接导致默克尔政府民众支持率的持续走低。根据相关调查，2015年9月，有45%的德国人认为接收难民利大于弊;2016年1月，该数据下降至38%。科隆事件后，民众恐惧情绪上升，要求严格审查难民入境。60%的民众赞同限制入境难民人数，57%支持重新引入欧盟国家间的边境管控，比2015年9月高出12个百分点，过半德国人反对接纳无护照的难民入境。

　　在政治精英层面，默克尔政府的执政联盟内部对难民接纳政策持反对意见的大有人在，同时极右翼政党和其他在野党也施加强大压力，它们以执政联盟的难民政策作为攻击的焦点，获得了民众的强烈支持。在2016年3月举行的德国巴登—符腾堡、萨克森—安哈尔特和莱茵兰—普法尔茨三州的地方选举中，两个联合执政的传统大党——总理默克尔所在的保守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社民党均遭遇挫败。新崛起的反移民政党德国选择党成为最大赢家，一举成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第二大党，明年大选中将可能首次跻身联邦议会，令2017年的德国大选走向充满悬念。在野党的指责和民意基础的改变，迫使默克尔政府收紧难民政策。作为欧洲和世界大国，德国遭受了难民危机的强大冲击。

　　在法国，当德国敞开胸怀慷慨接纳难民的时候，法国也一改谨慎的难民接纳政策，追随德国接纳难民，然而，2015年11月13日发生“巴黎暴恐案”，迫使法国修订了难民政策。此次事件由叙利亚难民中的恐怖主义分子和法国穆斯林移民中的极端分子策划实施，造成130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恐怖袭击发生后，奥朗德第一时间宣布改变对于叙利亚内战的立场，申明“阿萨德不是法国的敌人，‘伊斯兰国’才是”。西班牙、德国等随即对法国转变立场表示支持，这意味着欧盟国家的中东战略发生重要变化。

　　在英国，面对难民危机在欧盟国家的肆虐，部分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充满了恐惧和担忧。卡梅伦政府宣布，“英国同意接纳两万名身处叙利亚邻国难民营的难民，但不参与欧盟安置已抵达欧洲难民的计划”，此后，英国对“麻烦的欧盟”开始“厌恶”。“让欧洲远离我，欧洲给我带来了麻烦”，欧盟带来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我们脱离这个组织，一定会过得更好”……类似的呼声日渐高涨，并在随后的脱欧公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欧洲难民问题的持续发酵，加速了英国“脱欧”的步伐和进程。

　　由此可见，欧洲难民危机对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大国政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并带来政策的改变。

　　危机撕裂和谐关系、凸显分裂与对抗

　　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尼斯条约》，再到《里斯本条约》，欧洲联盟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欧盟各成员国协商一致的治理机制显示出欧盟各成员国的团结一致和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讲话及对外表明立场的强大政治与外交力量。但持续发酵的欧洲难民危机撕裂了欧盟成员国的和谐关系，凸显了欧洲国家内部的分裂与对抗，欧盟内部的协商一致机制受到严峻挑战。

　　首先，欧洲难民危机凸显了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严重分歧。早在2015年5月，面对短时间内数以万计的难民申请者的抢滩登陆，希腊和意大利两国曾呼吁欧盟尽快出台应对南欧国家难民问题的一揽子举措，但欧盟成员国在应对难民危机问题上却出现了内部分裂与相互指责。英国指责法国没有负起监管非法移民的责任，致使大量非法移民通过连接两国的海底隧道偷渡至英国，法国则批评意大利和希腊放任难民在欧洲流窜，意大利和希腊又把矛头对准西欧和北欧富裕国家，不满它们袖手旁观。由于无法在欧盟层面上达成一致意见，欧洲难民危机在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与争吵中持续发展而愈加严重。

　　其次，欧洲难民危机凸显了东欧与西欧、南欧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对立。客观而言，接受数以万计的难民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新的事情。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就有72万难民申请者在欧洲国家提出庇护申请。如果欧洲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应对，那么，现有的100多万难民申请的欧洲难民危机就可以在欧盟层面上得以轻松化解。但欧洲难民危机的发展进程表明，在欧盟层面上达成一致的难民配额接纳方案，既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同时也考验着欧洲政治家们的智慧。

　　在欧洲难民危机面前，一方面，欧盟内部出现了西欧国家和东欧国家的严重分裂：主张通过欧盟的难民配额方案来化解难民危机的西欧国家和反对欧盟配额方案的东欧国家。由于无法取得共识，迫使欧盟放弃了协商一致的原则，欧盟在内政部长会议上罕见地以“多数票”方式强力通过分配12万难民的方案。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四个投反对票的国家对西欧国家，尤其是德国的“欺凌”表示不满。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绝不执行摊派计划，将诉至欧洲法院。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则说，拒绝接受德国在难民危机上的“道德帝国主义”。直到2015年12月，东欧国家仍表示拒绝难民接纳的配额方案。波兰明确表示，在“巴黎暴恐案”发生以后，波兰不能再根据欧盟的配额计划接收难民。匈牙利国会11月3日通过一项决议案，认为欧盟委员会设立移民配额制没有适当的法律依据。12月3日，匈牙利向位于卢森堡的欧洲法院递交诉讼状，反对欧盟按照配额强制分摊移民。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西欧国家和南欧国家的分裂。西欧国家如法国、德国，尤其是德国承担了最主要的难民份额的登记、审查和接纳的巨大压力，而北欧国家的份额较小，而且采取遣返难民的政策。而南欧国家意大利和希腊，尽管从法律意义上是第一责任国，但由于不是难民的避难目标国家，因而也就放弃了履行《都柏林公约》的第一责任国的义务，而放任难民的涌入。由此可见，持续发酵的欧洲难民危机撕裂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和谐关系，凸显了东欧与西欧、南欧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对立，欧盟内部的协商一致机制受到严峻挑战。正如德国席勒研究院创始人海尔格·策普·拉鲁旭所说：“本次欧洲难民危机表明，欧盟的整个结构，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欧洲峰会到《里斯本条约》的订立，始终未能建立起稳固的根基。直至今日，其凝聚力早已消耗殆尽。所谓的‘价值’理念，如民主、人权和国际条约的约束力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早已丧失作用。”

　　恐袭事件频发，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由于以美国为首、西方发达国家积极参与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局部战争及叙利亚内战，导致欧洲国家相继发生了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西班牙马德里地铁爆炸案、布鲁塞尔博物馆枪击案等恐怖主义袭击行为，但总起来说，恐怖主义袭击在欧洲并不频繁，因此，欧洲的社会安全局势相对稳定。但2015年欧洲地区发生难民危机以来，由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策划、由进入欧洲国家的、来自中东国家的难民或欧洲国家的穆斯林移民中的激进恐怖分子直接实施的恐怖主义袭击此起彼伏：

　　2015年，1月7日，发生在法国的《查理周刊》枪击案，造成12人死亡;1月8日，一名35岁的女警在巴黎南部外郊遭枪击身亡;1月9日，法国又有七人遇害，其中四人是在巴黎一家犹太食品杂货店被劫持的人质，另外三人是《查理周刊》袭击案的凶手库阿希兄弟以及杂货店劫匪;2月14日，丹麦哥本哈根市区一个文化中心发生两起枪击案，凶手疑为“圣战”分子，造成两死五伤;11月13日，多起袭击案在巴黎几乎同时发生，造成130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进入2016年，3月22日，发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的两起袭击案造成32人死亡、300人受伤;6月13日，一对警察夫妇在法国马尼昂维尔的住所被杀，凶手是一名向“伊斯兰国”组织效忠的法国“圣战”分子;7月14日，法国国庆日活动期间，突尼斯裔法国男子在尼斯驾驶卡车碾压庆祝人群，造成8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7月18日晚间，德国巴伐利亚州维尔茨堡一列火车上，一名17岁阿富汗难民突然持斧头和刀具袭击同车厢乘客，造成20多人受伤，其中四人为中国香港公民;7月22日晚间，一名拥有德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18岁少年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奥林匹亚购物中心开枪扫射，导致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7月24日，一名叙利亚难民在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罗伊特林根市手持大刀砍杀路人，至少造成一名孕妇遇害、两人受伤;7月24日晚，德国巴伐利亚州安斯巴赫市中心，一名叙利亚难民引爆爆炸装置，导致11人受伤，凶手被当场炸死。

　　由此可见，伴随着130多万中东国家难民的到来，由“伊斯兰国”策划与号召、由难民中的激进恐怖主义分子和欧洲国家的穆斯林移民中的激进分子直接实施的恐怖主义袭击，已成为欧洲国家一种可怕的常态。毫无疑问，伴随着欧洲难民危机的持续发酵，欧洲已沦为“伊斯兰国”恐怖主义袭击的重灾区，欧洲的社会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欧洲国家政治右倾化

　　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国家出于对德国种族主义罪行的深刻反思，对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纳粹主义思潮严加防范。由此，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纳粹主义思潮陷入低潮。但伴随着大量难民的到来，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纳粹主义思潮沉渣泛起，并发展成声势浩大的排外主义的社会运动。

　　2014年以来，伴随着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难民的大量进入，德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外来移民、反伊斯兰化的运动——PEGIDA(“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2014年10月，PEGIDA运动在德累斯顿组织数千人参加游行示威，后参加该运动的人数逐渐增加，甚至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支持者前往声援。而PEGIDA的集会地点也逐步扩展至柏林、科隆、慕尼黑、波恩、杜塞尔多夫等多个城市。12月23日，德累斯顿有近1.75万人参加PEGIDA游行，游行者在歌剧院前抗议政府的移民和难民政策。2015年，德国接纳了100多万难民，这引起德国部分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部分德国民众开始攻击难民和难民营，德国国内针对难民房屋的纵火等暴力事件已超过490起，而2014年时是153起。不仅如此，就连原本写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中的“避难权”也遭到了国内政界和民间的广泛质疑……2015年10月17日在科隆，对难民政策表示支持的市长候选人亨丽埃特·雷克，在竞选活动中遭受袭击，险些丧命;PEGIDA游行者更是再次走上德累斯顿街头庆祝他们的一周年纪念日，并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副总理加布里埃尔“预留”了绞刑架。PEGIDA运动的迅猛发展表明，欧洲难民危机直接导致排外主义、种族主义思潮的东山再起。

　　不仅如此，欧洲难民危机还直接改变了欧洲国家传统政党的选民基础，导致反移民、具有显著排外主义色彩的欧洲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国家政坛上异军突起，这将迫使欧洲国家的政治右倾化。如果说，欧洲难民危机在社会层面上导致反对“欧洲穆斯林化”、反对外来移民、反对接纳难民的PEGIDA运动的迅速发展，那么在政治层面上，则给了反对外国移民、反对接纳难民而且带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色彩的极右翼政党以东山再起的契机。尤其是2015年以来，百万难民的汹涌而入和系列恐怖主义袭击的发生，反对外来移民、反对接纳难民的极右翼政党的主张获得了包括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欧洲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荷兰新自由党、奥地利自由党、丹麦人民党、比利时弗拉芒集团、德国的国家民主党等相继在政坛上异军突起。

　　在法国，以反移民和排外为特征的极右翼政党——法国国民阵线再次获得了较大发展。在2014年的三次选举中，取得了“骄人战绩”。在3月的市镇选举中，拿下11个市镇，获得历史性的突破;在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以高得票率战胜社会党和人民运动联盟两大主流政党，震惊了法国和欧洲政坛;在9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获得两个议席，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首次进入参议院。目前，国民阵线已稳坐法国政坛的第三把交椅，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吸引力且影响力持续上升的政党，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把法国政坛由左右翼两大政党主导的格局变成左翼、右翼、极右三足鼎立的格局。进入2015年夏天以来，随着欧洲难民危机的持续发酵和恐怖主义袭击的接连发生，国民阵线宣传的反移民、反难民的排外主义思想更是得到了张扬。玛丽娜·勒庞曾公开指出：“外来移民是造成恐怖袭击的根源。”在2015年11月巴黎遭遇了史无前例的血腥恐袭事件后，更让其倡导的反移民、反穆斯林难民的主张获得了更多法国民众的认可。在2015年12月大区选举的首轮投票中，国民阵线再次取得历史性突破，在13个选区当中的6个选区取得领先……此次选举已经显示出极右翼势力在法国政坛的强劲势头。国民阵线的异军突起，只是欧洲国家极右翼政党崛起的一个缩影。在欧洲议会的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和疑欧主义政党也同样大获全胜。由此可见，欧洲难民危机为反移民的欧洲极右翼政党的东山再起，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欧洲国家的政治家们更加关注欧洲难民危机而导致的社会民意的变化和极右翼政党力量的崛起，欧洲政坛和欧洲政治上的右倾化将不可避免。

　　欧洲难民危机对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大国政府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撕裂了欧盟各成员国的和谐关系，凸显了欧盟内部的分裂与对抗;导致恐怖主义袭击频发，欧洲的社会安全局势持续恶化;致使反移民、反“伊斯兰化”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沉渣泛起，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将造成欧洲国家的政治右倾化。

　　(作者为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