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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美国与中国,中国人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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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美国与中国,中国人如何自处?

资中筠:美国与中国,中国人如何自处?
2018-11-22 10:18:50
来源:资中筠《美国十讲》之十 作者: 资中筠
关键词:中美关系 点击: 我要评论
中美之间既相互防范,又相互依赖,而且这两个方面都在加深。在“依赖”方面,除了看得见的经济关系外,中国对美国还有一种隐性的畸形依赖,就是不可遏制的、急剧增长的向美国移民潮。与早期的苦力和后来的留学生不同,现在是以权贵、富豪家属和各类精英为主,与此同时流入美国的中国财富不计其数。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却保持对美国思想文化的警惕和敌视,主流宣传不断否认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和平演变”、“阴谋论”的宣传丝毫不减,军方也不时发出强硬的言论,这种宣传同权贵、富豪、名流带头“用脚投票”的现实成鲜明对比。

   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是从英国炮舰轰开门户开始,也就是从缔结不平等条约开始。以后的百年中与世界列强打交道,无论是文斗还是武斗,中国经常处于劣势,受屈辱和受损害。但是把一部近代史完全说成“帝国主义侵华史”也不准确,事实是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同时是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也是与外国的影响分不开的。现在单讲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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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

  一、简单的历史回顾

  相对而言,在列强中美国对中国的损害较小,而中国从对美关系中获利较多。当然,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这一关系实质上也不可能完全平等。现在举几个历史节点说明两国之间正负两方面的关系。

  “中国皇后号”,1784年。这是美国派到中国的第一艘商船,距美国独立只有八年,从此开始中美贸易,尽管贸易额有限,但是发展很快,不久美国就超过法国、荷兰、葡萄牙等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对华贸易第二大国。直到中英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中,中美贸易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美国商人比其他列强更遵守中国法规,态度也较和善,受到中国人欢迎。中国从中收获大量黄金白银。

  《望厦条约》,1844年。鸦片战争以后,美国追随英国,逼迫清廷签订《望厦条约》,其实质就是英国得到的利益美国也要享受,例如通商口岸等,其中最重要的不平等条款就是“领事裁判权”。延续到“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一直沿用这种模式,就是列强在华得到的特权,它也要分享。这是中美之间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蒲安臣条约》,1868年。这是中外关系史上独特的、很有意思的事。蒲安臣(AnsonBurlingame,1820-1870)原是美国林肯总统派往中国的公使。当时中国在美国已经有大量侨民,包括华工,有许多事务需要交涉处理,美国一再敦促中国派出驻美领事,但是清廷还是天朝天国思想,认为“皇帝抚有万民”,顾不上区区在海外的几个“游民”,实际上也缺乏人才和经验,用俗话来说就是感到“憷头”。但是有此实际需要,特别是蒲安臣一力劝说,清朝见蒲安臣态度开明,对华友善,就干脆决定任命他为中国钦差大臣,率领中国官员出使各国,首先是美国。这样的事在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这点上清廷特别开明。蒲安臣欣然接受,美国政府也没意见。他果然不负使命,在美国发表演说,宣传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爱好和平,倡导平等对待中国,又代表中国与美国政府谈判,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于1868年鉴订了《中美续约》史称《蒲安臣条约>。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内容规定的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都是对等的。最重要的是,为中国在海外保护侨民提供了法律依据。当然这一条约也符合美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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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

  《排华法》,1882年。前面的《蒲安臣条约》鉴定的时候,大批华工到美国,从事建造铁路等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美国当时正需要劳动力,所以对中国保护劳工权益的条款没有异议。不过华工都生活在底层,在白人至上的气氛中受了不少歧视,法律也保护不了。后来,美国大批解放了的黑奴成为自由劳工,也是做最底层的苦力,就发生劳动力过剩,与华人争饭碗,加以美国经济发生危机,失业率升高,就开始排斥移民。它不排斥欧洲移民,主要排斥亚洲移民,这里面也带有一定的种族色彩,而华人首当其冲。《排华法》(the Exclusion Act)通过之前,冲击、迫害华人的事已经层出不穷,有了这一法律,就变本加厉,形成大规模排华浪潮。那个时期的报刊也大力丑化华人。这件事成为中美外交中一个严重问题,虽经中国多方抗议和交涉,美国不但不收回,国会还多次通过决议延长这一法律的有效期,直到1905年引起中国大规模抵制美货的抗议运动,引起美国政府注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这件事发表讲话。他一方面仍然肯定限制中国“苦力”入境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又说要对中国商人、留学生以及官员等友好对待。实际上,《美国移民法》的一贯精神就是视本国需要区别对待,欢迎人才和财富(所谓“投资移民”),对于劳工则根据国内经济发展和需求情况时松时紧。只是在那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大批移民都是劳工,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八国联军与庚款办学。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是昏庸的慈禧当政的清朝进退失据造成的后果,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联军进入中国,其实攻陷北京时包括技术人员,一共不到三万人(人数说法不一,一说只有一万六七千人)中国就那么不争气,这点人都打不过,“天朝”竟然放弃首都逃跑,叫做“御驾西狩”。这段历史众所周知,不必多讲。只讲美国,参加八国联军出了2100人,大概真正参加过侵略中国的,就这一次。美国当时的政策就是怕被落下,怕亚洲这块肥肉被其他国家抢去,所以也得派人,不然就没它份,是“metoo”政策的延续。八国联军退兵后,《辛丑条约》的赔款,美国分到了7%,连本带息(因为中国是分期付,所以有利息)约三千多万两银子。然后就按照它自己算出来的损失,比如烧教堂、杀美侨、赔偿家属等,把这些损失算了以后,觉得用不了这么多钱,还剩下一千多万两银子,就把这一千多万两银子退给中国办学。这里面也有当时中国外交官的争取和交涉的功劳。主要是当时美国的决策者有感于中国人的仇洋情绪强烈,认为培养了解外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助于化解仇恨,促进和平交往,对美国长远有利。这一举动也带动了英国和日本,后来也退回部分庚款办学。例如清末民初“官费”留学日本的部分经费来源就是日本退回的庚款。庚款办清华,以及用庚款留学的学生后来对中国现代化的巨大贡献,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讲。

  门户开放原则。1901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美国关注美洲以外事务的开始。这项政策主要对象是东亚,特别是中国。其核心原则是两条,一是利益均沾,一是保持中国主权完整,就是说不能让各国把中国给瓜分了。那时的清皇朝已经摧枯拉朽,非常软弱,无力自保。比如西南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江浙一带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东北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美国是后来者,要求大家一起做生意,所谓“门户开放”,不是针对中国的,因为中国门户已经开放了,主要是针对其他列强,要它们不能把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禁脔,对别的国家关门。最主要是针对俄罗斯,那时还没发生日俄战争,我国东北是沙俄的地盘,美国反对它独吞东北。门户开放政策,当然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但客观上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完整。那时清朝自己是没有什么抵抗力量的。1980年代,我国学术界开始思想解放,有过一场对“门户开放”的辩论,因为传统的标准说法一直认为这是美帝国主义参与对中国“割地狂潮”的政策。而有些学者认为相反,这在客观上遏制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这是指“客观上”,至于它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是当然的、不言而喻的。没有哪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能用“好心”或“坏心”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每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政策都是根据它自己的国家利益制定的,一切国家概莫能外。在国际关系中如果有哪个国家的政策是完全无私的,不考虑本国利益,要么是在说谎,要么这个政府根本不合格。如果违反了公认的国际准则损人利己,甚至发动战争,那当然应该受到谴责。所以谈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主要看客观上对中国的影响,有时对它最有利的恰巧客观上对我们也有利。

  威尔逊总统与巴黎和会。1919年,巴黎凡尔赛会议。在青岛问题上,美国威尔逊总统一反其宣扬的公平、正义原则,为了争取日本加入“国联”,偏袒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这件事让本来对美国有好感的广大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精英,遭受一大打击。刚好此时发生俄国十月革命,列宁宣布要归还沙俄根据对华不平等条约侵占的土地(实际上当时那些土地不在他管辖范围,后来苏联也从来无意兑现),中国的大批精英、爱国先驱,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向左转,以俄为师,孙中山也采取联俄政策,对美国的失望是重要原因。后来,1922年毕盛顿会议上,经过中国外交官的力争,美国态度有所转变,青岛归还中国的问题得以解决,尽管是有条件的。从美国历史学者的角度看,这件事在中美关系史上似乎只是一个小插曲,而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件事对中国关键时刻的历史走向却影响深远。

  抗日战争。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前期美国恪守中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通过了一个《中立法》,主要是说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或战争,美国不介入,保持中立。所以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期美国采取了中立的态度,而且实际上略有利于日本,因为它还卖给日本战略物资。后来经过中国一再争取,在不违反《中立法》的前提下,对日本采取了一些手段,例如不向日本出口某些战略物资。1941年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和中国就共同抗日了。特别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国起了很大作用。很多人认为,假设日本没有打美国,没有袭击珍珠港,美国就没有理由参战,最多也只能在经济上有限地支援中国。不过在珍珠港事变之前,1941年7月,陈纳德就以退伍军人的身份组织“飞虎队”,作为志愿者支援中国。大家都知道,在那之前中国没有空军,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意图摧毁中国全民的抗战意志,中国人除了跑防空洞之外,别无他法。所以美国“飞虎队”的出现,是雪中送炭。到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之后,“飞虎队”就由非正式转为正式的军队,为中国培养了空军战士,最重要的是开辟了经过喜马拉雅山驼峰的运输线,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物资运输的封锁。美国的空军战士在中国牺牲了不少。现在南京还有一个空军烈士纪念碑,这是很特殊的一个纪念碑,把当时所有牺牲的空军战士的名字都写在上面了,有很多美国人的名字。1943年在抗日最艰苦的时候,宋美龄到美国巡回演说,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次效果很好,引起广大美国人同情中国抗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加强了美国的援华力度。所以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后期,应该说美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当时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都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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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废除不平等条约。1943年,美国为争取和鼓励中国抗日,带头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与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所以抗战胜利以后像上海、天津、武汉这些城市就没有租界了,原来的外国路名都改成中国名字。与此同时,顺理成章地取消了“领事裁判权”(或称“治外法权”)。在这点上,美国是起了带头作用的,当然也是当时国民政府外交努力的一大成就。美国提出之后,英国也就同意,至于其他的国家如德、意、日是战败国,当然更没有理由保持特权。所以战后的中国至少在法理上,一扫晚清以来的屈辱,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

  联合国与中、美。二战后成立联合国的最初设想和蓝图,就是罗斯福提出的。每次大战之后,人们总是希望以后能避免战争,保持永久和平,所以要有一个国际机制。《联合国宪章》草案的制定过程是罗斯福先根据《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吸取一战后“国联”失败的教训,提出一些原则,让国务院有关官员写出草案,先同丘吉尔商定,然后再把斯大林请过来,三家一起确定,于1944年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车举行会议,发表《华盛顿联合国家宣言》,然后再请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签署。事实上,中国当时发言权很少。美英苏三家激烈地讨价还价,开了一个月会。由于当时苏联和日本还有互不侵犯条约,不愿公开与中国一同开会,以免引起日本的疑虑,顾维钧只能等在会场外,由美国人向他透露会议的情况,还不许他向国内汇报。直到最后三天顾维钧才进入会场,苏联退出。中国代表除了提些无关大局的“补充建议”外,只能在人家已经议定的文件上签字。次日,其他22个反法西斯阵线的参战国代表再签署。从这一程序可以看出战后国际社会的主导国家已经十分明显。但是后来联合国的发起国有中、法,同时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员。法国是丘吉尔力主包括进来,像中国原来英苏都不同意,是罗斯福力排众议坚决拉进来的。

  也是在美国的坚持下,参加1945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要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以体现中国是一个全面统一抗战的国家。蒋介石只好同意,所以董必武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并与其他代表一道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因此,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美国力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迁就苏联,背着中国同意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包括外蒙古独立,也是众所周知的。

  文化教育。我个人认为中国自从向西方学习以来,不管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很大作用。早期是欧洲国家先进来,而自20世纪以来,美国的影响最大。

  我们谈到与一个国家的关系时,往往把民间与政府混为一谈。实际上民间的活动有时可能与政府的政策相吻合,而常常是独立于政府的。例如美国私人、教会以及公益基金会对中国的教育、文化、医疗等各方面现代化的积极贡献,同美国政府关系不大,这点在我国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公平的肯定。特别是教育,一方面是在中国办学,一方面是大批中国留学生带回来的无形资产。中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以及许多学科的建立,无不得益于美国方面的资助,如第六讲所提到的。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洛克菲勒基会会还有一个抢救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项目。这里又涉及动机问题。前面讲到,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从利益出发,但是民间的活动不一定是利益驱动,特别是公益组织本身就是以“公益”为宗旨,也可以说是利他的。美国民间就有这个传统。

  还有一种误解,以为过去洋人在中国办的学校都是非常洋化的,教出来的学生都比较洋,不懂中国文化。事实并非如此,它的学制完全是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制定的,很多教会学校的中文课古文很多,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亚于中国学校。燕京大学的国文系就很强。因此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是因为西方的教育制度传进来,这不符合事实。我们这代人,都是在民国政府教育底下出来的,许多名牌学校从中学到大学,都是洋人创办的。但这里的中国文化和古典文学,教的都是很多的,比1949年以后要多得多。所以我认为如果说到美国或其他国家,在文化教育方面,中国只有受到好处,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少的损失,这是一个看法。

  二、二战以后及冷战时期

  国共内战。二战结束后的初期,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是以中国为最重要的盟友,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因此在国共内争中,美国希望避免内战。它的如意算盘是压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吸收共产党代表参加联合政府,并寄希望于主张民主自由的中间势力,所以有马歇尔调停。这是美国一厢情愿,因为它自己是谈出来的国家,而中国的传统是打出来的政权。当时对立的国共双方都握有重兵,一面抢和平旗帜,一面实际上都准备武力解决问题,不论表面喊什么口号,骨子里都不认同民主自由。至于手无寸铁的中间民主势力,能起的独立作用是很小的。这些,美国决策者都难以充分了解。所以它的调停注定要失败。马歇尔来华前期受到共产党的欢迎,蒋介石勉强接受;后期,共产党认为他日益偏袒国民党,对他进行公开批评,而国民党也认为美国逼它实现民主是不了解中国国情,对他实质的支持不够。所以马歇尔调停以失败告终,他前脚走,后脚中国内战就全面爆发。此时美国就片面支持国民党,出枪出钱。为什么呢?因为那时美苏争夺的“冷战”已经开始,“两大阵营”开始形成。就是说如果中国共产党胜利,就会改变雅尔塔格局,苏联的势力范围会大大扩大。当然还有意识形态的原因,美国人本身是反共的,那时罗斯福已经去世了,是杜鲁门执政。尽管他并不喜欢蒋介石,也不看好国民党,但是为了反苏反共,必须支持国民党。所以对于中共而言,美国起的作用就是延长了中国的内战。如果没有美援,大概国民党会更早垮台。而从国民党的角度,美国援助实在有限,半心半意,到后期的“脱身政策”等于抛弃了它们。国民党到台湾之后,逐渐站住脚,美国又出于冷战的需要,继续给了支持和援助,并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是美国的政策界限是,不支持它“反攻大陆”,同时防止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起的就是这个隔离作用。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中美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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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

  对日政策的转变。在眼看中共即将取得胜利,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不可避免之时,美国对日政策有了很大的转变。原来是扶华制日,现在倒过来,扶日制华。这一转变发生在1948年下半年,经过一段时期酝酿,于1948年12月正式形成战略性的政策文件,明确扶植日本以遏制即将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随之而来,对日本的政策措施也相应调整,从压制右派,改为压制左派。放松了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措施,有的曾经为侵华战争出力的大财团反而成为美国的依靠对象。朝鲜战争之后,随着冷战的升级,美国更与日本结成军事同盟。这一转变,留下很多后遗症,对日本反思侵华战争以及日后的中日关系都留下了不利的影响。详情见第八讲。

  朝鲜战争和对华孤立和遏制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即使在毛泽东1949年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后,美国一部分人还在观望和犹豫,希望还能在中苏之间插进楔子,中国能相对独立。美国国内对华政策争论很激烈,而主张承认中国新政权的一派也还有一定的发言权。杜鲁门于1950年1月发表声明表示台湾问题与美国无关,也就是说,中共如果打台湾,美国不介入。这也是为以后的灵活性留有余地。但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先以联合国名义参战,紧接着中国出兵,实际上成为中美之间的战争,就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之后,美国伙同西欧盟国对中国采取遏制和孤立政策,经济上封锁禁运,在美国领导下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确定禁止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名单。一直到1970年代初,尼克松决定改变对华政策,才开始放宽,不过直到现在,欧美国家对中国武器禁运还没有完全取消。

  中美关系敌对了二十年。但是实际上,这二十年中并非一味敌对。双方在宣传上打口水战,实际上谁也不准备真的再以武力相向。1955年开始中美大使级谈判,尽管达不成协议,只要还在谈,就是一种缓冲,打不起来。现在有些人不了解情况,想当然认为毛主席是对帝国主义强硬的,现在的政府软弱。实际上,毛虽然说了许多大话,在实际行动上对美国还是非常谨慎的。1958年炮打金门时,还有指示,绝对不要打美国军舰。美国飞机多少次擦边而过,有时已经构成侵犯领空,中国方面只是发出抗议,抗议了一百多次,也没有采取行动打下来,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对外还有务实感。到后期,“帝修反”一起反,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寄希望于“世界革命”,那是荒唐岁月的荒唐事。不过那时主要敌人已经不是美国了。

  三、解冻以后

  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建交这一段的历史大家最熟悉,各种著作、文章、媒体谈得最多,这里就不多讲了。

  在这之后的这些年,是属于一种既有摩擦又有交往,实际上是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过程。中美正式建交正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吻合。按道理讲,中美之间应该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不断摩擦、磨合的过程中,若从战略趋势上看,粗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差不多每十年一个阶段。

  第一阶段,双方走到一起的最大战略因素是对“苏联威胁”的共识(姑且不论事实上是否成立)。中国改革、开放、稳定、现代化需要美国:美国认为一个稳定的、朝着改革方向发展、对美友好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中美两国在处理国际共同关心的问题和热点问题上合作多于对抗。不论在台湾问题以及其他具体问题发生怎样的摩擦,最大的前提是,中国力量还很弱,中美贸易是中方逆差,所以美国对中国没有戒心。意识形态和制度当然存在分歧,但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向着它所期待的方向前进。相对于苏联、东欧而言,中囤要开放得多,民主改革似乎希塑更大。

  第二个阶段,1989年以后,形势突变。苏联威胁不复存在,天安门风波使中国政府成为国际谴责对象,人权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长期的焦点。取消“最惠国待遇”问题,连续好几年留在国会的议程上。中国方面又把“和平演变”问题突出出来,把美国看作是对现政权的威胁。这种情况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有所改变,由于经济继续开放,而且对外资给予优惠待遇,双方在经济利益上又有了共同点。我套用白居易的诗句,说美国“商人重利轻人权”,在有生意可做、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人权问题淡出。1994年克林顿政府决定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第二任内实现了两国首脑互访,我称之为“第二次关系正常化”。

  第三个阶段,进入21世纪,又出现了新问题。美国现在不再担心中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却担心中国实力强大。也就是说,中国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不一定被美国认为总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要加以防范。中美贸易中国持续出超(贸易顺差),一直是美国政界做文章的题目,从而引申出人民币汇率问题等。特别是2008年西方出现经济危机,看起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而中国的主流舆论也多所吹嘘,似乎将同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要取而代之——指超级大国地位。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在网上的极端国家主义情绪表现得比较强烈。这样,更加引起国际上的疑虑。美国加强对中国的防范,这是近两年来出现的新问题,今后也将如此。所谓“中国威胁论”,在相当一部分人中有市场。军事冲突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军事因素进入两国矛盾之中,是自中美建交以来的新情况。冷战结束以后一段时期,美国陷于中东,顾不上中国。最近以来情况有所改变。奥巴马政府开始重视东亚,对西太平洋加强军事存在,尽管一再声明说不是针对中国,事实上当然最主要的对象就是中国。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岛屿领土之争又凸显出来,这些国家都要拉美国作后盾,美国也顺水推舟,不论在外交辞令上如何说法,实际上主要还是防范中国。不过到一定程度之后,也不会走得太远。它不会真的愿意看到这个地区发生军事冲突。这种形势比较微妙,今后一段时期大约不会有根本性的转变。

  中美之问长期以来的台湾问题,现在反而有所缓和,这与台湾本身的变化有关,它对美的依赖程度减弱,对大陆的敌意和恐惧也降低,当然跟北京方面的和平政策也分不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以做的事情也不多,当然军售不会停止。不排除将来某一时刻,发生一件事,矛盾又上升。总的说来,台湾作为中美之间摩擦的一个因素,现在正在降温。

  一种畸形的新关系。中美之间又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关系:既相互防范,又相互依赖,而且这两个方面都在加深在“依赖”方面,除了看得见的经济关系外,中国对美国还有一种隐性的畸形依赖,就是不可遏制的、急剧增长的向美国移民潮。与早期的苦力和后来的留学生不同,现在是以权贵、富豪家属和各类精英为主,与此同时流入美国的中国财富不计其数。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却保持对美国思想文化的警惕和敌视,主流宣传不断否认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和平演变”、“阴谋论”的宣传丝毫不减,军方也不时发出强硬的言论,这种宣传同权贵、富豪、名流带头“用脚投票”的现实成鲜明对比。美国方面也对这种形势抱有复杂的心态,时不时地出现所谓“技术间谍”的指控,还有对正常的商业投资、并购等横加压制,等等。但是从实质上讲,这种形势更有利于美国,因为人员、财富是实在的,而口头上对价值观的说法是空的,而且后者主要针对的是国内的中国人。这样一种状态将导向怎样的实质关系,还须观察。

  我认为对中美关系而言,今后决定性的因素是各自内部的发展,现在各自都面临困难和拐点,当然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如何过好这一关,对两国关系起重要的影响。在应付内部矛盾的过程中,双方都很容易把对方作为替罪羊,制造舆论,毒害空气,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是需要警惕的。

  四、中国人如何自处

  既然已经开放,跟世界有这么多的交往了,中国人首先应该采取冷静、客观理性的态度,不管对哪个国家,对外部世界,都该采取这样的态度。

  中国人多少年来常常以某个国家与我的关系来决定对它的判断,关系好就多看优点,关系坏就把它看得一无是处。这有碍于我们真正了解外部世界和学习别人的长处,扬长避短。有一种说法: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向西方学习,但是发现老师怎么总是打学生呢,就不向西方学习了,于是以俄为师。这种说法在事实上、逻辑上都有问题。事实上,俄国这位老师也不见得不打学生,而且还没有做出好榜样。逻辑上,老师打不打学生,是他的事,他越打你越应该想想他到底长处在哪,更应该出去把别人的长处学过来,我为什么打不过他。何况他如果批评你,不一定就是要打倒你。林则徐还提出过“师夷长技以制夷”,至少他还有这样的见识。武侠小说里也有,看到别人有绝招,就千方百计要学过来,不能说由于他的态度敌对就不学了。这一点日本就做得很好。日本是最能够向别的国家学习的,所以才能够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美国是得天独厚的,日本的自然条件正好相反,但它能够通过向别人学习长处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冷静客观地对待一个国家,而不是感情用事。

  另外,中国人长期以来有一种情节:五千年辉煌,一百五十年屈辱。老是想当年我们多了不起,而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又如何受外来压迫。过了这么多年,依然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外国,排外被认为是爱国,主斗就是英雄,主和就是卖国。现在中国国力开始强大了,GDP总量都超过日本了,实际上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但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有一种虚骄之气。自省的、理性的声音经常遭到骂声一片,动不动就给扣“汉奸”的帽子。这种态度恰恰是弱者的表现,有害于我们自立自强。把自己所有的缺点,就是我们发生的坏事情和国内的问题,都怪在外国人身上,这是一种很没出息的表现。

  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也被滥用。把自己国内的问题,由于社会不公而出现的不平之鸣,都说成是“境外敌对势力”策动的。例如那么多人上访,难道也是“境外敌对势力”鼓动的?这“境外”何所指?香港都已经回归了,难道也算“境外”?所谓“××亡我之心不死”,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个“亡”法,“我”指的谁?是全体中国人吗?如果是指中国改革向何处去,今后采取怎样的制度,这是中国人自己必须做的选择,涉及中华民族的前途。即使美国希望施加影响,向着与美国相近的民主制度发展,也不会使中国“亡国“。外国舆论如果批评中国,也可以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一个国家不会被骂亡掉的,也不会被“唱”衰的。

  比如说,我们连国家领导人都公开承认,现在最危险的问题是腐败问题。这和境外敌对势力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人家还很怕你的腐败。现在我们有输出腐败的趋势,因为别人要来跟你做生意。比如像美国,它是有《反海外腐败法》的。就是说美国公司在外国做生意,不能为了抢生意赚钱就去行贿。美国派到外国的公司,如果在当地有腐败行为的话,是要受国内法律制裁的,负责人要受到处分。过去中国还没有开放,同美国没有生意往来。那些亚非国家的生意规模还比较小,美国即使丢掉几笔生意还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可是现在和中国做生意规模很大,各国竞争也很激烈,而中国的潜规则众所周知,是很厉害的。这就使得他们非常为难,也发生过几次问题。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常常用华裔,因为他们熟悉中国文化,他们迁就了中国的潜规则,结果就触犯了美国的法律,只好调回去受处分。后来美国又会同好几个欧洲国家都通过了类似的法律。据我了解他们现在还是很重视这个问题。就是跨国公司派驻中国的负责人,每年都得写一个报告,说明没有触犯这个法律。但是如果百分之百严格遵守的话,几乎寸步难行。所以后来美国又专门通过了补充条例,详细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通融。例如,为了催办某项批件,作为“润滑剂”可以请客吃饭,或送一定的礼物(还规定限额),不算犯法,等等。

  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我们国内有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对自己的发展起着真正的阻碍作用的,都怪不了别人,而且还有腐蚀别人的危险。这事一点也不光彩。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看国际、看国外,如不好的就别学,好的就老老实实学习,也就是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把外国都骂倒,然后再骂倒国内主张理性对待外国的人,貌似爱国,其实是祸中。动摇不了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有祸害自己。特别强调,中国人特别是觉得自己强大起来了,就更加要注意克服虚骄之气和狭隘的中家主义。我们的主流媒体很喜欢夸耀中力,或有选择地、断章取义地转载外中人吹捧中中的话,这会误导公众。中中过去的仁人志士都是有很深的忧患意识,而现在改革开放以后起来的一代人,忧患意识比较少,对实际国情缺乏了解,这是很危险的,但是这不能怪年轻人。

  还有一个对历史发展的看法,我们不是提倡“以人为本”吗?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是否值得学习,主要还是看它的普通百姓过得怎么样,而不是看它在外边多么耀武扬威。例如英国本来是“日不落帝国”,后来殖民地都独立了,它的经济力量也不再是世界第一,于是就变成“二等国家”。但对英国百姓来说,毫发无损,还是过得很好。人民的福利有增无减,作为文明国家,还是属于世界先列。那些原殖民地独立以后,和英国关系还是很不错的。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一些非洲国家,英国还可以和它们交往,帮助它们发展。有的国家还不愿意脱离英联邦。又比如荷兰,它曾经是海上霸权国家,后来不行了,不再称霸。但是荷兰人是最自由最幸福的人民之一,包括在平等和福利方而是走在前沿的。而且它总是在很多问题和观念上领先,比如说安乐死,荷兰是第一个通过安乐死法律的国家,说明它的国民教养和道德水平已经达到可以这么做的程度,而它就是个小国。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了,有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幅员,用不着争取做大国。但是怎么使13亿中国人过领导人所说的“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充足的公民权利,还是我们需要大力奋斗的目标。根据这个标准,中国在国际上能排得上名次吗?从实际综合国力上来讲,特别是精神资源上,在可持续发展上,中国是远远落在后面的。不管是比美国还是比其他的中等国家,都还差得很远,要做的事情很多。大力歌颂“盛世”,给人虚幻的印象,无助于我们自己埋头苦干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责任编辑:花满楼
资中筠:美国与中国,中国人如何自处?

资中筠:美国与中国,中国人如何自处?

2018-11-22 10:18:50
来源:资中筠《美国十讲》之十 作者: 资中筠
中美之间既相互防范,又相互依赖,而且这两个方面都在加深。在“依赖”方面,除了看得见的经济关系外,中国对美国还有一种隐性的畸形依赖,就是不可遏制的、急剧增长的向美国移民潮。与早期的苦力和后来的留学生不同,现在是以权贵、富豪家属和各类精英为主,与此同时流入美国的中国财富不计其数。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却保持对美国思想文化的警惕和敌视,主流宣传不断否认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和平演变”、“阴谋论”的宣传丝毫不减,军方也不时发出强硬的言论,这种宣传同权贵、富豪、名流带头“用脚投票”的现实成鲜明对比。

   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是从英国炮舰轰开门户开始,也就是从缔结不平等条约开始。以后的百年中与世界列强打交道,无论是文斗还是武斗,中国经常处于劣势,受屈辱和受损害。但是把一部近代史完全说成“帝国主义侵华史”也不准确,事实是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同时是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也是与外国的影响分不开的。现在单讲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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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

  一、简单的历史回顾

  相对而言,在列强中美国对中国的损害较小,而中国从对美关系中获利较多。当然,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这一关系实质上也不可能完全平等。现在举几个历史节点说明两国之间正负两方面的关系。

  “中国皇后号”,1784年。这是美国派到中国的第一艘商船,距美国独立只有八年,从此开始中美贸易,尽管贸易额有限,但是发展很快,不久美国就超过法国、荷兰、葡萄牙等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对华贸易第二大国。直到中英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中,中美贸易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美国商人比其他列强更遵守中国法规,态度也较和善,受到中国人欢迎。中国从中收获大量黄金白银。

  《望厦条约》,1844年。鸦片战争以后,美国追随英国,逼迫清廷签订《望厦条约》,其实质就是英国得到的利益美国也要享受,例如通商口岸等,其中最重要的不平等条款就是“领事裁判权”。延续到“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一直沿用这种模式,就是列强在华得到的特权,它也要分享。这是中美之间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蒲安臣条约》,1868年。这是中外关系史上独特的、很有意思的事。蒲安臣(AnsonBurlingame,1820-1870)原是美国林肯总统派往中国的公使。当时中国在美国已经有大量侨民,包括华工,有许多事务需要交涉处理,美国一再敦促中国派出驻美领事,但是清廷还是天朝天国思想,认为“皇帝抚有万民”,顾不上区区在海外的几个“游民”,实际上也缺乏人才和经验,用俗话来说就是感到“憷头”。但是有此实际需要,特别是蒲安臣一力劝说,清朝见蒲安臣态度开明,对华友善,就干脆决定任命他为中国钦差大臣,率领中国官员出使各国,首先是美国。这样的事在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这点上清廷特别开明。蒲安臣欣然接受,美国政府也没意见。他果然不负使命,在美国发表演说,宣传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爱好和平,倡导平等对待中国,又代表中国与美国政府谈判,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于1868年鉴订了《中美续约》史称《蒲安臣条约>。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内容规定的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都是对等的。最重要的是,为中国在海外保护侨民提供了法律依据。当然这一条约也符合美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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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

  《排华法》,1882年。前面的《蒲安臣条约》鉴定的时候,大批华工到美国,从事建造铁路等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美国当时正需要劳动力,所以对中国保护劳工权益的条款没有异议。不过华工都生活在底层,在白人至上的气氛中受了不少歧视,法律也保护不了。后来,美国大批解放了的黑奴成为自由劳工,也是做最底层的苦力,就发生劳动力过剩,与华人争饭碗,加以美国经济发生危机,失业率升高,就开始排斥移民。它不排斥欧洲移民,主要排斥亚洲移民,这里面也带有一定的种族色彩,而华人首当其冲。《排华法》(the Exclusion Act)通过之前,冲击、迫害华人的事已经层出不穷,有了这一法律,就变本加厉,形成大规模排华浪潮。那个时期的报刊也大力丑化华人。这件事成为中美外交中一个严重问题,虽经中国多方抗议和交涉,美国不但不收回,国会还多次通过决议延长这一法律的有效期,直到1905年引起中国大规模抵制美货的抗议运动,引起美国政府注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这件事发表讲话。他一方面仍然肯定限制中国“苦力”入境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又说要对中国商人、留学生以及官员等友好对待。实际上,《美国移民法》的一贯精神就是视本国需要区别对待,欢迎人才和财富(所谓“投资移民”),对于劳工则根据国内经济发展和需求情况时松时紧。只是在那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大批移民都是劳工,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八国联军与庚款办学。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是昏庸的慈禧当政的清朝进退失据造成的后果,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联军进入中国,其实攻陷北京时包括技术人员,一共不到三万人(人数说法不一,一说只有一万六七千人)中国就那么不争气,这点人都打不过,“天朝”竟然放弃首都逃跑,叫做“御驾西狩”。这段历史众所周知,不必多讲。只讲美国,参加八国联军出了2100人,大概真正参加过侵略中国的,就这一次。美国当时的政策就是怕被落下,怕亚洲这块肥肉被其他国家抢去,所以也得派人,不然就没它份,是“metoo”政策的延续。八国联军退兵后,《辛丑条约》的赔款,美国分到了7%,连本带息(因为中国是分期付,所以有利息)约三千多万两银子。然后就按照它自己算出来的损失,比如烧教堂、杀美侨、赔偿家属等,把这些损失算了以后,觉得用不了这么多钱,还剩下一千多万两银子,就把这一千多万两银子退给中国办学。这里面也有当时中国外交官的争取和交涉的功劳。主要是当时美国的决策者有感于中国人的仇洋情绪强烈,认为培养了解外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助于化解仇恨,促进和平交往,对美国长远有利。这一举动也带动了英国和日本,后来也退回部分庚款办学。例如清末民初“官费”留学日本的部分经费来源就是日本退回的庚款。庚款办清华,以及用庚款留学的学生后来对中国现代化的巨大贡献,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讲。

  门户开放原则。1901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美国关注美洲以外事务的开始。这项政策主要对象是东亚,特别是中国。其核心原则是两条,一是利益均沾,一是保持中国主权完整,就是说不能让各国把中国给瓜分了。那时的清皇朝已经摧枯拉朽,非常软弱,无力自保。比如西南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江浙一带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东北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美国是后来者,要求大家一起做生意,所谓“门户开放”,不是针对中国的,因为中国门户已经开放了,主要是针对其他列强,要它们不能把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禁脔,对别的国家关门。最主要是针对俄罗斯,那时还没发生日俄战争,我国东北是沙俄的地盘,美国反对它独吞东北。门户开放政策,当然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但客观上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完整。那时清朝自己是没有什么抵抗力量的。1980年代,我国学术界开始思想解放,有过一场对“门户开放”的辩论,因为传统的标准说法一直认为这是美帝国主义参与对中国“割地狂潮”的政策。而有些学者认为相反,这在客观上遏制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这是指“客观上”,至于它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是当然的、不言而喻的。没有哪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能用“好心”或“坏心”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每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政策都是根据它自己的国家利益制定的,一切国家概莫能外。在国际关系中如果有哪个国家的政策是完全无私的,不考虑本国利益,要么是在说谎,要么这个政府根本不合格。如果违反了公认的国际准则损人利己,甚至发动战争,那当然应该受到谴责。所以谈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主要看客观上对中国的影响,有时对它最有利的恰巧客观上对我们也有利。

  威尔逊总统与巴黎和会。1919年,巴黎凡尔赛会议。在青岛问题上,美国威尔逊总统一反其宣扬的公平、正义原则,为了争取日本加入“国联”,偏袒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这件事让本来对美国有好感的广大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精英,遭受一大打击。刚好此时发生俄国十月革命,列宁宣布要归还沙俄根据对华不平等条约侵占的土地(实际上当时那些土地不在他管辖范围,后来苏联也从来无意兑现),中国的大批精英、爱国先驱,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向左转,以俄为师,孙中山也采取联俄政策,对美国的失望是重要原因。后来,1922年毕盛顿会议上,经过中国外交官的力争,美国态度有所转变,青岛归还中国的问题得以解决,尽管是有条件的。从美国历史学者的角度看,这件事在中美关系史上似乎只是一个小插曲,而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件事对中国关键时刻的历史走向却影响深远。

  抗日战争。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前期美国恪守中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通过了一个《中立法》,主要是说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或战争,美国不介入,保持中立。所以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期美国采取了中立的态度,而且实际上略有利于日本,因为它还卖给日本战略物资。后来经过中国一再争取,在不违反《中立法》的前提下,对日本采取了一些手段,例如不向日本出口某些战略物资。1941年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和中国就共同抗日了。特别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国起了很大作用。很多人认为,假设日本没有打美国,没有袭击珍珠港,美国就没有理由参战,最多也只能在经济上有限地支援中国。不过在珍珠港事变之前,1941年7月,陈纳德就以退伍军人的身份组织“飞虎队”,作为志愿者支援中国。大家都知道,在那之前中国没有空军,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意图摧毁中国全民的抗战意志,中国人除了跑防空洞之外,别无他法。所以美国“飞虎队”的出现,是雪中送炭。到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之后,“飞虎队”就由非正式转为正式的军队,为中国培养了空军战士,最重要的是开辟了经过喜马拉雅山驼峰的运输线,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物资运输的封锁。美国的空军战士在中国牺牲了不少。现在南京还有一个空军烈士纪念碑,这是很特殊的一个纪念碑,把当时所有牺牲的空军战士的名字都写在上面了,有很多美国人的名字。1943年在抗日最艰苦的时候,宋美龄到美国巡回演说,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次效果很好,引起广大美国人同情中国抗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加强了美国的援华力度。所以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后期,应该说美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当时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都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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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废除不平等条约。1943年,美国为争取和鼓励中国抗日,带头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与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所以抗战胜利以后像上海、天津、武汉这些城市就没有租界了,原来的外国路名都改成中国名字。与此同时,顺理成章地取消了“领事裁判权”(或称“治外法权”)。在这点上,美国是起了带头作用的,当然也是当时国民政府外交努力的一大成就。美国提出之后,英国也就同意,至于其他的国家如德、意、日是战败国,当然更没有理由保持特权。所以战后的中国至少在法理上,一扫晚清以来的屈辱,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

  联合国与中、美。二战后成立联合国的最初设想和蓝图,就是罗斯福提出的。每次大战之后,人们总是希望以后能避免战争,保持永久和平,所以要有一个国际机制。《联合国宪章》草案的制定过程是罗斯福先根据《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吸取一战后“国联”失败的教训,提出一些原则,让国务院有关官员写出草案,先同丘吉尔商定,然后再把斯大林请过来,三家一起确定,于1944年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车举行会议,发表《华盛顿联合国家宣言》,然后再请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签署。事实上,中国当时发言权很少。美英苏三家激烈地讨价还价,开了一个月会。由于当时苏联和日本还有互不侵犯条约,不愿公开与中国一同开会,以免引起日本的疑虑,顾维钧只能等在会场外,由美国人向他透露会议的情况,还不许他向国内汇报。直到最后三天顾维钧才进入会场,苏联退出。中国代表除了提些无关大局的“补充建议”外,只能在人家已经议定的文件上签字。次日,其他22个反法西斯阵线的参战国代表再签署。从这一程序可以看出战后国际社会的主导国家已经十分明显。但是后来联合国的发起国有中、法,同时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员。法国是丘吉尔力主包括进来,像中国原来英苏都不同意,是罗斯福力排众议坚决拉进来的。

  也是在美国的坚持下,参加1945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要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以体现中国是一个全面统一抗战的国家。蒋介石只好同意,所以董必武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并与其他代表一道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因此,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美国力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迁就苏联,背着中国同意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包括外蒙古独立,也是众所周知的。

  文化教育。我个人认为中国自从向西方学习以来,不管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很大作用。早期是欧洲国家先进来,而自20世纪以来,美国的影响最大。

  我们谈到与一个国家的关系时,往往把民间与政府混为一谈。实际上民间的活动有时可能与政府的政策相吻合,而常常是独立于政府的。例如美国私人、教会以及公益基金会对中国的教育、文化、医疗等各方面现代化的积极贡献,同美国政府关系不大,这点在我国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公平的肯定。特别是教育,一方面是在中国办学,一方面是大批中国留学生带回来的无形资产。中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以及许多学科的建立,无不得益于美国方面的资助,如第六讲所提到的。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洛克菲勒基会会还有一个抢救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项目。这里又涉及动机问题。前面讲到,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从利益出发,但是民间的活动不一定是利益驱动,特别是公益组织本身就是以“公益”为宗旨,也可以说是利他的。美国民间就有这个传统。

  还有一种误解,以为过去洋人在中国办的学校都是非常洋化的,教出来的学生都比较洋,不懂中国文化。事实并非如此,它的学制完全是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制定的,很多教会学校的中文课古文很多,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亚于中国学校。燕京大学的国文系就很强。因此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是因为西方的教育制度传进来,这不符合事实。我们这代人,都是在民国政府教育底下出来的,许多名牌学校从中学到大学,都是洋人创办的。但这里的中国文化和古典文学,教的都是很多的,比1949年以后要多得多。所以我认为如果说到美国或其他国家,在文化教育方面,中国只有受到好处,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少的损失,这是一个看法。

  二、二战以后及冷战时期

  国共内战。二战结束后的初期,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是以中国为最重要的盟友,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因此在国共内争中,美国希望避免内战。它的如意算盘是压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吸收共产党代表参加联合政府,并寄希望于主张民主自由的中间势力,所以有马歇尔调停。这是美国一厢情愿,因为它自己是谈出来的国家,而中国的传统是打出来的政权。当时对立的国共双方都握有重兵,一面抢和平旗帜,一面实际上都准备武力解决问题,不论表面喊什么口号,骨子里都不认同民主自由。至于手无寸铁的中间民主势力,能起的独立作用是很小的。这些,美国决策者都难以充分了解。所以它的调停注定要失败。马歇尔来华前期受到共产党的欢迎,蒋介石勉强接受;后期,共产党认为他日益偏袒国民党,对他进行公开批评,而国民党也认为美国逼它实现民主是不了解中国国情,对他实质的支持不够。所以马歇尔调停以失败告终,他前脚走,后脚中国内战就全面爆发。此时美国就片面支持国民党,出枪出钱。为什么呢?因为那时美苏争夺的“冷战”已经开始,“两大阵营”开始形成。就是说如果中国共产党胜利,就会改变雅尔塔格局,苏联的势力范围会大大扩大。当然还有意识形态的原因,美国人本身是反共的,那时罗斯福已经去世了,是杜鲁门执政。尽管他并不喜欢蒋介石,也不看好国民党,但是为了反苏反共,必须支持国民党。所以对于中共而言,美国起的作用就是延长了中国的内战。如果没有美援,大概国民党会更早垮台。而从国民党的角度,美国援助实在有限,半心半意,到后期的“脱身政策”等于抛弃了它们。国民党到台湾之后,逐渐站住脚,美国又出于冷战的需要,继续给了支持和援助,并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是美国的政策界限是,不支持它“反攻大陆”,同时防止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起的就是这个隔离作用。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中美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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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

  对日政策的转变。在眼看中共即将取得胜利,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不可避免之时,美国对日政策有了很大的转变。原来是扶华制日,现在倒过来,扶日制华。这一转变发生在1948年下半年,经过一段时期酝酿,于1948年12月正式形成战略性的政策文件,明确扶植日本以遏制即将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随之而来,对日本的政策措施也相应调整,从压制右派,改为压制左派。放松了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措施,有的曾经为侵华战争出力的大财团反而成为美国的依靠对象。朝鲜战争之后,随着冷战的升级,美国更与日本结成军事同盟。这一转变,留下很多后遗症,对日本反思侵华战争以及日后的中日关系都留下了不利的影响。详情见第八讲。

  朝鲜战争和对华孤立和遏制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即使在毛泽东1949年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后,美国一部分人还在观望和犹豫,希望还能在中苏之间插进楔子,中国能相对独立。美国国内对华政策争论很激烈,而主张承认中国新政权的一派也还有一定的发言权。杜鲁门于1950年1月发表声明表示台湾问题与美国无关,也就是说,中共如果打台湾,美国不介入。这也是为以后的灵活性留有余地。但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先以联合国名义参战,紧接着中国出兵,实际上成为中美之间的战争,就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之后,美国伙同西欧盟国对中国采取遏制和孤立政策,经济上封锁禁运,在美国领导下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确定禁止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名单。一直到1970年代初,尼克松决定改变对华政策,才开始放宽,不过直到现在,欧美国家对中国武器禁运还没有完全取消。

  中美关系敌对了二十年。但是实际上,这二十年中并非一味敌对。双方在宣传上打口水战,实际上谁也不准备真的再以武力相向。1955年开始中美大使级谈判,尽管达不成协议,只要还在谈,就是一种缓冲,打不起来。现在有些人不了解情况,想当然认为毛主席是对帝国主义强硬的,现在的政府软弱。实际上,毛虽然说了许多大话,在实际行动上对美国还是非常谨慎的。1958年炮打金门时,还有指示,绝对不要打美国军舰。美国飞机多少次擦边而过,有时已经构成侵犯领空,中国方面只是发出抗议,抗议了一百多次,也没有采取行动打下来,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对外还有务实感。到后期,“帝修反”一起反,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寄希望于“世界革命”,那是荒唐岁月的荒唐事。不过那时主要敌人已经不是美国了。

  三、解冻以后

  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建交这一段的历史大家最熟悉,各种著作、文章、媒体谈得最多,这里就不多讲了。

  在这之后的这些年,是属于一种既有摩擦又有交往,实际上是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过程。中美正式建交正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吻合。按道理讲,中美之间应该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不断摩擦、磨合的过程中,若从战略趋势上看,粗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差不多每十年一个阶段。

  第一阶段,双方走到一起的最大战略因素是对“苏联威胁”的共识(姑且不论事实上是否成立)。中国改革、开放、稳定、现代化需要美国:美国认为一个稳定的、朝着改革方向发展、对美友好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中美两国在处理国际共同关心的问题和热点问题上合作多于对抗。不论在台湾问题以及其他具体问题发生怎样的摩擦,最大的前提是,中国力量还很弱,中美贸易是中方逆差,所以美国对中国没有戒心。意识形态和制度当然存在分歧,但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向着它所期待的方向前进。相对于苏联、东欧而言,中囤要开放得多,民主改革似乎希塑更大。

  第二个阶段,1989年以后,形势突变。苏联威胁不复存在,天安门风波使中国政府成为国际谴责对象,人权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长期的焦点。取消“最惠国待遇”问题,连续好几年留在国会的议程上。中国方面又把“和平演变”问题突出出来,把美国看作是对现政权的威胁。这种情况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有所改变,由于经济继续开放,而且对外资给予优惠待遇,双方在经济利益上又有了共同点。我套用白居易的诗句,说美国“商人重利轻人权”,在有生意可做、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人权问题淡出。1994年克林顿政府决定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第二任内实现了两国首脑互访,我称之为“第二次关系正常化”。

  第三个阶段,进入21世纪,又出现了新问题。美国现在不再担心中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却担心中国实力强大。也就是说,中国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不一定被美国认为总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要加以防范。中美贸易中国持续出超(贸易顺差),一直是美国政界做文章的题目,从而引申出人民币汇率问题等。特别是2008年西方出现经济危机,看起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而中国的主流舆论也多所吹嘘,似乎将同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要取而代之——指超级大国地位。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在网上的极端国家主义情绪表现得比较强烈。这样,更加引起国际上的疑虑。美国加强对中国的防范,这是近两年来出现的新问题,今后也将如此。所谓“中国威胁论”,在相当一部分人中有市场。军事冲突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军事因素进入两国矛盾之中,是自中美建交以来的新情况。冷战结束以后一段时期,美国陷于中东,顾不上中国。最近以来情况有所改变。奥巴马政府开始重视东亚,对西太平洋加强军事存在,尽管一再声明说不是针对中国,事实上当然最主要的对象就是中国。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岛屿领土之争又凸显出来,这些国家都要拉美国作后盾,美国也顺水推舟,不论在外交辞令上如何说法,实际上主要还是防范中国。不过到一定程度之后,也不会走得太远。它不会真的愿意看到这个地区发生军事冲突。这种形势比较微妙,今后一段时期大约不会有根本性的转变。

  中美之问长期以来的台湾问题,现在反而有所缓和,这与台湾本身的变化有关,它对美的依赖程度减弱,对大陆的敌意和恐惧也降低,当然跟北京方面的和平政策也分不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以做的事情也不多,当然军售不会停止。不排除将来某一时刻,发生一件事,矛盾又上升。总的说来,台湾作为中美之间摩擦的一个因素,现在正在降温。

  一种畸形的新关系。中美之间又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关系:既相互防范,又相互依赖,而且这两个方面都在加深在“依赖”方面,除了看得见的经济关系外,中国对美国还有一种隐性的畸形依赖,就是不可遏制的、急剧增长的向美国移民潮。与早期的苦力和后来的留学生不同,现在是以权贵、富豪家属和各类精英为主,与此同时流入美国的中国财富不计其数。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却保持对美国思想文化的警惕和敌视,主流宣传不断否认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和平演变”、“阴谋论”的宣传丝毫不减,军方也不时发出强硬的言论,这种宣传同权贵、富豪、名流带头“用脚投票”的现实成鲜明对比。美国方面也对这种形势抱有复杂的心态,时不时地出现所谓“技术间谍”的指控,还有对正常的商业投资、并购等横加压制,等等。但是从实质上讲,这种形势更有利于美国,因为人员、财富是实在的,而口头上对价值观的说法是空的,而且后者主要针对的是国内的中国人。这样一种状态将导向怎样的实质关系,还须观察。

  我认为对中美关系而言,今后决定性的因素是各自内部的发展,现在各自都面临困难和拐点,当然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如何过好这一关,对两国关系起重要的影响。在应付内部矛盾的过程中,双方都很容易把对方作为替罪羊,制造舆论,毒害空气,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是需要警惕的。

  四、中国人如何自处

  既然已经开放,跟世界有这么多的交往了,中国人首先应该采取冷静、客观理性的态度,不管对哪个国家,对外部世界,都该采取这样的态度。

  中国人多少年来常常以某个国家与我的关系来决定对它的判断,关系好就多看优点,关系坏就把它看得一无是处。这有碍于我们真正了解外部世界和学习别人的长处,扬长避短。有一种说法: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向西方学习,但是发现老师怎么总是打学生呢,就不向西方学习了,于是以俄为师。这种说法在事实上、逻辑上都有问题。事实上,俄国这位老师也不见得不打学生,而且还没有做出好榜样。逻辑上,老师打不打学生,是他的事,他越打你越应该想想他到底长处在哪,更应该出去把别人的长处学过来,我为什么打不过他。何况他如果批评你,不一定就是要打倒你。林则徐还提出过“师夷长技以制夷”,至少他还有这样的见识。武侠小说里也有,看到别人有绝招,就千方百计要学过来,不能说由于他的态度敌对就不学了。这一点日本就做得很好。日本是最能够向别的国家学习的,所以才能够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美国是得天独厚的,日本的自然条件正好相反,但它能够通过向别人学习长处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冷静客观地对待一个国家,而不是感情用事。

  另外,中国人长期以来有一种情节:五千年辉煌,一百五十年屈辱。老是想当年我们多了不起,而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又如何受外来压迫。过了这么多年,依然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外国,排外被认为是爱国,主斗就是英雄,主和就是卖国。现在中国国力开始强大了,GDP总量都超过日本了,实际上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但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有一种虚骄之气。自省的、理性的声音经常遭到骂声一片,动不动就给扣“汉奸”的帽子。这种态度恰恰是弱者的表现,有害于我们自立自强。把自己所有的缺点,就是我们发生的坏事情和国内的问题,都怪在外国人身上,这是一种很没出息的表现。

  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也被滥用。把自己国内的问题,由于社会不公而出现的不平之鸣,都说成是“境外敌对势力”策动的。例如那么多人上访,难道也是“境外敌对势力”鼓动的?这“境外”何所指?香港都已经回归了,难道也算“境外”?所谓“××亡我之心不死”,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个“亡”法,“我”指的谁?是全体中国人吗?如果是指中国改革向何处去,今后采取怎样的制度,这是中国人自己必须做的选择,涉及中华民族的前途。即使美国希望施加影响,向着与美国相近的民主制度发展,也不会使中国“亡国“。外国舆论如果批评中国,也可以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一个国家不会被骂亡掉的,也不会被“唱”衰的。

  比如说,我们连国家领导人都公开承认,现在最危险的问题是腐败问题。这和境外敌对势力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人家还很怕你的腐败。现在我们有输出腐败的趋势,因为别人要来跟你做生意。比如像美国,它是有《反海外腐败法》的。就是说美国公司在外国做生意,不能为了抢生意赚钱就去行贿。美国派到外国的公司,如果在当地有腐败行为的话,是要受国内法律制裁的,负责人要受到处分。过去中国还没有开放,同美国没有生意往来。那些亚非国家的生意规模还比较小,美国即使丢掉几笔生意还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可是现在和中国做生意规模很大,各国竞争也很激烈,而中国的潜规则众所周知,是很厉害的。这就使得他们非常为难,也发生过几次问题。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常常用华裔,因为他们熟悉中国文化,他们迁就了中国的潜规则,结果就触犯了美国的法律,只好调回去受处分。后来美国又会同好几个欧洲国家都通过了类似的法律。据我了解他们现在还是很重视这个问题。就是跨国公司派驻中国的负责人,每年都得写一个报告,说明没有触犯这个法律。但是如果百分之百严格遵守的话,几乎寸步难行。所以后来美国又专门通过了补充条例,详细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通融。例如,为了催办某项批件,作为“润滑剂”可以请客吃饭,或送一定的礼物(还规定限额),不算犯法,等等。

  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我们国内有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对自己的发展起着真正的阻碍作用的,都怪不了别人,而且还有腐蚀别人的危险。这事一点也不光彩。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看国际、看国外,如不好的就别学,好的就老老实实学习,也就是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把外国都骂倒,然后再骂倒国内主张理性对待外国的人,貌似爱国,其实是祸中。动摇不了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有祸害自己。特别强调,中国人特别是觉得自己强大起来了,就更加要注意克服虚骄之气和狭隘的中家主义。我们的主流媒体很喜欢夸耀中力,或有选择地、断章取义地转载外中人吹捧中中的话,这会误导公众。中中过去的仁人志士都是有很深的忧患意识,而现在改革开放以后起来的一代人,忧患意识比较少,对实际国情缺乏了解,这是很危险的,但是这不能怪年轻人。

  还有一个对历史发展的看法,我们不是提倡“以人为本”吗?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是否值得学习,主要还是看它的普通百姓过得怎么样,而不是看它在外边多么耀武扬威。例如英国本来是“日不落帝国”,后来殖民地都独立了,它的经济力量也不再是世界第一,于是就变成“二等国家”。但对英国百姓来说,毫发无损,还是过得很好。人民的福利有增无减,作为文明国家,还是属于世界先列。那些原殖民地独立以后,和英国关系还是很不错的。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一些非洲国家,英国还可以和它们交往,帮助它们发展。有的国家还不愿意脱离英联邦。又比如荷兰,它曾经是海上霸权国家,后来不行了,不再称霸。但是荷兰人是最自由最幸福的人民之一,包括在平等和福利方而是走在前沿的。而且它总是在很多问题和观念上领先,比如说安乐死,荷兰是第一个通过安乐死法律的国家,说明它的国民教养和道德水平已经达到可以这么做的程度,而它就是个小国。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了,有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幅员,用不着争取做大国。但是怎么使13亿中国人过领导人所说的“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充足的公民权利,还是我们需要大力奋斗的目标。根据这个标准,中国在国际上能排得上名次吗?从实际综合国力上来讲,特别是精神资源上,在可持续发展上,中国是远远落在后面的。不管是比美国还是比其他的中等国家,都还差得很远,要做的事情很多。大力歌颂“盛世”,给人虚幻的印象,无助于我们自己埋头苦干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责任编辑:花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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