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际关系理论是学科的思想积淀和知识根基，其研究状况直接反映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发展面貌和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国家实力和地位显著提升等外部力量推动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对理论创新的需求和呼声愈发强烈。最近几年，中国学者构建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些初步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那么，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研究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出现过哪些重大理论争鸣？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哪些新进展？存在着哪些缺陷和不足？如何看待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主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马骦专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刘丰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和东亚国际关系，专著《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译著《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没有应答的威胁》《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等。
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步和发展
马骦（以下简称“马”）：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刘丰（以下简称“刘”）：探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首先需要区分三个相关但有差异的问题：一是国际关系研究，二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三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对国际关系现象的分析和探讨往往要早于正式学科建制的形成，无论是中国和外国都是如此。1919年以后，国际关系学科建制在英国和美国相继形成和发展，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也就随之展开。在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才正式形成国际关系学科建制，有了系统的国际关系教学和科研活动，也有一些初步的理论探讨，但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是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进程才展开的。结合已有的讨论，我倾向于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20世纪60、70年代是前理论阶段，中国学界尚未形成明确的学科意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冷战和两大阵营对立的大背景下，中国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理论出发，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国家主权原则、“三个世界”理论等进行了较多探讨，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进行系统批判。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特别重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理论思潮的引进和评述，也翻译了一些有关西方国际关系思潮的著述。
第二，20世纪80年代是起步探索阶段，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学界萌生出探索构建具有自主性的国际关系学科的诉求，并开始引进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1978年以后，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开始注重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动，在此背景下，国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需求非常迫切。1979年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此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氛围日趋浓厚，相关学术研讨会也逐渐增多，为开展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1980年12月，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的前身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成立的大会上，一些学者开始从学理上探讨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问题。陈乐民先生1981年发表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是国内第一篇系统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果的文章。1985年，陈汉文的《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浅说》和1987年倪世雄、金应忠合著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两部著作，是国内最早介绍评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述。除了中国学者撰写的评介文章和著作外，《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等理论原著和教材也被翻译过来。与引进西方理论同时发展的趋势是，中国学者也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本土性问题。1987年8月，“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提出了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的问题。这些发展表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了初步的学科意识，开始注重学理研究。但总体上，这一时期对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的理解还处在摸索阶段，对西方理论成果的引介也比较零散。
第三，1990年至2004年是引进学习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开始进行比较系统的翻译、介绍和评价，基本厘清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脉络和逻辑，同时产生了少数运用理论逻辑和思维方式开展经验研究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者开始系统地引介外国理论成果的，主要关注的是国际学术界之前几十年间积累的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发表了一些反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脉络和流派分野的著述。王逸舟1998年出版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一书是中国学者系统引进西方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围绕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等当时国际学界流行一些理论思潮，中国学者进行了集中探讨。进入21世纪后，理论引进愈发及时和深入，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展动态也受到关注，引起国内的同步讨论。比如，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及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在提出后不久就在中国学界引起讨论热潮。中国学者不仅关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美国学界流行的理论，也开始关注英国学派、世界体系论、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理论等其他理论流派。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一些中青年学者以系统梳理和评价某一个理论流派或其代表性人物思想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或专著中。与此同时，这一阶段的成果也不完全是对理论的梳理评介，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借鉴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和方法开展经验研究，比如王正毅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路径，张小明运用层次分析法解释了冷战的缘起与终结。
第四，2005年至今是消化吸收和初步的理论构建阶段。从消化吸收的角度看，中国学者仍然高度关注国际学界的理论动态，但是突破了“美国中心”的窠臼，而是关注到英国、欧洲大陆及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同时，在对这些理论流派进行更加深入的批判性探讨基础上，也更加注重系统地理论借鉴和创造性运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不再单纯以梳理评介某一理论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而是更多地运用某一或某些理论搭建分析模型，来解释或诠释一些经验现象。在这一趋势不断深入的同时，一些学者在熟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逻辑和方法基础上，开始寻求从其他来源获取构建理论的资源，特别是发掘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和历史经验。2005年，秦亚青提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应以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作为核心问题，探索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经验与建构主义理论相结合，为后来提出过程建构主义和关系理论做了铺垫。同年，阎学通带领的清华大学研究团队着手整理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发展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这些理论构建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
马：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要理论流派。比较而言，中国学界是否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分野以及重大争鸣？
刘：理论流派之间的分野、对立和辩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也是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这是因为，辩论可以让理论的漏洞得以展示，也提供了修补缺陷的机会，使得原本模糊的概念变得清晰，原本不够严密的逻辑变得连贯，原本被忽略的重要驱动因素的作用得以发掘。正因为理论辩论的突出作用，“大辩论”成为一种流行的国际关系学科史叙事方式。当然，在这些大的理论范式之间的辩论之外，各个理论内部的分支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和争论。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一些辩论，更多是围绕一些具体现实议题展开集中的、参与范围较广的探讨，尤其涉及到中国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一主题。在讨论过程中，各方或是对某种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反驳和批判，或是援引了某些理论作为支撑。这些争论可以分为几大类议题：一是对国际格局和国际环境的判断，比如“和平与发展”是不是时代主题？冷战后国际格局到底是单极还是多极化？全球化是有利还是不利？二是对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评估，比如中国是否需要调整韬光养晦的战略？中国如何增强自身的软实力？中国外交的重点方向是中美关系还是周边外交？三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多大的作用，比如中国要不要做负责任大国？中国能不能承担领导角色？尽管具有高度的实践导向，但围绕上述问题的讨论不乏具有理论深度和启发的思考。由于一些讨论的持续时间较短，另一些则有很长的时间跨度，很难说有几次或几波辩论。在此，我想重点回顾四个彼此关联、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争论。
第一场争论涉及到国家利益的判断，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学术界长期认为国家的阶级属性导致其没有整体的、独立的国家利益。1996年，阎学通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出版。阎学通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利益没有阶级性，而是全民性的；同时，一个国家的利益主要取决于面对的国际环境和自身实力，可以进行客观的排序。这部著作引发了围绕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否具有阶级性、国家利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以及国家利益的决定因素等问题展开的热烈讨论，有学者对该书的现实主义理论立场和客观主义方法提出质疑或补充。这场辩论开启了关于中国国家利益以及更广泛的外交政策制定的学术讨论，使其摆脱了传统的阶级分析范畴，也为后来关于中国在参与国际社会过程中如何制定、维护自身利益的更深入研究做了铺垫。
第二场争论从21世纪初开始延续至今，焦点是中国是否可能实现和平崛起。进入21世纪，中国的国家实力不断增长，也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中国崛起”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现象。在国际上，不少人援引权力转移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等悲观看待大国崛起前景的理论，认为中国的崛起过程会对国际体系造成剧烈冲击，甚至可能引发体系性战争。这场讨论涉及的议题包括，如何准确定义崛起和评估中国崛起的阶段，暴力崛起与和平崛起所依赖的条件是什么，为了实现和平崛起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选择。近年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又有延续，争论的问题包括权力转移是否会导致中美关系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第三场争论的主题是中国的国际定位及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这是一场时间跨度较大的讨论，讨论焦点问题也随着中国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而转移。20世纪90年代，由于中国从一个长期的体系外力量转向改革开放，学者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如何应对全球化进程，尤其是90年代末围绕中国要不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争论。21世纪初，中国已经比较全面地融入到现存国际秩序之中，这个时期的焦点问题是中国应该发挥大多的作用，尤其是承担多大的国际责任。自2010年世界经济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以来，中国如何与其他新兴国家一道塑造和改革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架构成为主要议题，最近则兴起了关于中国是否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领导角色的讨论。
第四场争论涉及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自主性，即能否建立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中国学派。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萌发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趣开始，中国特色、中国化、中国学派、中国探索、中国视角等主张逐涌现。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成为主流。上述概念所指向的内容不尽一致，尤其是在多大程度上学习、借鉴和容纳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出发点和目标是相似的，都主张构建具有自主性和反映中国特质的理论体系。反对的观点认为，科学知识应该是普遍性的，本身没有国家性。这些主张及其所引起的争论表明，学者们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是地方性知识还是普适性知识存在分歧。
从上述争论可以发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辩论问题具有高度的实践导向，大多围绕国家在改革开放和融入国际社会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展开。在这些辩论中，学者们或多或少会寻求理论支撑，但落脚点还是国家的现实政策选择。由于上述讨论发生在国际关系理论引进高潮之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等或明确或暗含的理论偏好也对辩论中的立场有所影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在中国崛起已经产生巨大国际影响的背景下，许多讨论的话题从输入转向输出，讨论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国学界内部，而是形成了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最近兴起的关于国际秩序的讨论尤为如此。
二、21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
马：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
刘：与理论有关的研究可以划分为理论评介、理论运用和理论创造三种活动，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大致归入这三类。第一类是对各种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及其分支进行阐释和批判的研究，这是对此前十几年研究取向的延续，但更加系统、及时和深入。通过检索十本中文学术期刊上有关主要理论流派的讨论可以发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是关注度最高的几种理论流派，对它们的梳理和探讨在2000—2009年期间尤为集中。
从发文总量看，有关现实主义的论文最多，但相当一部分以批判为主。就现实义内部分支而言，中国学者曾经对结构现实主义有较多批评，尤其是结构概念及其适用性，近年来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讨论明显增多。对于自由主义理论，20世纪90年代关注较多的是与地区一体化相关的理论发展，最近十多年则聚焦于新制度自由主义这一分支。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引发了大量讨论，特别是有关中国如何提升软实力的思考。就建构主义而言，亚历山大·温特的体系层次建构主义无疑是中国学者着墨最多的，但也兼顾了彼得·卡赞斯坦、江忆恩等人国内建构主义路径，以及尼古拉斯·奥努弗、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等人的规范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受到中国学者的青睐，这一时期出版的多部专著厘清了该学派的发展脉络、核心命题、主要特色及其与中国之间的关联。
这些梳理评介类成果集中反映了一批专著之中。许嘉、吴征宇、唐世平等分别讨论了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等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支，秦亚青、白云真梳理了自由主义理论内部的流派变迁，方长平、郭树勇、袁正清等评析了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苗红妮、章前明、张小明、马国林等分别探讨了英国学派的发展脉络与理论特色。此外，关于世界体系论、女性主义、地区主义、非传统安全、政治心理学等都有专著进行系统梳理，这些成果表明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认识更加全面、多元和平衡。
第二类是运用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进行经验实证研究，特别是搭建一个模型来解释某一个经验现象。在理论梳理已经比较充分的基础上，一批学者较多地运用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在大国崛起战略、国家战略行为、国际制度的作用、国际规范的演化以及地区一体化等一系列议题上提出了不少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导向的命题。
新兴大国实现崛起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学者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孙学峰在批判传统现实主义有关权力转移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新兴大国需要根据崛起阶段选择恰当的策略来缓解“崛起困境”，他根据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在崛起阶段、策略选择与崛起成败三者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郭树勇从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出发，分析了西方大国成长的历史经验，认为大国成长需要将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统一起来，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解决合法性问题。杨原以大国无战争的时代作为前提，分析了利益交换作为崛起国与主导国竞争的核心机制如何影响联盟的维持和影响力的拓展。
国家在制衡、追随和对冲等策略之间的选择是冷战后国际学界关注的一个理论焦点。冷战后主要大国并未对美国霸权形成有效制衡，从而引起学者们对肯尼思·沃尔兹的均势理论的质疑。陈琪建立了一个关于经济相互依赖如何影响维持现状国家制衡反应的分析模型，强调均势政治是一个信号—博弈过程，现状国家的行为偏好、信号解读和偏好识别受到大国间经济相互依赖类型的影响。韦宗友考察了国家在面临明显的外部威胁时为何采取偏离均势理论预测的行为，他探讨了无政府状态、极的数量、权力对比、地理位置和决策者观念五个因素如何影响国家在制衡、追随和不介入之间的选择。刘丰则尝试对结构现实主义进行改进，考察了结构压力和霸权正当性两个变量的组合对制衡霸权行为的影响。
关于国际制度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苏长和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探讨了国际制度在无政府状态下对解决全球公共问题、维持国际合作的作用，尤其是不同博弈情形如何影响制度的选择及其变化。门洪华讨论了美国运用国际制度进行霸权护持的行为，并且试图探讨中国如何通过参与国际制度来保障自身崛起。田野从交易成本和理性选择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制度的形式与设计。李巍以分析折中主义为路径，尝试将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关于大国间制度竞争的现实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另外，有不少研究关注了制度设计、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以及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等议题。
国际规范的作用在建构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广受关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分析视角也并不局限于建构主义的单一范畴。聂文娟比较了非盟和东盟两个地区人权规范建构的差异，强调历史怨恨情感在建构集体身份并进而影响人权规范认同中的作用。陈拯分析了新兴国家主动参与并积极影响国际人权规范的历程，将对积极身份的承认追求作为新兴大国推进人权规范建设的首要动机，而运用说辞策略的水平是倡导规范成功的条件。吴文成认为，组织偏好是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发挥规范倡导者作用存在差异的关键因素。
观念、情绪和话语等非物质力量对国际政治结果和外交政策行为的影响也得到揭示。尹继武将理性选择理论与社会认知理论结合起来，考察了信任对于联盟形成和维持的作用。林民旺综合运用前景理论和观众成本理论，解释了大国在规避损失偏好下做出的战争决策行为。孙吉胜、刘永涛各自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话语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
除了以上较为集中的议题，一些学者还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地区一体化、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联盟行为、国家安全政策、国内经济决策等议题上运用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或对外政策分析等领域的分析工具，开展了理论分析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这些理论运用性成果有几个特点：一是除了少数成熟学者的贡献外，大多数成果是一批活跃的中青年学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著作；二是在运用理论分析某个具体经验现象时，中国学者的理论立场并不局限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理论，而是广泛借鉴英国学派、世界体系论、后现代主义等其他理论，以及经济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三是理论运用并不一个机械照搬的过程，而是需要对原有的理论做必要的逻辑延伸、扩展和修正，也体现出较强的创新性，尤其是在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性思考基础上提出一些创新性概念；四是许多问题与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战略需求相关，学者们理论立场各异，分析视角有别，但或多或少体现出中国的视角和偏好，或是以中国自身的发展及其外部世界的互动作为关照，或是希望借助其他大国的经验对中国的选择有所启发。
当然，上文仅列出了已经发展成书的一些理论应用型成果。实际上，这类成果还体现在大量的学术论文中，其中一些学者在某一问题上发表了系列论文，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大量应用型成果的涌现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引进学习向消化吸收和自主发展转化的标志，也为理论创造做了积累和铺垫。此外，在学科发展进入常规化阶段后，围绕具体的经验问题构建分析框架成为通行的研究方式。
第三类则是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吸收其他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出新的理论体系，这类成果主要以秦亚青的“关系理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以及唐世平的“社会演化理论”为代表。其中，关系理论较多地吸收了中国传统观念和哲学，试图将关系性提升为与理性并列的驱动因素。道义现实主义主要借鉴了先秦思想家关于国家间争霸的思想，将道义概念植入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崛起国与主导国竞争的核心。社会演化理论体现了对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综合，并借鉴了生物学的进化论。考察这些理论成果推出的历程可以发现，几位代表性学者长期追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运用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在大量前期积累基础上提出有创新性的成果。
从上述发展看，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经过了一个从理论阐释到运用的过程，目前出现了一些理论构建的努力。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更加多元，知识的来源更加多样，有学者在现有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下开展更加扎实而深入的经验研究，也有学者希望另辟蹊径，试图在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经验的基础上有所超越。
马：您提到中国学者开始提出一些原创性理论成果，它们的提出是否意味
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已经进入了一个理论创新期？
刘：这类成果的推出表明，中国学者不再满足于追踪国外理论发展，或是运用已有理论成果，试图提出新的理论概念或具有一定系统性的原创性理论。这些理论积聚了其开创者的学术积累和长期探索。
“关系理论”是秦亚青将中国传统理念与建构主义的思维方法相结合提出的成果，由“过程建构主义”发展而来。秦亚青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理性假定为基础，忽视了国际体系的过程和国际社会中的复杂关系。他将“过程”与“关系”两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理念移植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在2012年的《关系与过程》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型。秦亚青将过程定义为运动中的关系，并论证了过程的自在性、过程动力以及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2015年，秦亚青在《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一文中将以关系性为理论硬核的过程建构主义更名为“关系理论”，强调关系是任何社会人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基本依据。秦亚青强调，关系理论虽然带有明显的中华文化色彩，但又具有普适性意义，因为关系性在人类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它提供了对理性的一种合理补充。
针对关系理论，学术界已经有了初步的讨论。尚会鹏指出，关系与理性并不决然对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也并非忽视关系的作用；作为一种反映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概念，关系具有忽视人的个体性、忽视普遍性规则的缺点，而强调关系和关系类型对行为体行为的决定作用掩盖了行为体的主体性。同时，将阴阳学说和中庸价值观会导致理论本身变得模糊、难以确定。关系理论补充了理性概念所遮蔽的内容，将关系性上升为中国人行为的核心驱动因素之一。但应该看到，关系类型与理性考量对于行为的塑造和影响并非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中国置身于一个整体的国际体系下与其他国家交往互动，因此一个完整的理论需要将二者发挥作用的条件、组合及其对不同类型的行为的影响揭示清楚。
“道义现实主义”是阎学通在提炼中国古代国家间政治思想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尝试，探讨的核心内容是“道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属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范畴。2005年，阎学通带领清华团队开始对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发掘，希望能够丰富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并为中国崛起提供政策建议，前期成果集中体现在2011年的《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一书中。2014年，阎学通提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并在《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一书中加以系统阐述。这一理论在肯定现实主义关于实力、权力和国家利益假定的前提下，把政治领导类型和国家实力视为影响国家对外战略取向的两个核心要素，又把政治领导类型分为争斗、进取、守成、无为，将国家实力类型分为小国、地区大国、崛起国和主导国四类。阎学通认为，当一国实力达到了主导国或崛起国的水平时，道义的有无及其水平高低将会极大地影响国家战略的效果，因此崛起国应该采取王道的崛起战略。
中国历史上不乏国家间或类国家间互动交往的历史经验，比如争霸、结盟与反结盟等，而古典思想家们关于这些现象的思考也具有启发性，因此在探讨当代国际关系时引入中国古典思想并非没有合理性。但是，这样的尝试需要特别注意古典思想及其依赖的实践基础与当代现实之间的匹配。张锋认为，阎学通及其团队的特色在于将先秦政治思想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整合。但他同时提醒，这种以当代目的诠释古典思想的做法具有很强的工具性，而以字面意义而非真实意义来解读古典思想家存在一定的方法论问题。许田波认为，“王道”等中国古代思想与中国古代历史之间存在巨大的脱节，缺乏坚实历史支撑，属于理想范畴。应该指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属于规范性或处方性理论的范畴，旨在阐释一种理想的、应然的大国崛起情景，并为中国与美国展开竞争提供政策指南。从现实主义的立场观察，“王道”概念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容易被倡导者根据根据自己的立场和偏好来诠释。正如肯尼思·沃尔兹在批判美国试图占据道德高地的做法时尖锐指出的，“权力强盛的国家总是会，如同美国之所为，把自己想像成以世界和平、正义和福祉的名义行事。然而这些词语总是按照强势国家的喜好来定义的，往往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偏好相左。
唐世平提出的社会演化理论，试图从社会演化的视角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整合。唐世平认为，用系统的而非进化论的大理论来解释国际政治历史是行不通的。他通过分析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背后的根本以及辅助机制，得出了国际政治系统始终是一个进化系统的结论。在《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中，唐世平将生物学进化论中的“突变—选择—遗传”机制引入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中，演绎出了一个解释国际政治系统性变迁的社会演化范式。这一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在1648年以前是一个霍布斯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1648年至1945年间转变成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1945年之后则转向更加规则化的世界。
唐世平的理论建构工作建立在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体系之上，并引入了社会演化理论的视角。这一理论覆盖的范围相当广泛———从公元前8000年直至未来。作者的理论抱负也十分宏大，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现实主义内部围绕进攻性与防御性展开的争论，以及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之间的争论。然而，正如已经有学者指出的，社会演化理论的叙事过于宏大，内在逻辑还需要完善，特别是体系演化的线性特征、演化标准的单一性以及评估攻防能力的准确性等；另外，这一理论还需要进行更细致的经验检验。应该看到，社会演化理论中的几种理想世界之间的时间尺度极不相同———从几千年（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几百年（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再到几十年（更加规则化的世界），而空间范围也存在着从次地区到全球的变动，如何容纳时间发展不同步和地理空间变化所导致的结果差异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总体上讲，上述几种理论提出时间不长，引起的讨论只是初步的。从国际关系学科史的角度看，许多理论是在学术界的评价和批判过程中得以命名、成型和发展，那些有生命力的理论往往能够引发广泛讨论，理论倡导者对此不断修正与完善，并且有一批追随者能够加以运用和扩展，从而在核心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一个覆盖的经验事实更加广泛、内部分支不断延展的研究纲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些原创性成果要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一方面还需要完善理论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还需要围绕它们开展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
马：如此看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弱，但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那么，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是什么？
刘：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是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国际关系学科同样如此，外部动力主要是国际政治现实的变迁、来自政府或其他机构的需求以及技术的发展等，内在动力则包括学科内部对学科化和专业化的需求、跨学科知识的引入、理论之间和理论内部的争鸣等。具体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可以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的动力来考虑。
谈到外在动力，就不得不提中国自1979年以来实施的改革开放战略，这既是中国融入世界、走向世界的起点，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开端。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尤其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的动力主要有两点：其一，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经历了由开放到发展再到崛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日益加深，遇到的国际问题也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强烈需求。之前提到的四次辩论也主要是为了回应这种需求而展开的，在为国家提供政策参考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开始重视理论研究；其二，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学者有了更多的与外国学者交流的机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也被大量引入进来，推进到现在具备了批判和创新意识。此外，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新现象、新议题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空间，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开始细化，延伸到了国际安全、全球治理、国际制度与规范等诸多具体的议题领域。
理论往往被视为学科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体现了学科发展的水平，但理论又无法脱离学科而单独发展的。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所以能够得到推进，在于从国际关系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中，获取了强大的内在动力。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理论研究是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基础，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核心构成部分，而理论研究水平也受到学科发展状况的高度制约。一个学科的发展依托于一系列学术制度安排，包括在大学里设置专业、开设课程，建立专门研究机构，成立专业的学术期刊，由此这个学科才会被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研究和传授。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才出现这样的发展历程。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先后设立了国际政治系，开始进行系统而规范的国际问题教学和研究。相关专业和学位点在高校设立，标志着国际关系在中国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带动了更多机构的成立。
理论研究至少受到三方面学术制度的支撑和推动。一是人才培养机制的支持，主要是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正规的国际关系教学，培养了一批有志于从事学理研究的人才。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外在环境的制约，国际关系学者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但有一批学者保持着紧密的国际学术联系，了解国外理论动态，为后来的理论引进做了准备。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内学者出国交流访问更加频繁、便利，也由于一批在国外接受学术训练的学者回国任教，国内不少高校都能够建立比较规范的国际关系教学体系，开展更加系统和正规的训练，培养出一批对国际关系理论感兴趣的人才。21世纪以来，中国高校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学科点设置，不仅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建立了与国际关系相关的院系所，成立了专门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单位，并且招生人数、硕士博士点数量以及相关项目培养计划都呈现出了逐年递增的趋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外交学院以及其他高校培养了一批非常活跃的理论人才，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坚力量。
二是学术交流机制和平台的搭建，尤其是全国性学术行会和教学科研机构举办的大量与理论探讨有关的论坛、研讨会和培训活动。梳理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在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会议作为支撑，并通过发表专题讨论或出版会议论文集的形式推动了有关理论问题的进一步研讨。比较有影响的会议有，1987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1991年6月北京大学主办的“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与《世界经济与政治》联合举办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分别于2004年召开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及其批评”研讨会和2005年召开的“国际关系理论‘非主流’学派研讨会”等。此外，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以及其他学术机构每年举办博士生论坛，为青年学子开展理论交流和提升搭建了平台。
三是学术出版机制的保障，尤其是专业期刊的推动以及大量与国际关系理论有关的著作的出版。过去十几年间，《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当代亚太》《国际政治科学》《国际政治研究》和《欧洲研究》等期刊或创刊或改版，不断强化刊发论文的学术性和理论性，成为了学者们发布理论研究成果和进行思想交锋的阵地。在不同时期，一些重要的理论译丛推动了我们对国际学界理论发展的认识，比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国际关系理论译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现代政治学译丛”。进入21世纪，先后涌现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东方编译所译丛”、浙江人民出版社“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和“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等众多译丛，涵盖了各个理论流派的代表性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出版了28部中国学者的著作，其中不少都涉及对理论的评介、运用和构建，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进行理论探索的集中展示。
马：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理论无用论”“学科终结论”等论调，您是如何认识的？这种讨论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什么影响？
刘：国际关系学界有关理论无用、学科终结的讨论，针对的是21世纪以来“范式间辩论”销声匿迹，重大理论鲜有突破和创新的现象，主要兴起于国际学术界，但也有很多中国学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国内外学术期刊的发表情况看，有关范式、主义、学派和理论的探讨与十年前相比确实有较大的下降。根据一项国际期刊统计数据，1990年至2000年间，在12本主流政治学期刊上发表的国际关系理论论文占所有论文的11.18％；2001—2010年期间则下降到了5.64％。国内学术期刊也呈现类似的情况，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类论文有所减少。在10本主要中国国际关系期刊上，1990—1999年期间与范式、理论、主义和学派有关的论文占总发文数的5.9％，2000—2009年上升到11.9％，2010—2017年则下降至8.8％。
必须承认，国际关系研究的确面临一些困境，比如理论创新趋于缓慢、理论融合程度低、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脱节以及政策需求的冲击等。但是，从学术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客观认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冷战结束以来的近30年里，国际体系一直处在转型之中，并没有出现一个结构性的重大变化。理论不是凭空的思想创造，也不是一味的标新立异，理论创新的目的在于为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提供解释。而事实却是，一方面并没有足够多的现实素材为理论创新提供动力，另一方面既有理论对现实国际政治仍然具有相当大的解释力，并没有到束手无策的境地；其次，就理论研究工作本身而言，可以根据研究的性质，将其分为构建理论、应用理论和评论理论三种工作。其中，构建理论工作的原创性最高，却也最为艰难，需要很长的周期和精力。尤其是在今天，各个理论范式及其分支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新理论产生的空间被压缩得很小，理论创新只会愈发困难。再者，构建理论的工作看似位于学术分工的顶端，实际从事这一工作的学者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在中国，现实发展和政策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理论研究的空间，许多原本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发生了学术兴趣的转向。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趋于缓慢是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实，但如果由此断言理论无用，甚至学科已经衰落，则是一种不太准确的认知。最近几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仍在发展之中，有几个趋势值得关注。一是阿米塔夫·阿查亚和巴里·布赞等学者主张将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各个地区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打破美国和西方在知识生产中的霸权地位，推动非西方理论的发展和国际关系学科的全球化；二是在具体议题领域开发中层理论的构建，比如外交政策领域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得到了广泛应用；三是淡化理论流派的分野和独立，推动不同学派的学者围绕特定的理论概念展开对话，甚至尝试理论之间的融合。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处于一个常规科学阶段，而不是科学革命阶段。这个相对沉寂的阶段既是理论创新的平淡期，也是一个理论复兴的孕育期。尽管还存在种种不足，但应当看到，只要坚持开展严谨的理论探索工作，勇于提出创新性的成果，中国学者的努力还是会产生有益的成果。
三、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展望
马：一直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都存在着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学派”的主张。如何看待这些主张？如何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别性和普遍性？
刘：理论创造的确存在着国别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和权衡取舍。就国别性的一面来看，自己所在国家的国际地位、外部环境和现实需求可能成为学者们进行理论思考的出发点。秦亚青指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维护美国霸权，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中国如何和平融入国际社会。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对外政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确实会成为该国学者关注的重点。一个国家的学术传统和思维方式会使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鲜明特征，比如有些国家的学术界比较流行科学和数量化研究，有的国家则有较强的文化历史研究特征，还有的国家会呈现很强的逻辑思辨和哲学色彩。但是，理论也有其普遍性，至少是有一定限度的一般性。如果理论家只是根据自己所处国家的经验来构建理论，忽视更广泛的现实，构建出来的理论就会失之偏颇，难以经受检验。另外，评价理论的标准是普遍的，就是理论所使用的概念是否准确，逻辑是否严密，是否经得起现实的检验，以及是否产生了新的知识贡献。
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派等主张都强调了学科自主性和理论自觉性，与此同时，即使中国学者能够根据中国的思想观念、历史经验和当代实践构建出国际关系理论，我们不会只有一种来自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更不会有一个统一的中国学派。正如目前活跃的一批理论研究者的倾向所呈现的，中国的理论家会归属于不同的思想流派。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贡献”是一种更加准确、合理且可能的表述。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主张，应该将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知识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之中，使它从一个西方中心的学科转向一个开放、包容和全球性的知识体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者要作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一份子参与到知识生产和理论构建之中，要以开放的态度让自己的理论接受国际学术界的讨论和批判，从而得到认可和接受。
马：您谈到，现实需求的牵引使得理论研究的关注度在下降。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是对立的吗？如何看待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
刘：在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是两种基本的研究取向。在国际关系领域，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为对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概念、基本规律和重大命题的探讨，比如解释战争的原因、国家间安全互动的动力和机制、相互依赖的影响等。应用研究针对的是现实的国际关系问题的解决和应对，尤其体现为政策性研究，立足于分析国际形势和事件的发展，提供政策选项和建议。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比重有明显的变化。在理论萌芽阶段之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对国际形势的评估，对对象国情况的介绍和分析，理论研究的比重较小。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大潮中，与理论相关的成果数量呈现出非常大的增长。最近几年，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从事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学者定位逐渐清晰，分工日益明确。
虽然从事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学者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有所不同，但二者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都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也不存在对立一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过程中产生的困惑和政策需求，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充足动力和良好环境，但也让许多决策者、公众甚至学者过分地期待理论能够及时解决现实问题，从而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混为一谈。
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差异体现在研究目标、时间尺度、价值关怀和评判标准等诸多方面。首先，从研究目标来看，理论研究是知识导向型的，它旨在为我们提供一个解释社会运行的简化框架，来帮助我们认识复杂的世界。由于理论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因此再完美的理论也不可能还原全部事实，但它却能将现实中最重要的部分裁剪出来呈现给大众；而政策研究是行动导向型的，它往往是为了帮助决策者解决当下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为他们提供行动指南。在此过程中，政策研究者不可避免要按照国家偏好或个人意志去塑造甚至改变某些事实。其次，从时间尺度来看，理论研究关注的是长期的普遍性现象，这是因为任何现象和事物都只有在表现出经常性、系统性的特征之后，才能从理论上加以概括；而政策研究大多关注的是短期的应急性现象。再次，从价值关怀来看，理论研究需要尽可能地保持客观和价值中立，才能够科学地揭示出国际关系最为本质的内容，这也是经典理论得以长期保持生命力和解释力的原因；而政策研究服务于不同国家、不同位置的具体决策者，需要研究者根据环境、目标等因素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提供量身定制的对策建议。最后，从评判标准来看，好的理论往往能够用较少的要素去解释国际社会中那些最重要、最广泛的事实，并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围绕这一理论展开研究，进而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纲领。而评判一项政策研究成果的标准则在于是否能够帮助决策者解决燃眉之急，实现他们所设定的最优或次优目标。
马：您能否对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情况做一整体评价？特别是谈谈当前还存在着哪些不足和欠缺？
刘：中国的国力增长和国际地位提升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国家的崛起不只是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物质实力的强盛，更意味着知识上的崛起和贡献。尽管有了上面谈到的一些进展，但中国学者贡献的高质量、原创性理论成果并不多，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还相对较小，问题主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学术研究整体的实用化导向不利于理论研究。理论创造上的突破需要一批学者静下心探索学理性问题，以创造和积累知识为导向，而不是以适应外在需求为导向。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不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氛围还是各个机构的评价标准都鼓励短期的应用性研究，导致学术界倾向于追逐现实世界的热点话题。上面已经谈到了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差异，尽管二者在学科体系内并不完全对立，但由于开展不同研究的关注焦点和时间周期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每位研究者树立明确的研究取向和目标，有所取舍。好的应用性研究对于一个国家和学科来说当然十分重要，但如果仅仅以实用性和政策相关性来评判知识的价值，忽略理论在学术上的支撑性作用，就会导致学术研究的功利性，这样显然无益于学科的良性发展。
第二，国际关系学者的整体学术训练和知识结构还不能适应理论构建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主要来自历史、哲学和外国语言文学等其他学科。90年代开始，一批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回国，再加上本土国际关系专业人才培养的正规化和专业化，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越来越多地出自“科班训练”。不过，就培养过程而言，国际关系研究生在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上的严格训练还比较欠缺，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年轻学者大多凭着个人兴趣和志向涉猎专业领域的文献。与此同时，尽管人才培养更加强调专业化，但过于注重本学科也会导致学术人才出现知识面狭窄、结构不合理的缺点。如果考察那些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的经历可以发现，他们除了对国际关系本身的理解，还普遍掌握了科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外交史等领域的知识。
第三，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认识还不准确，难以开展有的放矢的批判，也制约着有效的理论构建。我们已经在理论引进方面走过了很长时间，也基本覆盖了国际学术界为人所知的理论成果。但是，对许多理论的理解还停留在表层，在评估和批判时没有深入其内在逻辑。比如，对理论创新本身的理解停留在提出新概念、新标签的层次，而忽视了这个概念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通行术语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个概念是否指向新的事实、带来新的知识。在评价理论时，我们经常指出某一个理论无法解释某一个经验现实，而没有考虑这个事实是否在该理论所预测的范围之内。实际上，理论构建就意味着对经验现实的简化和取舍，每一种理论都必须主张自己能够解释的对象的领域和范围，不存在无所不包的理论。另外，在批判理论时，经常从政治立场和个人偏好出发，而不是以理论的逻辑严谨性和经验有效性为标准。从知识体系上看，理论创新不会是完全割裂的，而是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有效批判建立更加合理论断和主张，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和疑惑。
第四，与国际学术界开展的高质量学术对话和辩论还不够。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既为中国学者走出去参与国际交流提供了更多机会，也使得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知识贡献有很大期待。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推出高质量的理论成果，参与到国际学术辩论之中，由此才能争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应该说，中外学者共同探讨政策性议题的机会已经很多，但在理论上与国际一流学者进行同台对话和辩论的机会较为有限。根据我的统计，1980—2017年，中国学者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国际关系论文约为350篇，既大大少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其他国家学者的发文数量，也少于国内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者的发文数量。这表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上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显然，我们不仅要产生高质量理论成果，还需要把这些成果推出去接受国际同行的讨论和批评，这对中国学者的理论知识储备和语言表达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要用通行的学术概念和话语将自己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看法阐释出来，不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而是在沟通交流之间完善对理论的思考。
马：您如何看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发展前景？有哪些理论突破的重点和方向？
刘：理论归根到底是一套关于现实世界的逻辑叙事，通过思维工具的抽象、简化和重构，将纷繁复杂、不易理解的经验现象转化得容易被人们所观察和认知。好的理论抓住了现实世界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内容和要素，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从而能够成为学术界普遍使用的分析工具。国际政治现实的发展始终是理论创建的基础和源泉，因此我们还是要更加细致地观察历史和当下的国际关系，通过比较发现一些有意义的模式和规律，结合现实世界的变化来发展、修正和完善理论。
从现实发展看，一些重要的现象和事实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更好的解释。首先，国际秩序及其所依赖的规则、制度的调整变化。当前关于国际秩序的讨论已经很多，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了不少以国际秩序为主题的专题研讨，文集、专著也有不少。但是，从成果的系统性和影响力来看，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较少能够超越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实际上，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学术界仍然没有达成共识。比如，如何对秩序做更加合理的定义和分类，如何判断秩序的成型和衰败，如何解释秩序变化的方向和动力，这些问题都还需要在理论上做更好的回答，从而为我们理解当今的国际秩序变迁提供支撑。
其次，全球与地区层次国际关系模式的差异性。学术界以往较多关注全球体系层次，比如整体国际格局变化、全球化趋势和大国战略互动。但是，每个具体地区的力量对比、秩序安排和行为模式存在着差异，许多重要的议题发生在地区或次地区层次，这种现象要求我们在构建理论时更多考虑各个地区国际关系运行方式的差异，同时通过跨地区的比较形成整体性知识。
再次，大国之间关系重组正在加剧国家行为模式的变化。过去20多年，学术界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单极为何没有遭遇制衡。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是在大国竞争强度较低的背景下提出的，抓住了冷战后大国互动的阶段性特征，也催生关于软制衡、制度制衡和对冲等多种多样的国家行为的探讨。但是，在近年来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原本在稳定单极体系下成立的研究问题可能不再适用，不仅是中俄与美国的竞争加剧，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在发生或显著或微妙的变化。大国之间的分化组合和竞争博弈为下一阶段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要素，特别是可以作为检验已有理论有效性和预测力的基准。
最后，中国学者特别关心来自中国自身的经验和案例可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中国自身的发展及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确提供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考虑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哪些行为及其所导致的结果是现有理论可以解释的，哪些确实对既有理论构成有效的质疑和挑战，其中又有哪些可以作为理论构建的素材。
在关注一些重要的现实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讨论创新理论构建路径的可能性。比如，从理论的分流转向知识的合成是一种可能路径。传统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呈现出彼此对立和不断分流的模式，各个范式之间彼此竞争和辩论，范式内部则分化出诸多分支。这种分流式理论构建的结果是，范式之间形成了比较森严的壁垒和界限，范式内部也被切割为一个个具体的领域，忽视了分析对象之间或者解释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未来的理论构建过程中，我们需要探索能否在范式内或范式间进行局部的、有限的合成，在此基础上构建解释力更强、解释范围更广的理论。
理论构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只有热情和抱负显然不够，需要学者们有扎实的学术积累、长期的思考钻研以及系统而踏实的科学探索。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开展原创性理论的构建也不是“平地起高楼”，而必须对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消化和吸收，对各个理论的优劣得失做出合理批判和反思，注重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思想观念、历史实践和现实经验的总结。
本文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一期，本文由“时政国关分析”微信公号编辑首发，转载请标明来源
